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道自在人心”一语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不难理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者，是指公正的道理自然存在于众人的心里，人们对事情的是非曲直知道得清楚明白。言下之意，颇有些公道只要自然存在于人心就可以足够了的味道。事实上，每当我们遇见一些不平的事的时候，也常常这么做：用“公道自在人心”来劝导自己或者他人，认为不必与之一般见识，公道总会在适当的时候显现出来的。
　　 这当然是有点阿Q的精神胜利法了。众所周知，鲁迅笔下的阿Q常常用虚假的胜利来实现精神上的自我安慰，自我麻醉，即使是挨了打，也以“儿子打老子”来安慰自己，取得精神上的胜利。而常怀“公道自在人心”说法的人大概也莫过如此——即使面对不公、邪恶等现象，也认为可以不闻不问，任其发展，反正大家心里都知道“公道”在何方嘛，邪总是压不了正的，于是心里也很安慰，甚至渐渐地麻醉了。其实，邪压不了正的根本在于让“正”表达出来，而非只是以意淫的方式存于心里。正是由于这种病态精神的支配，常怀“公道自在人心”说法的人也必然如阿Q般永难振作起来以求自强，并永在屈辱中苟活，严重者甚至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古时的韩信，认为自己有功于刘邦，刘邦日后也必定对自己不薄，不听朋友蒯通关于“拥兵自立、日后免遭文种之祸”的规劝（以当时韩信手握之重兵，若然拥兵自立，小则可与项、刘二人三分天下，大则可以一统江山），从而不忍背叛。按理说，忘恩负义肯定不在公道之列，韩信的想法也没有错。殊不知，兔死狐悲，鸟尽弓藏，政治那玩意乃“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哪有什么公道可言？韩信因为过于迷信自己心里的“公道”，不但失去了改写历史之机会，还让自己死于非命——刘邦在贵为太祖之后，以百般借口，先后将韩信由“王”降至“候”，最终让一代历史名将死于马后的绣花针下。
　　 也可能有人会认为，如果说公道自在人心有点屈辱的味道，但又何尝不说是忍辱负重的表现呢？如此说法，大概是没有理解“忍辱负重”的真正含义。其实，大凡忍辱负重者，“忍辱”只是其表，“负重”才是其实质，其行为是为了实现自己最终的目的。因此，他们的忍辱只是暂时的，也是用来麻醉他人的。比如春秋时期的勾践，在亡国之后，没有自我安慰，而是心怀复国大计，暗暗奋发图强，卧薪尝胆，为了麻醉吴王，甚至不惜尝其粪便，可谓极尽屈辱。最终，勾践得以打败了吴王，达到了复国的目的。勾践的例子说明，忍辱负重绝非如“公道自在人心”一般用来长期麻醉自己，两者之间是有本质的区别。
　　 常言道：理不辨不明。作为一种公正的道理，如果仅仅满足于自在人心，自得其乐，自我意淫，无疑更助长了歪理的横行。从某种角度来说，公道自在人心也是一种沉默的表现。鲁迅先生说：“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死亡。”而理正者的沉默，往往是理屈者乐于看到的。如此，爆发的必是歪理，死亡往往就是公道。试想，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不正是以舌战群儒的方式，让东吴的求和派理屈词穷吗？
　　 当然，光有辩还是不够的。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让公道真真正正地存在于事实，才能让其名副其实，也才能彰显其不俗的意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让公道存于事实，其关键在于放手去实践，去行动，以大无畏的精神去战胜一切不公平的东西。试看历史，古往今来，各朝各代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向暴政宣战，以替天行道为己任，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最终让腐朽的旧政灭亡，推动了文明的进步。——如果人民仅仅沉迷于“公道自在人心”，必是顺从暴政、甘愿奴化的表现，这无疑在无意中对暴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现在的我们恐怕还处在封建皇朝的残酷统治下吧。
　　 是非在于时势。公道也是如此，它纵是不可颠覆，但也须要审时度势，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运用，绝不能死抱教条。当然，灵活运用并不是说就要改变公道的实质了，恰恰相反，它是让公道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以更好的方式表达出来，让它付之于众目睽睽的客观事实下，而非藏掖于心里。春秋时期的宋襄公，面对残酷的战争，内心依然死抱“仁义”之公道，不懂得审时度势，任由楚军过河结阵，结果惨败而回，身负重伤，从此国力渐衰，留下了千古笑柄。如此死抱教条，其“仁义”之公道又有什么实质意义呢？如果先击败楚军，再高举仁义大旗，岂不更好？——宋襄公之仁，害己误国，实则有着“公道自在人心”的影子。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文明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人们很多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但“公道自在人心”的观念似乎依旧根深蒂固，其负面作用依然随处可见。最常见的是人们对社会不合理现象往往表现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觉得公道自在人心，无须多管闲事，从而加剧了事态的发展。从某种意义来说，目前社会冷漠、道德滑坡的现象，又何尝不是这种观念在作祟？即使在大的层面，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种观念的影子。比如在领土争端的大问题上，我们更多地是表现出抗议与谴责，而无实质性行动，任由他国蚕食领土，而这种抗议与谴责，不正是对公道自我认可的表现吗？殊不知，在国际利益面前，所谓的公道根本不会停留在自我认可的层面，而是以事实说话，况且，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他国照样可以找出一大堆的理由以作为公道，从而证明自己对领土的拥有权属，如此，所谓的公道自在人心，谁又能说得过谁呢？
　　 行文至此，觉得有必要探讨探讨“公道自在人心”这一观念所产生的根源及其深入人心的原因了。众所周知，在几千年的华夏历史进程中，封建主义主导了绝大多数的时间，而儒家文化又是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在儒家文化里，德治是其中一个主要学说。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从上述的德治观点不难看出，这是对精神力量的注重，是对主观思想的高度认可，而所谓的公道自在人心，也正是偏向主观的表现，无疑是这一学说的衍生物。因为漫长的封建史，使得人们长期接受着封建思想的浸淫，因而，“公道自在人心”的观念就显得根深蒂固而乐于为人接受了。
　　 总的来说，“公道自在人心”是一个伪命题，是息事宁人的表现，是封建思想的残余，若然乐此不疲地运用，往往在无意中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让公道失真，让一切歪理邪说、不公平的现象横行，让道德与文明倒退，小则误民，大则误国，危害不浅。
　　 至此，笔者不禁要问：所谓的公道自在人心，我们还有必要让它继续谬误下去吗？
　　
　　 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