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白菜价一路下跌，由开始的五毛一斤跌到了一毛钱一斤，当然是带帮子的。我本来一直是买剥得光光净净的白菜，图个用时候省事，所以，总得在买白菜时候，跟菜老板一声一声的讲价，在三毛四毛之间，饶舌，占些小小的便宜，以为生活中难得的趣事。买上白菜，顺路买上一块钱的彭家豆腐，回到家，倒足油，等油热了，放上足够的葱姜蒜、花椒大料，把白菜豆腐和切成丁的土豆胡萝卜（这两样是前些天整袋子买的）一锅烩了，香喷喷的也蛮下饭。虽然显得粗陋了些，简单了些，不过，我倒是觉得，这样就挺好，满不错，不必担心这“添加”那“元素”，让人知足，安心。“民以食为天”，还有什么比吃得知足、吃得安心更让人满意的呢？一天一天，就这样做着，吃着，不由得就想起一些与吃相关的记忆来。
　　 我是1964年生，按说没赶上那令人惊悚恐慌的“饥荒”年月，算是幸运的。从留存至今的一幅我两岁时候拍的照片看，当年的我还是比较“丰满”的，最起码长着一个大脑袋，脸蛋儿圆圆的，胳膊腿儿圆滚滚的，看去不可怜，不是如今面黄肌瘦、骨瘦如柴的模样，叫人一看就会情不自禁想起万恶的旧社会。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自己这种“惨不忍睹”的模样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从记事起，我就知道自己营养不良。遇到自己不好好吃饭，肚子难受，爸妈带了去找医生，医生会一遍遍说：“这孩子营养不良，开点健胃药吧，关键是让孩子好好吃饭。”于是耳边总少不了爸妈的劝说，这个要吃，那个要吃。我却始终不为所动。我抱定一个想法：凡是自己想吃的，就坚决吃，相反，坚决不吃。任你再怎么劝，没用。爸妈就常常用一个漫画故事拿我说事。那漫画说的是，有兄妹两人，妹妹见到什么饭菜就吃什么饭菜，长得白白胖胖，哥哥这不吃，那不吃，就像电线杆。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看到过的这个漫画，胖嘟嘟的妹妹跟瘦巴巴的哥哥，那个对比，很鲜明。这漫画十分伤人，它的直接作用就是，让我对不想吃的东西越发不想吃。我的妹妹为此很是得意。因为借此机会，她可以堂而皇之地大吃特吃，不仅吃掉她自己那份，往往把我那份也吃掉。她喜欢在吃我那份之前问我一句：“你不吃吧？你要吃你先吃。”她这种假模假样的“仁义”我很生气。其实她明明知道我不吃的，她这样问我，纯属成心气人。爸妈还常以她为样板，开导教育我好好吃饭，加强营养。殊不知这样做的后果是，逆反心理加剧，恶性循环。于是，我只好一如既往地“苗条”下去。
　　 我记事以后，妈常给我讲一件事。就是我的奶哥哥从我手里夺食的事。当年形势所迫，妈忙于教学，所以我从出生到三岁之前，是在奶母家生活的。奶母家跟妈教书所在的学校是在一个村里。所以妈课后也会抽时间去看看我。有一次，妈上完课急匆匆赶到奶母家，一眼看到比我大几天的奶母的儿子把我手里的一块玉米面窝窝头夺去，奶母也不管。妈心痛不已，她说，这是恰巧看见了，谁知道看不见的时候是个甚样？越想越怕，干脆就把我接回家去了。她要上课没条件带我，于是，我便跟着姥姥去住。在姥姥身边的日子，我觉得是幸运的。因为，姥姥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呵护。所以在吃这个问题上，姥姥是不可能让我吃亏的。但终究为什么我没有吃成一个胖小子，而一直是瘦巴巴的样子，这是无法说清楚的。后来上了学，跟爸妈住校，吃学校灶上的饭菜，大家吃啥我吃啥，也没刻意挑挑拣拣，一般也能适应，但相对而言，一直没妹妹那么好的胃口。
　　 想起跟父亲在S校上灶时，有一年吃的是加拿大玉米面窝头（谁知道这说法是从哪来的？反正老师们都这样说），特别金黄闪亮，但是有一股子又苦又涩的味道，吃着难以下咽。当年是七十年代前期，顺应形势，学校里办有小农场、小工厂。小工厂做粉笔，小农场种玉米、红薯。那几年，总有些日子，全校老师和“子弟兵”们（老师们的子女亲属）可以敞开肚子啃玉米、吃红薯。在以吃粗粮为主且还定量的年代，嘴上能得到这样的享受，真的很开心。那些时日，全校老师聚在一起，说笑着，吃着，一片喜庆气象，比过年也红火。还有一度时间，村里给了学校几麻袋鸽子，那些天，伙房里天天鸽子肉香味扑鼻。而这样集体享受的日子里，我却拿捏着，不敢过分放开肚子吃，惟恐自己不争气的肚子给自己罪受。
　　 1980年，上高中时候，我们住的宿舍是一排一排的。你站在宿舍门前，就能看到前排墙根，总有一溜黄灿灿的七大八小的玉米面窝窝头。那是同学们吃不了扔掉的。灶上总把窝窝头蒸的不是酸，就是硬，硬撑着吃上半天，也吃不进去的话，只好照墙根一扔了之。有一个老头，每天提一只编织袋子，绕宿舍走来走去捡拾。他还随手提一根棍子。我们问他提棍子做啥，他就说练武。说着就放下袋子，练起武来。别看老头年纪很大了，一招一式还挺像那么回事儿，而且老头身体确实好，腾挪移步转圈，耍上一阵，不喘气，稳稳地站定了，笑呵呵地问：“咋样？”就有同学从宿舍取出一些窝窝头来，说：“这本来是准备晚上吃的，看你武功耍得不赖，就奖励给你了。”老头千恩万谢，嘴里不住地说着：“好人哪，好人哪。”还有同学问：“你捡这些窝窝头是自家吃，还是喂猪？”老头扬扬脸说：“好好的东西，人吃呗。”同学们纷纷摇头，不信。
　　 那时候，还有一样东西特别难吃，就是钢丝面，是用高粱面做成的。一般是中午吃。每当值日生提大桶从灶上把这种面打回宿舍来，首先能闻到一股扑鼻的醋味。舀到碗里一吃，除了酸，还硬，咬不动，咬得牙疼。这种钢丝面，滑滑溜溜的，不仅吃的时候难吃，吃进肚子里，也十分不容易消化。这对于我本身就不好的胃肠来说，无疑是一种残忍的挑战。也因为如此，我常常只吃半碗这种钢丝面，便跑到街上去吃国营饭店八分钱二两粮票一碗的刀削面，尽管吃不饱，但是总算容易消化，对得起自己的胃。
　　 当年每个礼拜天回家，妈会烙七八个玉米面掺白面的饼子，让我带到学校。晚饭吃得早，等到下了晚自习回到宿舍，大家都饿得嗷嗷叫。各自取带的饼，倒一杯白开水，就上自带的咸菜，吃起来。有没带饼或者带的少早吃完的同学，就急惶惶到处向大家讨要，讨要不成就抢。说说笑笑、闹闹嚷嚷中，抢到手就下嘴咬上一大口，还得意地笑。被抢的同学只好叹口气，暗自盘算剩余下的饼是不是够捱到周末回家。
　　 一次午饭后去水房打水，遇到来校参加一个会议的父亲正蹲在院里吃饭。他问我吃过饭没，我说吃过了。父亲又问吃饱没。我正犹豫间，父亲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自己碗里的菜和馒头倒在了我的碗里。我问他咋办，他说再打一份。我便端着这份饭菜回到宿舍。没想到一进宿舍，舍友们便发现了新大陆，呼啦一下围上来，没用两分钟，风卷残云，我就只端着一只空碗站在那里了。我还记得，那是一碗猪肉炖粉条烩菜，我们轻易吃不到的，没想到我连一口都没吃，就让同学们分享了。
　　 一天午饭后，班里同学A拍拍肚皮说：“啊呀，吃了一个馒头了，就像没吃似的。”同学B就说：“纯粹是头猪嘛。”同学们都笑了。需要说明一点，我们的馒头说是一个半斤，其实顶多有四两。这A同学平日里就比大家能吃，他家也有条件，据说他有个在省城当工人的爹。每天午饭后，他往往让上街的同学给他捎回来一个两毛钱的黄烧饼，就当着大伙的面，一口一口地吃得满嘴是油，让大家不看不甘心，看了很难受。那年月，我每周的生活费是一元左右，所以这一天一个两毛钱的黄烧饼，也很是奢侈。
　　 这时，B同学就接着说：“你说吧，如果请你吃月饼，你还能吃几斤？”
　　 A同学张口就说：“那还不吃它二斤。”
　　 B同学转脸向大家说：“听见了吧，这家伙吹牛不上税，说他还能吃二斤月饼。咱这样，先向大伙儿借二斤，让他吃，”他又扭脸问A同学，“对了，你要是吃不了咋办？”
　　 A同学牛气冲天：“歇你的心哇。你应该问你自己，要是我能吃了，咋办？”
　　 C同学就说：“我来公正。你俩谁输了，谁就给谁二斤月饼。”
　　 众人都叫好。
　　 其时中秋节刚过，我们每人都还存留着一些家里带来的月饼。就有好事者向大伙儿凑够二斤月饼，放到A同学面前。于是好戏就正式开场了。
　　 一开始，A同学把一个月饼掰成四块，每块两三口就吞进嘴里，吃了差不多一斤后，速度明显慢了下来，他把那一个月饼的四分之一，又掰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往嘴里塞，腮帮子鼓鼓的，咀嚼得十分慢十分慢。就有同学说，实在吃不下就别吃了，小心吃坏。A同学摇摇头，嘴巴子仍旧一动一动的。我看着他嘴巴边上的月饼屑，想，这种吃法，就不叫享受了，这分明就是一种变相的体罚了。最终，A同学吃完了二斤月饼，又挣了B同学二斤月饼。但是，当天下午，A同学却没有到教室里上课。老师问起来，同学们就哈哈大笑，笑得老师莫名其妙。好容易问明白了，赶紧让一个同学带A同学去找校医看，说别胀坏了肚子。
　　 1982年秋天，我到C村做代教，住校。与我一起住校的还有三四个老师。一个是校长，一个是父亲高中时候的同学，他俩跟父亲同龄，另外还有两三位年轻老师。当时学校有一个伙房，从村里雇了一个大婶儿来做饭。早晚小米稀饭，高粱面窝头，水煮白萝卜，中午有一顿面条，菜还是缺油少盐的水煮白萝卜。伙房有一间屋子大，没有打顶棚，大锅灶上面罩着一大块塑料布。秋天时还没怎么注意这块塑料布，到冬天时候，塑料布上布满了一层黑色的东西。每当揭开锅盖，移开笼屉，蒸汽缭绕而上，这层黑色的东西扑啦啦直往锅里掉，那情形蔚为大观。锅里一般是熬着小米稀饭。于是每碗舀好的稀饭表面，都漂浮着一层黑东西。我看了恶心得无法动筷，老师们则习以为常，用筷子一一拨拉出去，照喝无事。
　　 那层黑东西，是苍蝇。
　　 慢慢的，我也就习惯了。生活就是这样子的。你会有板有眼地适应之，一直到新来的人用怪异的眼神看你，就像你一开始看别的老师一样。
　　 不过，伙食的差和不卫生还能让人忍受，不能忍受的是吃不饱。饭是定量的。那固定的一份根本不能保证我20岁身体的需要，你还不能独显其能地多定一份饭，我只好寻找别的渠道补充。常常补充的渠道是吃喜老汉的饼。
　　 喜老汉的饼屋离学校不远，出了校门，往北拐个弯就到了。是一间低矮的十分简陋的小屋。小屋里除了香香的饼味儿，就是浓浓的烟草味儿。
　　 走进喜老汉的饼屋时，喜老汉正坐在炕上吧嗒吧嗒吸他的洋旱烟。喜老汉的烟瘾够大。他就是在饼铛里烙饼子时，嘴角也叼着他的旱烟袋。喜老汉腮帮子一鼓一瘪，烟锅儿里火头红一下，灭一下。青烟袅袅，绕过喜老汉硕大的招风耳，冲屋梁升腾，消散在半空。烟杆上吊着的烟荷包晃来晃去。
　　 见我进来，喜老汉笑眯眯瞅我一眼：“来啦？”
　　 “又思谋吃你的干饼子来啦。”我说着，也盘腿坐到了炕上。
　　 喜老汉把烟嘴递到我眼前：“来上管儿？”
　　 我瞧着绿莹莹的玉石嘴儿，摇摇头：“今儿不想抽啦。”
　　 喜老汉敞开没牙的嘴巴嗬嗬笑：“这后生！你记住我的话哇，男人价，不喝酒不抽烟，成不了事。”
　　 我咧开嘴巴嘻嘻地笑。
　　 喜老汉欠身从饼铛里取过一只饼来，道：“趁热吃吧，还暄着呢。”
　　 我伸手接过饼来，张嘴就是一口，一边嚼，一边说：“喜老汉，你也舍不得放上些油。”
　　 喜老汉嘿嘿的笑：“鬼打得你胡说咧。”
　　 “就是嘛。”我把饼往他跟前一递，“不信你尝尝。”
　　 喜老汉不屑的撇着嘴：“看你说的，油能刮大风刮来？”
　　 我说：“你就忍心我肚里少油寡水的？”
　　 喜老汉还是笑：“你又不是俺娃，有甚忍心不忍心的。”说着话，他欠身取一只碟子放在我跟前，“这是我家祖传的腌咸菜，你尽管就上。”
　　 “祖传的？”我听着好笑，“哪辈子的？”
　　 喜老汉慢悠悠吸上一口烟，眼神有些迷离了，像是在回忆：“按说，咸菜底儿差不多是乾隆爷那年头的了。”
　　 我说：“哈哈，你就蒙我吧。”
　　 喜老汉扭脸看着我，说：“不哄你，听我爷爷说，他爷爷辈就是专门卖咸菜的……”
　　 喜老汉一脸的沉静模样，倒不像一向的嘻嘻哈哈样子了。或许，这咸菜真的有些讲究，也未可知。细细咀嚼，也辨不出什么特殊的滋味来，如果说有些什么别样的感觉，也纯属心理作用。不过，这咸菜确实好吃。我就一根咸菜，咬一口饼子，倒也吃得有滋有味。
　　 听喜老汉说，他老伴早年间就去世了，本来还有一个儿子与他相依为命的，不承想两年前也得急病走了。“唉，生来的苦命相，怨不得别人。”喜老汉常常吧嗒一口烟，幽幽地说。我不知道他是说他老伴和儿子的命相苦，还是说他自己的命相苦。从他的话里，只能感受到那种饱经沧桑的无限感慨。每逢这时候，我就故意说些别的话，尽量让老汉开心起来。其实喜老汉也是个豁达人，很快就又有说有笑的了。
　　 那个冬天，我究竟在喜老汉那里吃了多少个饼子，记不得了，一毛钱一个的饼子，我每次去了只吃一个。毕竟，这算是正顿饭以后的补充，不能太过了。吃着饼子，跟喜老汉聊着天，那漫漫长夜，过得快了许多。
　　 八十年代中期，我进了工厂，最初在食堂。常常见一个瘦瘦的青年用板车从炭场往食堂拉煤。每当拉到食堂一车煤，他就用衣袖擦着脸上的汗水，问食堂管事的要票，据说他拉一车煤能赚三毛钱。当年我每月工资19元，他拉一车煤相当于我半天的工资，按这样算下来，也不错了。我们灶上最贵的炒菜是三毛钱一份，所以大伙常跟这位年轻人开玩笑：“哈哈，你又赚下一个炒菜了。”年轻人本来就红的脸越发红了，他低下脑袋，在众人的哄笑中，驾着板车离开。没过一会儿，他就又拉着一车煤缓缓走来。我心里暗叹：“好家伙，照他这样拉，一天赚的钱比我们多好多了。”事实上，他是生产车间的一名工人，他这是在班后给食堂拉煤。所以算是外快、补贴吧。这样算下来，应该能贴补他的伙食了吧？不过，据说，他并不舍得买炒菜吃，往往是馒头也吃不饱，因为他家庭经济情况并不乐观。别人知道他肚子大，吃苦多，家境不好，就把吃不了的馒头主动给他。他也默默地接受了。
　　 2002年春，迫于生计，我到市里打工。最初几年，单身在外，吃大街上的大碗面是常事。半敞开的棚子里，大锅灶前大师傅忙着削面，来吃面的人在一排一排的长凳子上坐了，等着跑堂的把热气腾腾的面端过来。我通常有个小碗就够了。中碗就有些多。大碗，那是实实在在的大碗，不仅碗大，面也冒尖儿，一碗足够我吃两三顿了。那些做泥水工的人们，一般就是吃这样的大碗面的。他们踢踢踏踏、嘻嘻哈哈走来，脸庞红扑扑的，工作衣上泥灰点点，一屁股在长凳上坐下来，相互之间打着趣。等到大碗面端上来，他们把辣子浇上，剥一两瓣大蒜，还有的剥一棵大葱，呼噜呼噜地吃着面，噌噌地就着大蒜和大葱，满头满脸冒汗，满头满脸的自足自得。常常，我吃完了自己的面，便看着他们吃，觉得，生活的滋味实在没有多么玄乎多么复杂。酸甜苦辣尝遍，人生就这么简单地过，也算是一种快乐吧。
　　 2011.11.23-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