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这是一副古老的对联。它明确地作出交代：做和尚的要撞钟跟说话的要有证据，乃是必须的。若不撞钟，和尚就不像是和尚；没有证据，话也不像话了。
　　 这也就是说，撞钟是做和尚的本份，证据是说话的依凭。以本份为依凭和以依凭为本份，都是切实可靠的。反之，则是不靠谱的虚妄。那么，为何做和尚的撞钟要跟说话的有证据相提并论呢？
　　 这首先是因为和尚（僧侣）是社会中的特殊群体，这个群体从一开始就是有组织的；这个组织，叫做僧团。最初的僧团，在印度是以丛林为根据地。但佛教传入中国，在汉化的同时，由汉人组成的僧团变成是以寺院为根据地。单纯的僧团，是没有产业的。寺院的形成，使佛教走向产业化。而在产业化的关系中，僧团与寺院成为利益共同体；于是，和尚（僧侣）便成了僧团利益、寺院产业的经营者。寺院既是僧侣生活的地方，同时也是工作的场所。僧侣的日常生活与劳作，必须服从寺院的安排。而寺院标准化的对僧侣发号施令的器具，就是钟、磬、鼓、板。晨钟暮鼓、磬板悠悠，是寺院与僧侣的正常化存在。一旦钟停板歇，那就是寺废僧散。做和尚的有钟撞，既是有寺院住，又是与产业共依存的说明。
　　 产业，是人生可靠的依凭。证据，作为说话的可靠依凭，好比是产业，也可以比拟为寺院；说出有证据的话，那就好比是有寺院住有钟撞的和尚；没有证据的话，好比是个野和尚。
　　 将这副对联拆开并丢掉下句“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于是，单独的上句“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被人们当作得过且过的意思进行理解。随着这种理解的广泛沿袭，原本上下句完整的对联渐渐地成了埋在地下的文物，而那单独的断句便完全地呈现于另一种效果。
　　 由此可知，割文裂句、断章取义，是对文本原意的歪曲。这甚至会扭曲文化。
　　 应当说，文化，是人类在世界所获得的真正产业，并且是始终唯一具有最大成效的。虽然，文化是人类与世界合作的产物，但人类是主动的，世界是被动的。因此，文化要以人类与世界合作的平等为基调，引导人们的居于主动地位要与被动的世界达成一致、从长计议，才会具有普世价值，成为人类永久的受益。
　　 文化最大的作用，是让人类的生活从野蛮的原始过渡到粗糙的简朴再发展为精致的简约。在发展为精致的简约的同时，另有复杂的繁华，以嚣张的势态呈现，很能让人为之迷惑。而这种迷惑，主要是在于人事之上的，它突出于人类的主动，甚至忽略了与世界以及个人所处之环境的平等合作，使人心迷失于主观自我的得失荣辱，陷入了虚妄乃至疯狂。这也就是说，文化在利益人类而发展的过程中，会派生出违逆其本份的项目。
　　 简则真，繁则妄；真则物我平等，妄则自高自大。时时处处注意与世界、环境的平等合作，不突出自我，才会本份地保持简朴或简约的生活。这也就是说，生活的本份是融合在生活环境中相互依存的平等。而文化的根本立场，是人类与世界进行合作的平等。生活的本份与文化的根本立场，是统一的。因此，凡是复杂的繁华被浮嚣虚张而大行其道的时世，必定是文化遭到了扭曲。
　　 文化的被扭曲，许多精致文化的真实义就会被曲解。于是，简单的日日撞钟，会被看待为得过且过！而迷失了灵魂，行尸走肉般沉沦物欲的华丽影像，却被作为鲜艳的精彩！
　　 文化的正本清源，需要每一个时代不断地坚持。生活的保持本份，需要每一个人不懈的反省。因此，做人要认真撞钟，不要得过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