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是鲁迅先生的一篇著名的白话文小说，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总让人记起那个著名的细想命题：“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人们一次又一次地从作品的社会批判角度，深挖那个“无爱的人间”对自由与爱情的扼杀，并由此深化出爱情自由的社会变革基础主题；此外人们顺着作者国民批判性的角度，表现了作者对于所谓进步与革命的小知识分子懦弱无能，冷酷无耻的真面目无情的讽刺。作为小说作者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战士与精神领袖鲁迅先生，《伤逝》拥有这样的解读也是符合作者的批判意图的。而在读完美国学者哈里•列文的题为《堂吉诃德原则：塞万提斯与其他小说家》的论文以及首都师范大学李丽琴先生的论文《幻灭》之后，我发现再所有关乎“思想革命”的现实之外，《伤逝》更揭示了一种“现实与理想的对抗与冲突”的事实，简而言之，就是：“盲目的爱”与“残酷现实”之间的原则对抗后的毁灭性悲剧。本文试图从哈里•列文的论文出发，解构其文中提出的“堂吉诃德原则”，并借此再读鲁迅先生的《伤逝》。
　　
　　 一、 解构《堂吉诃德》中提炼出来的“堂吉诃德原则”
　　
　　 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哈里•列文在论文《堂吉诃德原则：塞万提斯与其他小说家》中认为
　　 “真正的小说蔑视小说”，李丽琴先生在这里将后一个“小说”解释为“小说性”，并论述了小说与小说性的关系。他认为：小说性就是对人们心目中的现实世界的极富浪漫色彩的描绘做一种相似性的虚构吗本性就是“觉其可爱但不可信”。要真是还是要谎言，的确是小说的魅力所在，小说关系在列文看来就是“读者可以把自己等同与小说人物，并以他的情感代替自己的情感”。而这种情感的深入与苦闷则必然导致的是一种“文学病”的泛滥与精神鸦片。正如《堂吉诃德》中主人公对于“骑士小说”迷狂与幻想，整日把自己等同于中世纪骑士的身份，把中世纪的骑士精神贯穿在虚妄的现实自身中，“患病的读者迷失于小说虚构的环境中而不能自拔，偏执于想象中的现实生活而显出许多与真实格格不入的失常举动。”堂吉诃德的疯狂，把山羊看成了敌人，把丑陋的牧羊姑娘当成心爱的贵妇人，整日冲杀在虚幻的心境中，最终在现实的残酷中受伤死去。无疑，塞万提斯的创作初衷已经到达其化解“骑士小说”不良影响的目的。《堂吉诃德》成功之处也在于此，它架构了“书中书”的形式，以一个读什么信什么的真诚读者在现实生活中盲目模仿书上人物的行为而到处碰壁的故事，检验了他所批评的风行一时的骑士观念的虚无与虚妄。这时候的《堂吉诃德》也从游戏发展到了反讽与批评。
　　 在塞万提斯之后，《堂吉诃德》的创作模式似乎一夜成名，风靡世界。列文将《堂吉诃德》看成是欧洲文学的里程碑，同时，事实也确实如此。欧洲众多知名小说家纷纷运用塞万提斯“所发现的那种基本程序”。即所谓的“堂吉诃德原则”：一是拥有一位患文学病的主人公；二是主人公在现实环境中无法实现；三是主人公一定是情感热烈的人，而最终会走向失败；四是故事的悲剧必将引发人们对于现实与虚幻的精神思考，同时能起到劝戒的作用。
　　 著名作家萧伯纳把这一原则概括为“描写幻想破灭的技巧”。不同作家对同一个问题的表述如此一致，以致于列文得出了“每个作家都独自地法现了堂吉诃德原则”。可以见到的是，鲁迅先生的《伤逝》揭示的“毁灭与现实”、“理想与现实|”而言，很容易发现的是鲁迅先生的创作也运用了“堂吉诃德原则”。
　　
　　
　　 二、《堂吉诃德》的“堂吉诃德原则”在鲁迅先生《伤逝》中的实施
　　
　　 （1） 傀儡与牺牲
　　 在中国的历史上，鲁迅先生说：人们用语言虚构了一个革命，那就是辛亥革命，中国的现实却没有任何改变。这种语言的虚构与客观世界之间没有任何的必然关系，于是，语言本身没有任何保证和负责的作用。由于易卜生《娜拉》的影响，中国大地一夜之间涌现出千万个“中国娜拉”们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的“娜拉们”。对于这种狂风暴雨般的冲动与追求，先生保持着冷静的头脑，并且运用小说的形式虚构了两个中国式的“娜拉”挣脱了封建束缚后爱情与梦想的破灭，及时地告诫了大群被西方理想主义文学作品冲昏了头脑的人们。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先生的创作意图表现了和塞万提斯同样的明智与敏锐。
　　 易卜生的《娜拉》以出走为结束，以结束为毁灭新生，但她没有新生就谢幕了，存在人们脑海中的只有迷狂与热情，只有对自由与爱情的美丽渴望。而先生的《伤逝》则是结束的开始，是正视了易卜生所没有正视的问题。易卜生的重点则成为了鲁迅的起点。再茫茫黑夜中，挣脱出走的“娜拉”能终究走向自由吗？易卜生留给了人们一个大大的疑问，同时也给了鲁迅先生展望与思考的空间。而可喜的是，鲁迅先生敏感的洞察到了这其中的矛盾，那就是出走之后与社会的矛盾和自我存在的危机。人不能脱离社会的存在，任何人都无法脱离。娜拉有其特有的个性，但无法保证的是出走后的娜拉会不会永远游离于社会世俗之外，无法保证的是娜拉，再个性的标榜下能否生存。
　　 因此再《娜拉走后怎么样》一文中，先生理智的提出了“傀儡”和“牺牲”的问题。傀儡的最终意义无非是无可奈何的任人摆布，最后很可能是被“逝去的流水”冲回阴暗的臭水沟。在自身条件不成熟的条件下，仅仅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最终会失败。他把这一切归结为时代没有给“娜拉们”足够的条件，“除非经济体制改革了，那么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他把这些敢于尝试的人比作勇士，但他认为这样的牺牲没有必要，因为“无需震劾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2）《堂吉诃德》原则在《伤逝》中的运用
　　 《伤逝》中的两个人物形象——涓生与子君是中国式的“娜拉”，他们勇敢的出走了，而作为“傀儡”而言的是因为作者设立了“书中书”的原则架构，操作他们的是作者为之设置的他们的经常性读物《娜拉》、《海的女人》等等作品。他们患病了，患的是“这盲目的爱”“自己情愿闯出去作牺牲”，却实现他们“堂吉诃德式的抱负“挣脱礼教和社会现实的束缚”，他们敢于行动，果敢而又热情，可是浪漫之余，他们没有想到自己恰恰生活在一个不具备现实条件的解放爱情的社会中，他们不得不从《娜拉》转移到“小油鸡”式的庸俗与悖逆。他们的生存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本身就是一个可笑的悖论。
　　 首先，涓生和子君是典型的文学病患者。这一点相对于《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有着同样的病态与狂热。堂吉诃德阅读到了大量的骑士小说，类似于风行一时的骑士小说《阿妈迪斯德高拉》，正是这部骑士历险记使他迷失于书中描绘的世界而把自己变成了书中的骑士，并在书中义无反顾实践着自己想象中的骑士梦想。，这种被称之为“堂吉诃德式的抱负”又被人称之为“堂吉诃德似的文学病”。涓生子君“闲谈，提到文艺，于是设计外国的文人，文人的作品：《娜拉》、《海的女儿》，称娜拉的果敢。。。”他们在一起是“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俗，谈男女平等，他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可见他们的生活的中心内容便是书本知识，他们的偶像就是像“娜拉”式的决绝英雄。“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权利干涉”他们带着文学的狂热性，无视社会的惊疑与怖惧，毅然果敢地走在一起，同居了。同样，堂吉诃德，在骑士小说的启动下，不管周围的人们如何看他，也毅然穿上了骑士的战袍，跨上驽马，开始了他“自以为浪漫的”骑士生涯.，然而无论是中国的娜拉还是堂吉诃德，他们都没有承受现实社会沉重，一个只知道“冲杀立功”，另两个只知道“果敢热情”，涓生和子君无从知晓恋爱与婚姻的实际经验。他们承受着的只是小说文学的操纵。
　　 其次，涓生与子君陷入了理想热情中，狂热间，成为了不折不扣的行动主义者。他们是“特别”的人，“自己情愿闯出去牺牲”。子君和他们“叔叔”早就闹开，涓生也和几个嫉妒和胆怯的朋友绝交了。他们独立成一个家庭。他们梦想着，同时又在不断地实践着，他们最初幸福而宁静，而且，他们还在着“宁静与幸福中继续着将来的梦”。堂吉诃德也当如此，他狂热地相信骑士的英勇与受人尊敬之余，他实践者一个没落骑士应尽的义务，他释放囚徒，冲杀风车，虽然充满搞笑的气氛，但丝毫不减他对于骑士这一职业的热情与尊敬，他努力实践着，为的是他崇高的理想。
　　 再次，两人憧憬的“将来的希望”与当下的社会条件是格格不入的。在社会改革没有完成之时，偏执的热情与盲目属于另一个特定时代的理想，而个体与与社会的冲突则必然导致个体的毁灭与丧失。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想如潮而来，婚姻自由被作为启蒙意识的一个重要思想被西方介绍到中国。然而，在中国，伴随着甲方和自由的诸多条件都没有发展，甚至连“辛亥革命”也只是停留在表面的语言之上，古代中国长期的社会思想深深地同封建经济扎根在一起，这种社会现实下，妄图通过简单的人文宣传和思想改造，必然会遇到社会上的重重阻力。涓生送子君出门，面对的是“脏兮兮的玻璃上那张好奇的老脸”，到外院，又是那张“玻璃后小东西的脸，夹着厚厚的雪花膏”“我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绩效，威胁和轻蔑的目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缩”；涓生失业，子君也越发郁闷，在社会和现实的双重包围下，子君屈辱的回到父亲家中，却仍然姚蜜那对父亲的“烈日般的威严”和“白眼”。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个性自由婚姻自由，不可避免的是曲折又艰难。堂吉诃德，有些不一样，他所处的时代并不像《伤逝》主人公那样所在于一个未来的世界，他所处的正是他梦想的未来世界，他想去的是历史的世界。在骑士社会一去不复返之时，堂吉诃德妄图重建骑士制度，他渴望人们都热情与理解，渴望贵族的承认和帮助，然而不可能的是，社会历史的车轮不会等他，历史总是勇往直前。堂吉诃德的个性终究也无法被现实社会承认，只能是自我施虐。
　　 最后，不可避免的毁灭总会到来。当涓生与子君的爱情变成平庸和无聊时，结局变成了不可抗拒的悲剧。子君磨练的思想终究是一个空虚，涓生在“享受了短暂的宁静之后，渐渐地清楚了她的身体，他的灵魂，不过三个星期，我似乎于他更加理解”同时“子君也没有那么幽静，善于体贴”，当他向子君表示不爱的真实时，毁灭随之而来。他们失败了，这是悲剧的必然，他们尝试的爱情与自由像“娜拉”式的勇敢最终毁灭。他们是乐于牺牲的勇士，却对于看客的影响总是那样微乎其微。
　　 堂吉诃德死了，他的死是时代杀死他的必然结果，然而可喜的是，堂吉诃德的目的达到了，他的悲剧是作者的意图，即唤醒被骑士小说沉睡的人们不要沉迷在万恶的骑士小说之中。鲁迅的先生最终让涓生与子君的梦想死去，也及时回答了一大群被狂热理想兴奋的人们的疑问。然而人生就是悲剧，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了那一群勇敢突破现实的勇士，没有那些敢于突破世界桎梏的勇者，那么这个世界之能是归于平庸与无奈。因此，人生的悲剧是进步，艺术袒露了整个人生的不幸与悲剧，而这也是艺术的最高境界，这也是所有理想毁灭后的永恒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