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在本文中采用了“此在”这个概念，不仅是因为在现代主义大师海德格尔的理论体系中，“此在”是一个标识“人”的存在方式的特定概念，更因为高鸿的长篇小说《青稞》以一个行走在21世纪作家的视角，在西藏本土传统文化的涅槃更生与外部文化冲撞、融合的宏阔背景下，展示了从雪域高原诞生的一组80后青年群体从生成到超越自己的生命态，刻画了一丛带着对现代文明的期望，对时代旋律的把握，对爱情和生命价值的通达的崭新艺术形象，从而实现了作家对西藏、西藏文化以及创造了多彩而又如此灿烂文化的“人”的哲学和审美解读，把一个日益走向开放，日益同外部世界拥抱的新西藏展现在读者面前。
　　
　　 我不能不承认，对于一个汉族作家来说，选择这样一个题材，无论从生活的层面还是从艺术的层面；无论是从文化谱系的差异还是从语言习俗的差别；无论是对人物性格的把握还是对于心灵的感知，都是一个新的挑战。然而，令我惊异的是，作者不但以新颖的结构方式，流畅的民族叙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美学意义的文本，而且在艺术上开辟了创作的新境界。
　　
　　 一
　　 小说，说到底是对生活的审美表达，而审美表达的本质在于关注“此在”——“人”的生存境遇亦即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联。这是我读高鸿小说获得的第一个强烈印象。
　　
　　 作家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走进藏文化长廊的：这就是自1959年民主改革，百万农奴当家作主以来，西藏与整个华夏本土上生活的56个兄弟民族一样，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封闭到开放的历史进程。那么，这方曾经在世人眼里一度充满着神秘感的古老土地发生了怎样的阵痛和新生，在这方土地上生活着的人们以怎样的姿态融入这个多元的世界，他们又是怎样地在坚守与接纳、期望与现实、漂泊与追寻等矛盾和冲突的人文氤氲中重塑自己的人格架构、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和书写生命旋律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青稞》表现出作者时代性和当前性的目光。
　　
　　 作品是从主人公央金逃婚的旺多村切入故事的。这是一片宁静的土地，源远流长的草原文化造就了土地主人们伴着碧草和牛羊日出日做，日落日息的安逸和恬淡。这显然与在改革开放年代诞生的80后一代对外部世界的向往有着价值意义上的落差，支撑央金逃婚的惟一理由是对远在拉萨的恋人多吉的思念和对于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抗拒。尽管在整部作品中，多吉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意象，他只存在于央金对幸福和爱情的憧憬中，然而，在作家的文化视野中，他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负载着作家对藏文化新元素的审美感知。不管在作品结尾多吉如何地遁入佛门，成为隐没在众多僧群中的喇嘛。然而，他当初在市场大潮的感召下，毅然走出父辈固守了多少个世纪的草原，去寻求一种新的价值支点的行为本身，就是对传统的叛逆和冲击。他是那么凛冽而又有力地在传统的幕布上撕开了一道口子，给央金、拉姆和巴桑的心灵投进一缕灿烂的阳光，使他们一方面把古老的文化基因装进行囊，一方面带着复杂而又好奇的心理扑入现代文明的怀抱。应当说，没有多吉的离开，就没有央金和巴桑在拉萨轰轰烈烈而又悲壮的人生画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多吉在央金意念中存在的精神意义，远远地超越了他作为一个现实的“人”的价值。
　　
　　 然而，对于“每时每刻都在超越自己的人”的“此在”，现代文明也并不仅仅是阳光和鲜花。当央金和巴桑先后来到拉萨的时候，这座雄踞在地球之巅的高原之城也早已不是单纯的钟磬远播、香烟袅袅、经诵悠悠所在，她在沐浴着现代文明春风微雨的同时，也在承受着与各种不同生存方式和文化理念的交织和浸淫。吃惯了牛羊肉，喝惯了酥油茶的央金在“玛吉阿米”不仅聆听了仓央嘉措的动人“情歌”，更品尝到从未接触过的“啤酒”，并且有了一种全新的感觉，“来拉萨时间不长，但是她却喜欢上了这种饮料，它不像青稞酒那样烈，也不想酥油茶那样甜”，而且很快习惯了吃“西餐”。细节决定真实，一切的演变往往就是从细节开始的。如果说，“玛吉阿米”在央金和巴桑的面前打开了一扇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那么“唐古拉风”则充满了多味和繁复。传统的、外来的、新生的文化在这里演绎出对世相抨击，对金钱崇拜、对地域文化的褒贬，对传统道德的疏离等缤纷如云的撞击和交锋。当央金坐在一边，被毕建、吕秀、韩力等同龄人围绕人生理想、价值、利益这些时尚话题展开激烈争论，并且不惜大打出手弄得眼花缭乱时，就意味着，“现代”这个词，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它必然导致人的思维和行为的分化。作为故事的延伸，央金的弟弟平措以寻亲为目的的拉萨之行，很快地就陷入了热衷于喝酒、飙车的文化迷茫，以致酿成酒后驾车，撞死拉姆丈夫的肇事案。所以这些，都不但向读者传达了今日西藏接纳和携带的新信息，而且字里行间弥漫着在这方土地上生长或者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的80后一代中一部分人那种 “新时代的人的无家可归状态”的精神漂泊的忧伤。在理论意义上，这也许是人类由传统的生存方式向现代生存方式转换中必然经历的阵痛。然而，透过作品凝重的笔触，我们倾听到作家呼唤构建传统与现代相交融、民族性与开放性相协调的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的庄严的使命感。
　　
　　 历史总是在人“感性活动”的行为方式中铺展出它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走向。不管这个过程多么复杂，多么曲折，西藏都以它与世界拥抱，与世界接轨的铿锵步伐延展着它时代的风流，当贡布拉的父老乡亲无法抹去英帝国主义留在记忆深处的情感创伤的时候，一位来自欧洲的德国女性梅朵踏上了这片圣土，并且很快地为新一代贡布拉人巴桑所接纳，热情地邀请她到家乡做客。这当然首先出于叙事的需求，然而，在我看来，其背后的深层文化因子在于根植在雪域高原的藏文化丰富而又博大的内涵让这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找到了生命的归宿。尽管贡布拉老一辈土地的主人出于民族心结而拒绝梅朵走进自己的家门，然而，在她的心目中，西藏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巴桑的回答有助于我们破解这种文化密码。他说：“西藏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天堂呢！在这里，自然、人类和他们的信仰和谐相处”，我无法判定高鸿是不是读过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但我肯定作家笔下的自然是“作为人的自我诞生之“基础”的自然，作品中活跃的人是对“对“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的“感性意识”，是人同自然界本质的统一，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在世之在”。
　　
　　 环境是由人创造的，环境同样塑造人。作家这样的设定，就为再现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做了坚实的铺垫。
　　
　　 二
　　 海德格尔说：“此在是在世中绽出其生存的”，在他看来，“此在”——“人” 在成长过程中呈现其生命价值。我注意到，有的翻译家将这个过程译为“展开”，有的将之译为“绽出”，我更倾向于后者，它让我们质感地领受到生命诗意栖居的、多样的灿烂如花。
　　
　　 簇拥在《青稞》中的央金、巴桑、平措、拉姆、雷洋等一批80后的生命群体，就是这样在成长过程中求证和绽出的“此在”，他们的“期望、理解、把握和通达”构成了其特定的存在行为。
　　
　　 不用说，央金是作家倾注激情和笔墨刻画的艺术形象。她虽然出生在牧民家庭，然而，外部世界带给这个可爱的藏族姑娘最直接的影响是对自由爱情的期望，尽管她所倾慕的康巴汉子多吉在一个早晨离她而去，去追寻新的生存方式，却从此成为央金的魂牵梦萦。这固然是她拒绝父母决定的与此前不曾谋面的巴桑婚姻的理由之一，然而，更重要的还在于，她对于幸福在人生旅途中的命题有了知觉的理解，这使她不甘于屈从传统的羁绊，而试图自主地把握自己的命运。这样，人性的复苏和绚烂，对人的“尊严”的自觉，就构成了央金性格的主导要素，从而导致她冒着生命危险翻越冈底斯山，去寻找幸福的伊甸园。应当说，从“逃婚”到穿越贡布拉，走进拉萨，是作家为主人公设定的“生命态”攀升和“破茧”的历程。在整部作品中，央金的生命旋律始终伴随着拉萨现代文明的节奏而颤动，她在这里不但感受到现代文明的开放和多彩，也经受孤独和寂寞的流浪和漂泊，更重要的是，融入了韩力、吕秀、毕建这个新的群体，虽然他们带给她的不都是文明的滋润，还有着世俗和流俗的侵染，然而，她性格的主导性成为她坚守从父辈那里遗传的文化基因的支撑。她结识了离开丈夫到拉萨打工的尼玛琼达，并且在她生命垂危之际赋予了温暖和“大爱”：她积极地投入了雷平倡导建设希望小学的社会公益事业，不惮其烦地与巴桑一起走进藏民院落，苦口婆心地动员失学儿童入学。值得注意的是，在得知母亲患病而回乡探望后，她没有再留恋旺多村那块狭小的土地，而是再度回到了拉萨。是的，她的心已经属于现代文明，她的生命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制高点上，呈现出射线状的喷薄。这些个性的特定的行为方式，铺垫起央金作为藏区80后新一代的文学“典型”价值，宣示出人的生存只有实现对自身存在的领悟，才能摆脱“人”的生物学意义的存活，而在对历史的切近中绽出生命辉煌。
　　
　　 当我们说到小说的艺术归根结底是一种交织的艺术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说，小说中人物生存的人文环境说到底就是人的物质和精神关系的总和。央金这种“此在”的绽开，也深深地影响到作品中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巴桑。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高鸿对于小说悬念的设置有着理性的把握。作品第一章，父亲顿珠为央金定下远在贡布拉的亲事，就为人物关系的发展埋下了智慧的伏笔，及至她在翻越卓嘎山遇难，被巴桑搭救时起，就那么强烈地修正了巴桑的人生轨迹。如果不是央金走进巴桑的生活，那么，他也可能会永远过一种躺在蓝天白云下，每日重复着与羊群作伴的生活。巴桑的出走，虽然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央金，然而，问题在于，一旦投入到开放的、文明的激流中，他的人生就掀开了前所未有的崭新篇章。从担任城市保安到与央金一起摆摊；从与雷洋一起投入大海的怀抱，到成为一名希望小学的教师，藏区新一代的族群在新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选择中重塑着自己的形象，他们满腔热情地拥抱精彩纷呈的世界。当然，影响巴桑性格发展的因素，不仅仅是土著的姑娘央金，更有着从内地来的汉族女子雷洋，是她拉开了巴桑切入广阔世界的心灵帷幕。作品中有一个十分值得玩味的细节。巴桑从沿海回来，他不无炫耀地对世代居住在贡布拉草原的父老乡亲们说：“你的想象有多大，大海就有多大，它比整个青藏高原都要大呢。”古老高原塑造起的康巴汉子和与被开放世界拥抱的生命主体，就这样地统一于作家浓墨重彩的刻画中，在巴桑身上，毫无疑问代表着新西藏的今天和明天。
　　
　　 在央金和巴桑的命运历程中，始终有一种价值导向力量在起作用。这就是援藏干部雷平和武威。作为先进文化的承载着，他们是以融合的姿态介入藏区人的命运谱系的。这是一种精神的互入，他们在把外部世界新的信息带给这片土地的时候，也被纯净而又虔诚的地域文化所熏染，所陶冶，他们的性格因为融入了西藏人的文化品格而变得丰满和光彩照人。他们可以与藏族青年在一起豪饮和畅谈，从而被央金和巴桑们视作可以信赖的人；也可以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影响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这一切，都使他们与这些80后在文化认同感上达到了心灵的契合。雷平的宽厚，武威的仗义，成为一种无形的力场，营造出一种美学的人格氛围。这一切，终于在雷平的女儿雷洋牺牲后，凝结成兴办希望小学的壮举。因此，从小说人物关系交织的意义上说，这两个人是矗立在作品中的航标灯盏，他们的存在，是整部小说蓬勃着生命的激情和诗意。
　　
　　 然而，这毕竟是一方沉淀得太久的土地，一方曾经与外部世界隔绝得太久的土地。它厚重的文化给予了它的后代善良、彪悍、豪爽的性格，也使得这些“此在”的生命呈现出多元的绽出图景。拉姆和平措的出走和回归，从某种意义上说，贯注了作家凝重的人文思考。拉姆性格中的野性和狂放，使她成为最早提出“逃婚”的动议者。然而，她后来的一系列行为方式，表明她始终没有走出传统“理性”的阴影。她和不喜欢自己的平措的结合，固然有着早年对平措那种蒙昧的原初的“爱”，但是更多的是作为丈夫被平措压死后一种责任的“补偿”需求。他们最终没有选择留在拉萨，而是回到了故乡，去过一种一妻多夫的生活。而对于平措来说，之所以接纳了拉姆，一是受车祸之后良心的驱使，二是屈从于命运的安排。一妻多夫的婚姻方式，属于藏区民俗文化的积淀，我们当然没有理由不尊重它的存在。然而，在新婚第二夜，平措用皮鞭抽打拉姆的行为和拉姆的忍辱受屈，则无疑是惊世骇俗的一笔，它让我们看到了这方神秘的土地上“另一类”的“悲壮”。
　　
　　 这就是作家高鸿笔下的西藏新生代，如果说，有读者从作品中读出了作家为这个难度很高的题材注入的许多新元素，那么，这些元素，不在别处，就在作品主人公沛然如雨的人性中，在他们迥然相异的性格特征中，在人物矛盾而又协调的行为方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