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庆六十一周年前夕，新华社《了望》周刊载文“黑监狱”，引述一份权威的调查报告：相关省市在京设立劝返场所73处，其中地“市”级设立的分流场所57处，占78/。。46处为非经营性场所，例如农民的出租屋等；27处为经营性宾馆、旅店、招待所。
　　 在上述场所当中，有一家叫安元鼎的公司，成立了一个护送部，专门帮各级政府抓送、关押上访人员。成立之初，护送部的任务是应驻京办要求，从接济服务中心将访民接来稳住。后来越来越狠，发展成立了“黑监狱”。
　　 安元鼎，是北京的一家并不知名的保安公司，但却有着非同寻常的业绩，2007年的业务量是62万，到2008年猛增到2100多万元。业绩突出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力量在做推动？
　　 近来，媒体越来越深入地调查揭开了其肮脏丑恶的迷底：种种迹象表明，安元鼎的主业竞然是非法监禁、押送到北京上访的民众，这家时间短却发展迅猛的保安公司涉嫌在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为地方政府服务并收取佣金，以限制上访者自由并押送返乡，甚至以惨酷手段向上访者施暴，打到“彻底屈服”并写下永不上访的保证书。
　　 一个道德和良知尚存的人，看了上述报告之后，一颗怦怦乱跳的心一下子揪紧了。怎么了、怎么了，我们的党和政府怎么了？我们的社会和国家怎么了？这些事是真的还是假的？一连串的问号倾刻间充斥着大脑。然而，报纸、电视、互联网，连篇累牍的报导、转载。白纸黑字、大幅照片，将事实大白于天下。这情形之下有谁再不相信，他肯定是一个比傻瓜还傻的大傻瓜！
　　
　　 “三月茵陈；六月蒿。”年长的人们不会忘记：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共和国成立之初从嗷嗷待哺到蹒跚学步，走过了几个艰苦年头。若大的一个国家历经几千年的磨难，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如何走出困境，社会主义道路怎么走，一直在困扰和考验着打了几十年战争的新中国领导人。和平环境下企图享乐腐化的思想在党内外干部的头脑里产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两种路线的分歧在高层领域里初露苗头；翻身解放的劳苦大众急于过上好日子，错综复杂的矛盾严重影地响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常进行。一场两条路线的政治斗争在全国范围内无可避免地悄然萌动。
　　 为了既达到统一思想又不使斗争扩大化而伤及广大群众，伟人毛泽东及时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光辉著作。后来，毛主席又多次讲过：“什么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那些年代我们的党和国家就是靠着这种“群众路线”，胜利完成了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和抗美援朝的伟大壮举！埋葬了烈士的遗体，擦干身上的血迹，医治了几十年战争的创伤之后，紧接着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百折不挠的精神缔造出一个红旗飘飘、阳光灿烂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尽管那个年代我们的国家相当贫穷，甚至吃不饱、穿不暖；但是，一个八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党政军民在毛泽东思想的统领下团结得犹如一个家庭一般，夫唱妇随、尊老爱幼，齐心协力抓革命、促生产。为了抵御帝、修、反的亡我之心，我们始终抓住党政军民关系这条主线，全国上下一呼百应，人心凝聚、天地人和，力克万难以排山倒海之势！
　　 在以后的许多年中，开国领袖毛泽东以他伟人的胆略和气魄，向全国的人民公然召示：“要人人关心国家大事”。让工、农、兵以绝大多数的比例参与上层建筑领域的管理，广大人民群众既是劳动者又是国家的主人。干部事事带头，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如有以权谋私、作风败坏者，一经检举立即查处！
　　 为预防腐败，毛主席、党中央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直接付诸于人民。党章上明确规定：党员对上级提意见，可直接上告中央。“拥政爱民”，其策略英明伟大造就了共和国三十年的政通人和；硕果累累，民心向上人民领袖万古流芳！
　　
　　 一九七六年，一代伟人毛主席去世之后，国家形势在泪雨倾盆中急转直下。法律、政策、伦理道德等等，仿佛在一夜之间重新调整了方向，有的甚至是180度大调头。茫茫苍穹下天旋地转，令许多人其中包括高、中级干部都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北。结果是：有的坚持“按既定方针”被撸了杆子；有的左右摇摆、前后观望、督导不力被中途易帜换将；有的心知肚明，却“难得糊涂”，不管三七二十一，“蟹子过河随大流”，随风转舵“有奶便是娘”！
　　 社会转型风起云涌，经济大潮水急浪高。仅仅几年时间，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红色中国，一下子变得地痞流氓横行、娼妓小姐遍地、贪官污吏多如牛毛！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使国民经济有了较快的增长，但官场民风、伦理道德一下子退回解放之前，社会矛盾猛增几十倍。官与官、民与民、官民之间，各种各样的民事、刑事、经济案件层出不穷，社会动荡如一艘远航的舰船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一乱象的发生，我们的社会主义航船该如何航行？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什么人操舵，其首选肯定是舰船的稳定！
　　 的确，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然而，这个良好环境的构造从“转型”初期就应该科学的设计打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一切向钱看”把人的思想、伦理、道德大幅度的扭曲，不稳定因素急剧增长。能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主要不是简单的方法问题，而是立场问题和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社会矛盾是谁造成的？毫无疑问：第一是贪官污吏，第二是地痞流氓。贪官污吏依仗手中的权力居高临下，无不每时每刻在对社会环境起着督导和主宰沉浮的作用；地痞流氓则如细菌和病毒一样随环境条件而生存。要净化社会，“治标必先治本”是一个简单而正确的道理，而绝不可以简单地靠剥夺公民的合法权利！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全国各地经常看到这样的景象：光天化日之下，许多政府官员和警察在车站、港口、城乡结合部的交通要道、高速公路的出入口布控，强行拦截公共汽车和民用车辆，粗暴的将人拖下车来拳打脚踢之后，象抓猪一样塞进囚车。其场面十分血腥而恐怖。过路者偶尔碰上，还以为是在抓捕“通缉犯”。
　　 今天抓、明天抓、后天还在抓。哪里来的那么多的“通缉犯”？后来人们才知道，被抓者都是“上访者”。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公民被剥夺上访、举报的权利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近五十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战乱国除外，在近些年的世界各国中也是绝无仅有。面对如此的暴力治国，天下人齐声指责：“这那里是在治国？分明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公然践踏！”
　　 “上梁不正下梁歪”。历史经验充分证明：凡是全国性的歪风邪气，其根源总是在上面。原来，对上访者大肆抓捕依据的是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日颁布的《信访条例》。该《条例》的出台是无能之辈在“金钱万能”和“精英治国”的指导方针下，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奴役和对社会民主进行打压的产物。《条例》的宗旨就是“不准上访”！
　　 据考证，早在960年前的北宋，朝庭命官包拯开创了“击鼓升堂”的先例，老百姓有冤屈，可直接到县衙击鼓告状，一县之首的县太爷听见鼓声扔下琐事就得赶紧升堂。假若对某一级的判决不服，可随时到上一级府衙击鼓告状，官老爷不管事务多忙，都必须闻鼓升堂。尽管那些个朝代法律法规简单、粗陋，尽管那时的贪官污吏已横行于世，但击鼓升堂的制度类比我们现在的“法律法规”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由于前些年在倡导社会发展和治理方面的重大失误，导致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具增，人民内部矛盾错综复杂，但最后都归结为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因为我们共产党是执政党，我们的政府始终定位“人民政府”。人民群众遇到困难和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找党和政府。我们的领导干部只有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深入实际，走群众路线，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才能找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和对策。
　　 一些人民内部矛盾之所以久拖不决，以至发展到对抗、冲突，最根本的原因是领导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甚至严重损害群众的利益，把群众不当人看！
　　
　　 二00五年一月十日，国务院令（第431号）颁布了修改后的《信访条例》。很显然，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立足于“以人为本”的大政方针，已经意识或早就意识到旧的《信访条例》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危害，及时删除和修改了与法律相冲突的条款。公民的基本权利在《条例》中给予了初步的肯定。
　　 修改后的《信访条例》，一改旧《条例》中有关对上访和越级上访如何制裁等蛮横无理的霸王条款，明确地向各信访部门提出了严格的接访程序和督导规范，以及工作不力引发不良后果应负的责任，只有极少的几项条文是为规范上访人提出的。其中第十八条和第二十条规定：“上访人数一般不得超过五人，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不得有下例行为：
　　 (一)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周围、公共场所非法聚集，围堵、冲击国家机关拦截公务车辆，或者堵塞、阻断交通的；
　　 (二)；携带危险物品、管制刀具的；
　　 (三)侮辱、殴打、威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
　　 （四）在信访接待场所滞留、滋事，或者将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弃留在信访接待场所的；
　　 （五）煸动、串联、胁迫、以财物诱使、幕后操纵他人信访或者以信访为由借机敛财的；
　　 （六）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其他行为。
　　 第四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国家工作机关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或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驯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上条款，虽然不能体现真正的民主自由，且字里行间带有一定的火药味；但如果能照章办事，也能体现一定的“和谐”。上访人中的绝大多数是在某一问题或某一事件中遭遇不公；或长期遭受领导或上级的打击报复；有的是养家活口的果树一夜之间被砍光；有的是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强占；有的是祖祖辈辈赖以栖身的房屋被强拆；有的甚至是被非法剥夺了家人的生命而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等等、等等。如果能依此《条例》办事，认真公正的给予解决问题，他们肯定会遵章守法，甚至感恩不尽！只可惜，中国的法律法规如牛皮筋一样，操作起来伸缩性太强。加上“官爷”们抱紧成团一致排外，恐怕拔出萝卜带出泥。因此，一端导致官场和司法腐败；一端让百姓无故遭殃！
　　
　　 多年的社会实践证明：上访者往往是社会底层最弱势的群体，上访之前他们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着不公，人身、财产或某些方面正在被人侵害。有可能他们到法院立过案，被“不予受理”而拒之门外；有可能他们根本就打不起官司；也有可能是与之有关系的公诉案件遭判决不公而没有上诉权------
　　 处于上述种种情况的当事人，想讨要公道，唯一能走的路只有上访。
　　 上访之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所抱的信念仍然是坚持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他们所信奉的信条自始至终是“有理者走遍天下”！但接下来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却百分之百的在基层政府的信访部门遭到推诿扯皮。其方式不外乎：再请示请示、给调查调查、再研究研究，或是这部推给那部门、那部门再踢给这部门，反反复复、来来回回踢“皮球”，用他们的官话解释叫做“谐调”，这是县、乡两级信访部门通用的手段。
　　 再向上走，没有县级信访部门的介绍信，一般不予接待，就算开恩接待，也是走过程，县级以上都以《信访条例》中的“属地管理”为由一概不予调查处理。他们唯一能做的最高礼遇就是对信访人所反映的问题登记在册，然后给开一张“便条”将人再反介绍回原籍，这就叫“属地”管理。
　　 “问题”得不到解决向上走，上去之后介绍回来。不予解决再上去上去之后再介绍下来------这就是信访的“怪圈”。
　　 从基层到中央共五个级别，上访者一个轮回需半年时间，被踢上几圈就是几年，问题仍原地不动丝毫得不到解决。各级政府信访部门就是用消磨上访者的时间、消耗上访者的资金和斗志或使用强制手段，只要能迫使上访人“善罢甘休”，就算“维稳”取得了“重大成果”。其不知，由此而结下的民怨更加后患无穷啊！
　　 问题严重的，或处于对问题的执着一再坚持上访者，还有三种结果：一是被抓进“黑监狱”；二是被送进精神病医院；三不是被“失踪”就是被“交通事故”了。
　　 以上三种结果的前两种已司空见惯；后一种属“时有发生”，一般都是黑、白两道合力操作，其手段残忍、毒辣，令人毛骨悚然！
　　
　　 随着时空的变化，人类社会在相互争斗中踉踉跄跄的走进第二十一世纪，其人权和人类文明较过去有了根本的改善。奇怪的是：我们以社会主义大家庭号称新中国的基层政府竟然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刑法》的约束，对自己的“衣食父母”大加杀戮。说来可笑：他们丧尽天良的行径除了1995年的《信访条例》之外还有一纸与《宪法》和《刑法》相冲突并已经被废止的《收容法》为“依据”。我家乡——青岛胶州湾畔的一个沿海小镇的镇政府，近几年来因强占耕地、村庄改造、强制拆迁等先后将四十多名上访村民送进了“黑监狱”。关押期限少则几十天，多则达半年之久。他们（上访人）所犯的“罪行”就是对自己的承包土地维权，有的甚至是为保护集体的大片土地免遭破坏。难道镇政府不知道：所谓的《收容法》在2007年的一次震惊朝野的事件之后，于2007年6月20日已经被嘎然废止！（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