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属猪，今年八十九岁，按我们乡下人的习惯阴历八月初五他的生日那天应该为他祝贺九十大寿了。26日上午趁星期天休息，我抽空骑着自行车到东兴社区他的家里去看望他。家里没人，按常规估计，他一定又去老年活动室打麻将了。果然，我还在活动室的门口东张西望地找寻他的时候，他已经微笑着向我走了过来，他的视力比我这个七十岁的小弟弟还好，他说因为今天去晚了一步，没有搭子了，只好在旁边观战。据他自己说只要身体许可，一般九点钟就出门去活动室，找几个老年人一起打麻将，下午三四点钟回家做饭，看电视，睡觉，中饭就吃几块饼干或其他干点心，喝着开水凑乎着解决了。老人喜欢自由，不愿意麻烦别人，包括自己的儿子和媳妇，几次让他和晚辈一起居住都被他婉言谢绝了，没办法他大儿子特意在自己房子的对面为他买了一间车库，里边做了很讲究的精装修，煤卫空调电视一应俱全，然后请他从较远的房子里搬了过来，以便早晚有个照应。
　　 大哥长我十八年。他的童年是如何度过的我不得而知，只是从母亲嘴里听到一些零星的往事。我还有一个比大哥大一岁的姐姐，二哥只比大哥小二岁，妈妈说那时候是怀里抱一个，膝下站一个，摇篮里还睡一个。一个吸稀奶、一个喝粥汤、还得给另一个喂冷饭……后来姐姐幼年夭折。母亲经常叹息：“真是生生一眠床，刮刮一河塘。”一共十四个兄弟姐妹，最后就剩下我们弟兄四个（姐姐、二个哥哥和我）。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
　　 大哥只读过几年书，后来去上海一位远房亲戚家学牙医，那是一家私人小诊所，几年时间基本上都是被他们当家僮使唤，很少有学习牙科的机会。直到抗战爆发，他一无所成就回到了乡下家里。
　　 从我懂事起，他就已经在乡下帮人打工了。听母亲说我七岁丧父以后，母亲把他和二哥看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俗话说：长子代父，照理说大哥应该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可是由于他从小体弱多病，身单力薄，又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上海学生意，抗战爆发回家时对农活一窍不通，甚至连一个牧童也不如；而二哥人高马大，身强力壮，一直在田头摸打滚爬，干起农活来样样都是一把好手，雇主都抢着要雇用他，所以常常是雇了二哥得带一个大哥。由于家里的大部分的经济来源全靠二哥，因而大哥在家中的主导地位自然而然地就让给了二哥。不过，在我的心目中，大哥依然是我最值得尊重的人。
　　 解放初期，大哥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先是一般的办事人员，接着先后担任过潘火乡，善卫乡和姜村乡的乡长。在他担任姜村乡乡长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母亲去乡政府帮同志们烧饭，我就常常到乡政府去看他，他一天忙到晚，基本上没有坐下来的时候，我见到的他总是穿着一件黑色的棉大衣，威武地背着一支三八步枪，匆匆地进进出出，一个村一个村地走门串户发动群众。那时他的工资是每个月一百二十斤大米，每次下乡时手里总是提着一包大米，在谁家吃饭就把米留在谁家，再给那家二千元（相当于现在的二角）人民币作为菜金，贫雇农是很欢迎工作同志（当时老百姓就这样称呼上面来的干部）到家里吃饭的，因为这是一种荣耀。而作为乡干部他心里想的就是为人民服务，替穷人办事，他们的家属是一点也没有优待的，我母亲经常开玩笑说：“军工烈属，乡干部轧出。”我大哥任劳任怨地当了好几年乡长，如果问他为了什么？一句话；为人民服务！为了穷人翻身做主人，为了分田过好日子。
　　 后来据说是因为解放以前他参加过三青团而被劝退了，就这么两手空空地回家当农民了。这是命运给他开的最大的玩笑！大哥不止一次告诉我，那是解放以前，乡公所要我们保（那时的村叫保）派人去五乡参加三青团训练，伪保长以及有钱人家的儿子们害怕，就出了二百斤稻谷作为报酬让别人代他去，我们家穷啊，大哥又识得几个眼头字，为了这两百斤的救命稻谷就报名顶替别人去训练了半个月，除了在登记表上留下了姓名，其他什么活动都没有参加过……（谁都知道，解放以前在我们乡下出钱买壮丁的事比比皆是）
　　 大哥回乡的时候，村里已经由互助组转成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自愿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将土地的经营权（从种植、管理到收获）集中起来，在社主任的带领下大家制定计划，一起干活，一起收获，然后按土地和劳动工分的比例分配粮食和现金。我二哥是合作社的社主任，我记得我们的社名是“联益社”，十几户人家都是贫雇农和下中农，没有什么大型农具，有的只是强壮的身体和火热的心，大家很团结，大哥就担任会计，记记工，算算帐。后来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又变成了人民公社，大哥先后担任过食堂会计和大队会计，还服从组织分配离开老家去过莫枝公社的郑隘、光辉等大队干了好多年。最后又回到柴家大队担任生产队会计直到改革开放，分田到户。
　　 大哥担任了那么多年的会计，对待工作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丝不拘，他经常为了账面上的一、二分钱的差错反复核算到深更半夜，每当我从睡梦中被滴滴答答的算盘声唤醒的时候，总会看到大哥还在昏暗的美孚灯下轧他的“三眼”（当时会计的俗语）即使在大冷天，他的头上也会冒着丝丝热汗（他是宁波人常说的蒸笼头）。尤其到了年终分配的关键时刻，社员们急等分配方案的公布，就盼着那么一点钱过年。这时的会计既要清仓盘底，又要汇总工分，还要提留公积金、公益金和核算上交大队的提留款……大哥真是忙得不亦乐乎！他本身体质就不好，再加上经常熬夜，在我的印象中那时他总是离不开“头痛粉”.母亲经常劝他，不要太劳累，慢慢来；我也不理解就那么一分二分钱凑乎一下蒙混过关就算了。可大哥说，别看一点点小差错，说不定会酿成大错，这可是社员们的血汗钱，千万不可马马虎虎；社员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年终分红，会计就必须尽快把账算好及时公布，让大家放心。
　　 我大哥和别的会计还有一个最大不同就是他能把繁琐复杂的生产队帐务绘制成一份份图表简洁明了地反映出来。当时没有电脑，他就在纸上反复琢磨他的统计图标的设计，尤其是每份统计表的表头设置必须详尽、合理而明了，不少时候我会静静地陪着他一直琢磨到深夜。而每当把这些图表在墙上公布的时候，总能让那些识字不多的社员们看了一目了然，即使有点儿不懂，稍作解释也就明白了。从他那儿学到的图标设计经验真让我受益匪浅。
　　 大哥虽然只读了二、三年书，可他却十分爱好书法，千方百计挤时间刻苦练习，所以他的一手毛笔字却写得十分漂亮，令我这个六十年代初的高中生望尘莫及，更为称奇的是他还能一笔写出与毛笔字同样漂亮的空心字。直到他七十多岁时还能为他儿子开办的汽车修理厂自制在汽车上喷字的字模纸板，这些喷在汽车上的字几乎可以与电脑刻字相媲美！
　　 大哥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下象棋，在繁重的劳动和工作之余，他总要挤出一点时间邀请几位象棋爱好者杀上几盘，当时他还订阅了象棋杂志，买了许多棋谱，有开局、中盘和残局。可惜后来赌风日盛，下棋的人越来越少，他就转而玩起小麻将来了。
　　
　　 在那个绝对按劳分配的年代，大哥由于体弱多病，虽然技术活干得不错，可是肩挑背扛的重活就比不上别人啦，所谓“拳头大做阿哥，喉咙胖做大王”，力气小的、循规滔距不强词夺理的老实人处处吃亏，工分的级头就高不了，因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结果总是收入甚微，只够勉强糊口。可是对于妈妈、姐姐和我他却是竭尽全力尽他作为长子、长兄的职责。我参加工作以前，母亲一直和他住在一起，由他负责饮食起居，悉心照顾；“三年自然灾害”公社化大食堂时人人都为吃不饱而发愁，虽然大哥是食堂会计，也只能凭票吃饭，不过说实在话，总比一般的社员好多了。自己吃饱了，他也没有忘记我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把省下来的干点心积起来摸黑步行十多里地，去送给为吃不饱而担心的姐姐，因为姐夫是壮劳力，饭量特别大，家中又有很多小男孩，能吃饱饭是他们的最大愿望。他们有时还会到大哥家来住上几天，大哥也是竭尽所有热情地对待他们。而他自己却省吃俭用，将积聚下来的钱资助我读完高中。
　　 由于既要照顾老母亲，又得培养我读书，既没有房子家具，而且囊中羞涩，大哥一直没有成家。到了三十六岁终于月老生好心天赐良缘简简单单地结婚成亲，大嫂是一位死了丈夫的不幸女人，和大哥结婚时膝下已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儿，当时大哥是大队的助理会计，大嫂虽然身强力壮，两个人要养活一家七口（其中还有我妈妈）实在是非常艰苦的。幸亏大嫂也是一个吃得起大苦的坚强女人，夫妻俩苦苦支撑着这个家。后来，他们相继又生了两个儿子，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我的小侄子出生以后，大嫂原先的大儿子，二儿子慢慢长大成人。大哥和他的大儿子也由大嫂所在的那个大队迁回到我们自己的大队，而大嫂因为要照顾她原先的子女和当时的户口迁移等问题没有随大哥一起回来，只是留下了襁褓之中的小儿子。长期的两地分居，她俩的夫妻关系已是名存实亡。而我的大哥还是隔三岔五地去看望大嫂，为他们提供一定的生活费用。
　　 就这样大哥既当爹又当娘一直和他的大儿子相依为命，艰苦度日。
　　 由于家父在世时我家就已是一贫如洗，留给我们的遗产除了一间破小屋，别无所有。二哥先于大哥结婚，借住的是我三婶的房子，（后来他自己从三婶那儿买了下来）；破小屋依常规照顾小儿子，所以留给我，不过此屋早已东倒西歪不能住人，不几年就倒掉了，幸好我的干娘送给我一间楼房使我有了栖身之所，我参加工作以后家母很长一段时间都和我住在一起；大哥和他的儿子没有房子，只得租住在他人的屋子里，老是东搬西挪，甚至在人家的猪圈里住了将近两年……
　　 我的侄儿是一个极其聪明而又勤奋好学的孩子，怎奈家境贫寒，小学尚未毕业就拉起了牛绳。好在穷人的儿子早当家，种田、做豆腐、养猪、种果树……干一样像一样，没有他学不会的，样样都干得有声有色。在参加日常的生产队劳动之余，还自学了手艺活：卖棒冰、修自行车、捉鱼、打鸟什么都精通，经常起早摸黑出去搞些下饭，赚点零花钱。父子俩埋头苦干省吃俭用终于积下一点钱买了一间旧楼房。原想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没想到节外生枝，为了这间房子竟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官司之中。
　　 这房子的房东在解放以前把两间房子抵押给了现在的住户，前几年刚赎回，当时将其中的一间卖给了这家住户，另外一间因为该住户不想买，房东就卖给了我大哥。一般情况下，原住户有优先购买房子的权利，大哥在买房时就向房东询问了此事，房东就把原住户当时出具的同意房东将此房另行出卖的签字凭证给了我大哥，于是买卖就成交了，而且依法缴纳了税金。没想到原住户见房子被我们买下了心里又感到不平衡想反悔，于是从中作梗，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说他们有优先权，而我们的买卖不合法。我们向法院出示了他们当时的凭证，法院就判我们买卖合法，他们又提起上诉……官司从区到县，又到市，往复多次，最后到了省高院（因为对方有人在县衙门上班，有权有势。）。本来很简单的官司竟然耗时六年之久。当时没有复印，我们就请人帮我们拍照扩印，然后将这些影印件寄往各级法院。很多诉状都是我起的草，大哥誊写，反反复复不停地写状纸码起来真的比人还高。后来几年大哥干脆就住在我们家（那时我已结婚）准备打持久战。直到终审判决我们胜诉以后，他们还是赖着不肯搬家，因为住的是老年人我们又不能采用强硬手段，而县法院迟迟不来执行。我和大哥几次三番去民庭催促，还写了N份执行申请书，可民庭庭长竟然讽刺我们说：“你们弟兄俩是否想当法官！”真是岂有此理！我就理直气壮地责问他：“难道老百姓就不能懂法律吗？！”说白了，就是对方有人在县政府做小官，他们有“路”，我们无门！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法院碰到了我的老同学，我向他详细地介绍了我们的官司经过，令人意外的是他刚好是我们县的法院院长，后来的事就不用说了。
　　 大哥终于住进了属于自己的房子，父子俩的生活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还在十年浩劫那动荡的年代时，我们弟兄三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担任党支部书记的二哥被撤职批斗，大哥的所谓“历史问题”又被旧事重提，最惨的还算是我，不但不能再从事我喜爱的教育事业，而且被莫须有的罪名压得透不过气来。先是在大队“隔离审查”，继而被“群众专政”关押，最后还被投进了“人民监狱”。在这漫长的几乎令人绝望的黑暗岁月里，大哥始终陪伴着年迈的母亲，不但在生活上照顾她，而且一直劝慰她，告诉她我一定能平安回家的。在大队隔离的日子里他在风雨无阻地给我送一日三餐的同时，想方设法为我传递外面的消息，把我的申诉材料带出去，得知我有自杀念头的时候，他总是劝导我要勇敢地活下去才有云开日出的希望。拘留的六个月里我每个月月初可以写一张明信片，向家里提供需要物品的清单，大家称之为“托梦”，到了月中家人根据要求给送一些生活必需品，但是是不可以碰面的，大家叫它“上坟”。还是大哥月月都给我送东西，而且将纸张和食品夹在被子的棉花缝里（有母亲含着热泪烧制的鸭肉干、炒米粉等等），而我又小心翼翼地把在狱中写好的申诉材料夹在被子里送出去，由大哥誊写，不断地向上级部门投送……当时这样做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如果没有大哥的帮助，我的平反昭雪之路必将更加艰辛。
　　 事情虽然过去了，一切恩恩怨怨早就抛到了九霄云外，但是大哥的恩情却永远不能忘怀。
　　 改革开放以后，我大哥的大儿子不再干农活，也不用再买棒冰、修电机这样东干西干了，而是被村里招聘进村办汽车厂上班，跟着师傅学习汽车电工，凭着他过人的天分和刻苦勤奋，很快就学会了汽车电路安装和维修。师傅走了以后，他更是边干边学，不断摸索，技术越来越精通，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而且领到了驾驶证、维修证和检验证，同时还带了不少学徒。
　　 集体企业改制以后他和好友合伙买断了村办汽车维修厂，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逐渐扩大了经营，置地建厂添设备，家里也建起了带庭院的两间楼房。（如今因拆迁住进了重新分配的居民楼）大哥很长一段时间在汽修厂帮助儿子管理仓库并兼任现金保管，直到年逾八旬方才退休。
　　 而那个一直生活在他母亲身边的小儿子在建筑装潢业掏得了第一桶金，如今也是事业兴旺，他也一样常常回家来看望父亲。
　　 眼下，大孙女已经大学毕业，踏上了工作岗位，二个孙子正在学校里刻苦攻读，一家三代可谓人丁兴旺，和谐安康。
　　 大哥风雨坎坷的一生就是他们这一代农民的缩影，他们朴实、勤劳，善良，默默无闻地为下一代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祝愿我辛劳一生，坎坷半世的大哥健康长寿，安享天伦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