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写外公，这是一件由来已久的事了。这些年来，外公那些经历、遭遇，就如同一根卡在我喉管的鱼刺，让我想咽下去难，吐出来却更不容易，以致于成了一个影响我进食的负担。于是，想了想，还是拼力用手指挖着、抠着，尽管未必真能挖抠出，然而，总希冀着减却些负担。哪怕会因此而对外公有了一丝不敬，甚至是亵渎。
　　 我无法确定外公究竟做的是什么职业，与外公大小差不多的老人们说外公是“驳师”（即律师，乡人俚俗，只知律师善驳辩，是称律师）。可是，当我成年之后，屡经调研，只发现外公的父亲才是在县城挂了牌的知名律师。而外公，只听说他状纸写得出名，并多次因其状书而名扬四方。如此说来，外公则只能算是一个颇有名气的“状师”了。然而，又听说外公从教，并在陈坊镇当过寿文小学的校长。不仅如此，我还听说我的外公是个极负盛名的郎中，有不少城里驳回的顽疾都在外公手里治愈了。如此一来，对外公究竟是从事哪个行当我更是如坠云雾了。
　　 外公被以“现行反革命”罪枪毙时，我母亲才十几岁。所以，有关外公的点滴往事，我母亲也记忆得甚是模糊。母亲只记得，她印象中外公很是高大，性格很是和蔼可亲，再就是外公读书特别专注，甚至是读起书来常忘了白天黑夜。除此之外，关于外公更多的佚事，却是靠着上了年纪且稔熟外公的老人回忆了。倘若，外公那时候不回乡野，倘若，外公那时候能遁迹都市，或者，外公不会那般悲惨。这个结论不仅仅是叙说故事的老人感慨，还是我这个外孙对外公命运乐观的臆测。我觉得，外公的不幸果然是和他的回家极有关系的。
　　 篁碧是山乡，离县城有86公里之遥，不同现在，少有工业污染，缺乏现代科技的支撑反倒被美其名曰“低碳环保”。在那时，少了这些便是苦难了。而外公，就是那时从县里归家的。状师自然是没得做了，而陈坊镇的那间村小也没了样子。看够了文人虚伪的外公便卷了被盖回了篁碧的家，以期仗着早先置下的几亩薄田含饴乡野。于是，握了半辈子笔的外公拿起了柴刀锄头。
　　 有关外公甫回乡时的故事，母亲却是还有两处清晰记忆的。一说外公首次背刀至河畔伐杨柳为薪，伺薪以堆，外公却因绞不了柴藤而无法将柴薪束缚。结果，只得用了裤带和刀架索草草捆绑趄趄归家。至若柴刀，则叫了跟着作伴，我那才十岁的母亲提了回去。这一出，让山里老少当了古来讲到了至今。第二出为田头迂腐，外公返乡时，田头水稻已迨中耘，听人告诫后，外公邀我母亲亦扛锄赴田，不料，至田间，对茫茫碧野，外公竟驻了耘锄茫然而久立。母亲问何以，外公竟答：偌大沃野，该由何处而入？这一出，成了篁碧的又一古话。
　　 好在，迂归迂，乡邻倒不致小瞧了外公，真摆弄不了时，终于会有睦亲伸手相援的。毕竟，外公早年在诉讼上为乡亲立过太多功德，所以，那段时日外公也算怡然！或也正因如此，村上的老人们更津津乐道于外公那些传奇的往事。一开腔，每每都以一句“啧啧，保华先生，那可是不得了的一个人物！”然后，他们会眯着眼顷刻沉浸于我外公的那些当年。他们说，外公一个字的改变就改变了官司的输赢；他们说，福建垄头陈家，一场稳输的官司，如何让我外公轻描淡写地便赢了官司还赚了钱；他们说，外公在九江中学时，如何如何带学生们闹学潮，然后被当局抓走接着又出奇释放；他们还说革命烈士陈立康、高步召被土匪残余枪杀后，我外公如何胆大不畏土匪，花钱为烈士买了口棺材收殓了烈士尸体……在老人的描述下，我的外公陈保华先生俨然是个无所不能的侠士。
　　 我不知道那些老人们语焉不详的叙述中，究竟有多少加工的成份，但是，有一点是绝对可以肯定的：外公的文字才华足以为傲！这一点从外公高二肄业的原委就足可证实。外公的肄业是我曾外祖胁迫的结果，其时，我曾外祖在河口经营律师事务所。一日，外公放学归来，在书房的书案上看到一纸诉状，稍作读阅后，外公将诉状更动了一个字后便溜走了。待曾外祖重返书房，发现了外公的更改后，曾外祖为之震惊竟差点跌倒，原来，外公的这一字之改不仅扭转了原告的劣势，而且，因为这一字之改，被告足以惹杀身之刑。
　　 震惊后，曾外祖当即决定令外公退学。因为，在当时那个混乱的社会，做律师的曾外祖早饱尝了随时面临被暗杀的危险，更悟通了处世必当圆滑的人生规律。曾外祖不敢让外公深造，惟恐锋芒毕露的外公因此而丧了性命。有关这段故事，是外公的妹妹我的姑婆讲述的。我很相信这段故事的真实性，不止是因为姑婆，还因为我知道那个时代就是那样的时代。
　　 可惜，外公虽然没做成律师，最终却还是做了与之有关的状师，更可惜，随着全国全面的解放，状师这个职业成为了历史。在陈坊当了一段时间的校长后，外公因故辞职返回了篁碧的家，我以为，外公此举该是效仿陶公归隐于野的。却遗憾，新时代的“野”，只需务实的稼穑之手，外公的满腹书香，竟是半点用场也派不上的。于是，外公开始了人生的失意。再后来，轰轰烈烈的土改分光了外公的房产田产，外公，由一位曾叱咤一时的才士，转化成劳力蹩脚的农夫。
　　 对于外公究竟是怎么疯掉的说法很少，一说外公的疯是因为用脑过度，一说是因为他最终未能适应后来的社会。这两种说法我都无法不信。
　　 反正，外公疯了后的日子是很凄惨的。据我父亲说，外公疯了后，大队给他套上了脚镣手镣，就关在政府留给他的那栋房子里。我的父亲那时还不大，更还未成为外公的女婿。父亲对我说，外公院里有颗枣树，树很壮，八月时枣树上结满香气四溢的甜枣。每至这时，外公才会从黑屋子里拖着脚镣走出来，就坐在走廊的栋柱下，看着枣树，看着和我父亲一般大小的少年们，欢快采摘着这株属于外公的甜枣，那时，外公脸上老会露出迥异与疯子的笑，而眼里，也隐约露出过一线似乎久在太阳底下的人才有的光。
　　 不久后，大队见外公不闹了，便发善心解除了外公的禁制。没了束缚，却并不意味外公的命运有了转机。不几日，乱在村街游荡的外公，因为撕了一张毛主席画像，又一次被民兵戴上了手铐脚镣。不同的是，几天后，外公被县法院判为现行反革命罪，在河口金鸡山刑场，一颗子弹了结了我外公的一生。
　　 有人说，被枪毙的人死后只能成为游魂，上不了天堂。可是，距外公被枪毙，如今已近五十年时间了。经历了这许久，我想，上天也该体恤游魂的凄苦了吧！那么，老天该会给游魂的外公一条登向天堂的路了吧！却不知道，外公可曾找到了那条去往天堂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