大厅的长椅上坐满了人，我在等妻子手术出来。
　　 从上午9点，妻子便进入了手术室，我一直坐在外面的长椅上等候。大厅里的白炽灯发出“嗞嗞”的声响，白色的光晕里到处弥漫着福尔马林的味道——向来不喜欢医院的氛围，它总让人想到病痛的折磨和生老病死。
　　 长椅上等候的人们，虽有的在小声地拉着家常，但眼睛却始终不离开手术室的门。
　　 有医生、护士穿着大褂，戴着口罩、头套急匆匆地进进出出，每一次进出，她们都要在门口倒换鞋套。也有病人被推入推出。推进的，一到门前，医生便叫家人止步，于是便有新的人群加入了等候队伍。推出的，听到护士在门前喊：“××的家属在吗？”便呼啦啦有一帮子人围了上去，七手八脚地接过医生护士的推车和吊瓶，将病人推走。
　　 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对一扇门关注过，它的关闭让我感觉到心坎上被设置了一道厚厚的屏障；它的每一次开启，又让我即兴奋又非常的紧张。我盯着那扇门，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仔仔细细地瞧着，随着它的开开合合，我的心也在翻腾着，我不知道，门里的，我牵挂的人儿，她现在怎样了？
　　 正是大年初四，远远近近不断有鞭炮声传来。看看手机，已近中午12点，有陪护的家人已买来盒饭在一边用餐。可妻子还没有出来，我开始担心，开始胡思乱想，一个眼部的手术，为何用时要这么长？
　　 坐在长椅上，我望着手术室门栏上方悬挂的时钟，指针正一格一格“嘀嗒嘀嗒”地跳动。突然，我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咚咚，咚咚”，杂乱没有章程。我的心里仿佛一下子植进了一只弹簧，越压越紧，越压越费劲，越压越沉重。终于，我有点喘不过气来，赶紧走到一边的窗前，推开一扇窗，不顾严寒扑面，我大口大口地做着深呼吸，立即就感觉到鼻腔一阵刺痛。
　　 转身时，妻正准备跨出手术室的门，一只眼打着疤子，斜缠着绷带，很像传说中的加勒比海盗。一下子见到了亲人，我有点想流泪。我赶忙跑过去从医生手里接过妻子，搀扶着她，怯怯地问：“没，没问题吧？”语气竟有点结巴。
　　 医生说：“没事，小手术，回家多注意休息，吃点消炎药，过一个礼拜来拆线。”
　　 谢过医生，扶妻下楼。回家的路上，我问：“疼吗？这么长的时间，我真担心把你的眼给做坏了。”
　　 妻说：“别担心，手术做的很细，很成功。再说了，就是做坏了我也不怕，不是还有你么。”
　　 “怎么？下半辈子你想让我给你当导盲犬啊。”
　　 “呸呸呸，大过年的尽说不吉利的话。”妻子用力地在我的胳膊上掐了一下，然后将我的手臂拥得更紧。
　　 我心中的弹簧居然没了，如卸下千斤重担一样，浑身轻松。
　　 2012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