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宋江具有起义农民的英魂气概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他对割据梁山泊的前途信心不足，不敢冒起义失败的风险。当初“敢笑黄巢不丈夫”的豪情壮志，终被招安归化、青史留名的自欺欺人的想法取代！
　　 《水浒传》第三十二回，宋江与武松分手时道：“……入伙（二龙山）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宋江的这种腔调一直持续到最后，体现了他虽胸怀大志，但面对现实又患得患失。这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自相矛盾的招牌，体现了宋江的政治动摇性。
　　 这种动摇性，使天下多少英雄好汉望而止步，多少梁山好汉心灰意泠！既大大削弱了自己的政治号召力，又大大削弱了梁山义军的斗志，注定了失败的命运。《水浒传》第七十七回至第八十回里，朝廷派往征剿梁山泊的很多高级将领被梁山宋江捉了又放，极大地削弱了义军的斗志。更为奇怪的是，宋江见到朝廷重臣，不是怒目而对，相反他大谈起义之无奈，招安报国之云云，实在让人费解。
　　 那时候，北宋王朝盛平日久，累世因循末俗之弊，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徽宗荒淫无耻，重用蔡京、高俅、杨戬、童贯等“四贼”，政治腐败。另外，宋朝鉴于残唐五代藩镇割据之弊，尽夺藩镇之权，世代谨守祖宗“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立国原则，事权分散，人浮于事，形成冗官冗兵冗费、积贫积弱的政治局面。尽管如此，全国性大规模农民起义还没有形成。英雄豪杰难以借助社会潮流的力量称改朝换代。在这种形势下，宋江只能走一条造反之路，但又不敢冒造反失败的风险，只好过早地放出“天子圣明，奸臣当道”，“替天行道，赦罪招安”等自相矛盾，自欺欺人的声音。如《水浒传》第二十回，宋江见了济洲府新太守宗府尹行下所属各县的文书，心内寻思道，“晁盖等众人，不想做下这般大事，犯了迷天大罪，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公的，伤了何观察，又损害了许多官军人马，又把黄安活捉上山……”。月下别了刘唐后，一头走，一面肚里寻思道，“那晁盖倒去落了草，直如此大弄。”这体现了宋江衷心羡慕晁盖等走造反之路，次日早晨即借故杀了阎婆惜。实际上，当时宋江完全可以夺回晁盖回书，然后烧掉证据，而不杀阎婆惜。第三十五回记叙清风山人马投梁山泊入伙时，宋江直说到，“刘唐寄书，将金子谢我，因此杀了阎婆惜，逃去在江湖。”可见，怒杀阎婆惜掩盖着的是，宋江处心积虑逼迫自己走上造反之路，断绝偷生念头的做秀心态。
　　 在《水浒传》中，宋江虽然有其政治上的动摇性，但仍然胸怀大志，未雨绸缪。《水浒传》第十八回对他出场的描写是：“坐定时浑如虎相，走动时有若狼形。年及三旬，有养济万人之度量，身躯六尺，怀扫除四海之心机。志气轩昂，胸襟秀丽，刀笔敢欺萧相国，声名不让孟尝君”,“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他为人排难解纷，济人贫困，周全人性命，注意收拢人心。这是乱世枭雄的首要特点。不过，宋江不以武艺称雄，也不以文采见长。他抑自身短处，扬自己长处，重点在做人上下功夫而不重于做事，深得征服人心的奥秘，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疏财仗义更多能，事亲行孝敬，待士有声名，及时甘雨四方称。”在豺狼当道，社会黑暗混乱的末世，宋江的早期活动表现了他处心积虑图谋天下的抱负。只是因为时机未到，才暂时守着刀笔小吏的岗位，上通官府，下结豪杰，只等时机来临，揭竿而起，聚积好汉，养成势力，摇动天下。经过天下英雄豪杰的笼络，经过童谣天书的神化，经过梁山上各种心机的施展，宋江终于坐上了水泊梁山的第一把交椅！
　　 但作为江湖领袖的他，他很明白自己以及弟兄们的处境，明白自己不为皇帝，弟兄们的社会地位永远不予承认，所以，他的担心和动摇就表现出来了，且看他收纳降将也不忘解说造反之无奈，来日招安之云云。于是，彭玑、凌振、韩滔、项充、李衮、樊瑞、索超、张清、龚旺、丁得孙等意气相投，愿意入伙做个头领。对于捉到的朝廷重要将领，宋江亲解其缚，扶入帐中，纳头便拜，以山寨第一把交椅相让，仍诉之以无奈上山，愿意异日招安报国等等。如此反复解说，让人不得不考虑他的举动，是替天行道，还是引起国家领导人的注意？
　　 可在皇帝心中中，宋江等永远是“贼寇”，危及江山，必须斩尽杀绝。宿元景不自觉地扮演着帮凶的角色，他冠冕堂皇的招安计划，把宋江哄得团团转。利用宿元景的奔波，宋徽宗以暂时的退却、妥协、合作代替了围剿的狰狞面孔。宋江政治上的动摇性，使他未能参透宿元景与蔡京等“四贼”的目的。他心存侥幸，用昔日兄弟的血躯染红冠冕的官袍。
　　 《水浒传》的悲剧由此而生，使得我们不得不为此叹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