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葛彦诗集《读史留吟》
　　
　　 杨焕亭
　　 站在秦皇曾经挥剑东指，奋扫六合；汉武曾经龙吟虎啸，驰骋疆场；唐宗曾经指点江山，铁马雄风的三秦大地，读葛彦先生的《青史留吟》，诗绪穿越岚浮翠涌的九嵏峰峦，诗意徜徉浩浩汤汤的渭水两岸，诗情盘桓金城千里的秦中山河，整个的情感都被王朝兴废的浮云藏狗，岁月变迁的沧海桑田浸润了。我忽然想起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诗句：“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一部《读史留吟》，就是一幅“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的恢弘长卷，是对于泱泱中华五千年悠悠岁月的诗性解读。
　　
　　 “农祖稼台留圣迹，日临漆水沐晨曦。伟业先哲人共仰，风流我辈越前燧。”杨凌是一方有着古老文脉的圣土，也是一方艺术荟萃的热土。近来有论家著文感慨中国古代的“翰林”，虽在政府为官，却个个都是吟诗作画、抚琴鼓瑟的高手。如王维、林则徐莫不如此。而今人却不大注意这样的修养。读了葛彦先生先前出版的一部诗集和一部自传式散文集，就觉得他应该是一个“翰林”式的作家。他从后稷故里走出，有过自我奋斗的经历，有过教书育人的生涯，后来，进了国家机关，从部门负责人到一个区的区委书记，然而，那种对传统文化的赤子深情，对艺术创作的执着追求，使他在繁忙的公务空间，依旧笔耕不辍，著述不止，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品格。而尤其对咏史诗用功甚大，成果甚著。《岁月如歌》中就有不少脍炙人口的精品佳作，而《读史留吟》无疑是他创作道路上一个新的纪程碑。
　　
　　 咏史诗曾经是源远流长的诗歌史上璀璨夺目的明珠，它以其丰富多面的题材，精彩纷呈的篇章，承载了中国历代文人吊古怀今的漫漫遐思，寄托着他们对民族根魂的赤子痴爱，影印着他们对民生疾苦的人文悲悯，贯注着他们对千古才俊的价值评估，是神游史海的思想印记，具有很高的文化和审美价值。据我所知，仅古往今来留在“帝都咸阳”的咏史诗篇就达2500多首。上自《诗经》，下迄今人，可谓争光耀辉，争奇斗艳，珠玑遍地，诗星映空。不仅使得中国诗史因此而显得厚重幽深，尤其形成了观古鉴今的创作传统。葛彦的咏史创作，与这条跨越华夏史河的艺术之脉保持了自觉的承继链接。翻开墨香四溢的诗稿，从远古的炎黄唐虞、尧禹桀纣到春秋战国的称雄争霸，诸侯盟会；从秦汉之际的旌旗猎猎，鼙鼓声声到南北朝的分裂割据，逐鹿走马；从隋文唐宗的叱咤风云到五代十国的暂短春秋；从南北宋的盛衰兴亡到元明清的代际演绎，作者艺术的视野延揽无余；就题材而言，既有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励精图治的理性讴歌，又有对帝王昏庸的文化批判；既有对奸党佞臣的无情鞭挞，又有对忠臣良相的正气礼赞；既有对文人才俊的殷殷仰慕，又有对风流命运的怆然感慨。这些作品，不仅见证了诗人对文明的诗性领悟，更印证了诗人渊博的学养和坚实的史学功底。读来给人以“上下回溯”的审美感受。
　　
　　 在所有的诗歌作品中，咏史诗是最具难度的题材开掘。这不仅是因为诗歌文本本身的结构特征使得它在囊括史事时具有很高的要求，更在于他有赖于诗人所持的历史观作为支撑。例如同样一个杨贵妃，被白居易讴歌为爱情的悲歌，而在民国元老于右任的目光中，引发的是“香粉不应再误人”的咏叹，在共产党人的省委书记李尔重的笔下却是一个受害女子的形象。认为安史之乱是“君昏臣佞”的结果，而不应该拿一个善良女子去做政治腐败的替罪羊。这里重要的区别在于史观的异殊。葛彦先生吊古咏史，处处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彩。一首《桀》，把读者带进遥远的历史时空，一句“才智勇力双兼备，暴虐昏庸亘古稀”，透射出诗人对这样一个曾经在历史上作为王朝败亡教训的人物科学的、求实的评价，诗人的要旨在于追寻夏王朝“忠臣良言概不听，声乐酒色总着迷。建宫筑台民财尽，诸侯方伯众叛离”，政治腐败的深层原因。正是有了这样的历史观支撑，诗人总是能够站在思想的高度，以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去透视从这方古老土地上流过的足迹雨痕。诗人咏颂秦孝公“求贤变法欲强秦，用鞅哪管众纷纭”和商鞅“满腹刑名求施展，入秦变法舞台宽”博大胸襟；讴歌秦始皇“扫灭六国成一统，推行郡县废分封。制定法律推小篆，统一货币度量衡”的改革精神。我十分欣赏他的《秦灭六国》，诗人以写意的笔触勾勒了秦王朝统一天下，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创千秋伟业的历史进程，刻画了穆公、献公、孝公、秦皇的文治武功，描述了商鞅、李斯、尉缭、王翦、王贲等名相名将的灼灼风采。整个作品横空俯瞰，大气磅礴，读来凌空纵横，荡气回肠。然而，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吊古并不是创作的目的，我们之所以要在历史的隧道中穿梭，其根本的目的还是要在“人”的历史存在中寻找精神绵延，为后来者提供价值观照。如果我们把先生的《太宗李世民》与《魏征》对照起来读，就会发现，那些“倡导节俭风气正，施政以德运国长”的廉洁政风，那些“为民生就铮铮骨，报国哪管犯君颜”的凛然正气，正是前贤留给今人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样，诗人就在一种理性自觉的意念主导下，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必然的接轨。
　　
　　 咏史诗尽管以历史事实作为基点，然而，从文本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艺术创作，在作品中矗立的历史坐标、风云人物，不仅仅是生存意义上的“人”的存在，更是经过诗人诗性直觉酿造的文学意象，在本质属性上，它并不是历史资料的复述，而是打上了诗人的审美印记。因此，只有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或者历史事件的个性特征，才能写出新视角，新意境。在这一点上，葛彦先生的认知是明确的。他写刘邦，突出他“仗剑斩蛇气轩昂，起兵沛地闯四方”的传奇色彩，写文帝，彰显他“废除肉刑止连坐，鼓励农耕减赋役”的休养生息政策；写汉武帝，倾情歌颂他“内削藩国绝忧患，外败匈奴立国威”的大一统功绩。从诗人的卷牒中走来了“七次进击控河套，两度封侯不下鞍”的征尘仆仆的卫青，走来了“十八为将非侥幸，出生入死敢用兵。长驱直入两千里，仰头倒望北斗星”的一代骁将霍去病青春的身影，走来了“妨辱含诟著《史记》，秉笔直书载废兴”史学泰斗司马迁，走来了“三十六骑出酒泉，出使西域斗敌顽”的大将军班超。这些作品，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民族文化意识，蓬勃着热血激流的爱国情愫，弥散着诗人刻画人物的艺术追求，却没有雷同的感觉。
　　
　　 中国片历史上不乏脍炙人口的咏史名作，如被毛泽东反复吟咏的《金陵怀古》，不但以悠远的目光展示了诗人刘禹锡所占据的历史高度，而且整首作品意象峥嵘，文采斐然。诗人并不直抵史事，而是形象地勾画“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的天翻地覆。即使是抒情，也仍然把怀想建立在意象的铺垫之上，感慨“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读史如同赏画，丹青淋漓，翰墨流彩。正是从审美的意义上说，葛彦先生的“咏史诗”就不免显得形象思维不够，“直述”的痕迹较明显；另外，从古体诗的格律来说，也还有许多可以打磨的空间。然而，我以为，这些都不影响我们从“史”与“诗”相映联袂中去评价他作品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