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大风起兮云飞扬”是在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中执得牛耳的汉刘邦所唱出的，但我总怀疑以刘某人的才略是说不出如此大气磅礴的诗句的，这可能又是后世多事的文人借刘邦之口一抒胸头强梁霸气而附会上去的。
　　 我们所要关注的是在风云变幻之际在铁马金戈打乱朗朗读书声时甩下轻丽潇洒的长衫换上重铠沉甲的那些文人。
　　 文人的形象其实很难下一个定论，说他们弱不禁风不识干戈吧，然而他们中确有许多人赢弱躯壳内竟有着超乎寻常的精神重剑。事关天下兴亡，情涉家国荣辱，便引一炬秋火，焚尽吟风弄月歌红唱翠的书稿，打落了身上的书卷气，毅然决然地骑上千里赴戎机的红鬃烈马。关河遥迢，朔风冷月，铁甲上的霜花还未化净，便敷上了殷殷热血。
　　 虎帐谈兵、沙场论剑、成王败寇、生死间发。文人那根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如何承担起这强有力弹拨？然而，在沙场秋风里、在边塞狼烟中、在两军厮杀的金鼓号角中、在引弓擎刀箭发连珠白刃如霜中，那些弃笔从戎的文人，重新构筑着生存模式，锤打着生命意志。体魄即使无法硕健伟岸，但是精神却迸射出金石相击的火花，烁烁生辉、历久不绝。
　　 唐代诗人纸上谈兵（在这里选用这个词绝对没有丝毫不敬的意思）的功夫，是相当精湛的。下笔便起风雷声，挥毫已见刀戈影。在寻仙饮酒中琢磨绝世诗情的李白的笔下时不时射出森寒剑气、荡出沙场风云。安史之乱打破开元旧梦之际，已渐老弱的李白千里追王师，求一展平生所学，为君平强虏，千里静胡沙。李白之后有寄居扬州诗酒风流的杜牧，平生自诩知兵，曾发出“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声音，来讥诮遥远的周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已经没有推出英雄的勇气和力量了。他虽然为煌煌孙武子十三篇作注，虽然不拘形迹的外表里有谈笑制胡虏的热衷，但是他没有气力改写大唐帝国逐渐衰微寂寞的晚钟，只有浪迹江湖载酒行，在无人与诉的寂寞中做着荒唐的十年一觉扬州梦。
　　 唐代诗人，演兵沙场枕戈饮酒的梦到了宋、明两代便成为了现实。
　　 我们在纷繁紧张的现代生活空间中假设有空回顾唐、宋两代的历史，不难发现唐多困于内忧，而宋始终顶着外患的阴影。内忧说穿了就是内耗，而文人多对之报以鄙视的一瞥敬而远之。文人讲究风骨气节和操守，自然不会为无穷无尽的内耗而浪费高贵的激情和磊落的才华，清身自好使他们无离藏污纳垢的内部纷争，目光宏远。使他们向往着建功立业，令本民族的精神为之一振。
　　 宋代即是外借助外族燃起的狼烟而走上历史舞台的，穷尽两宋，自始至终把焦灼惊惧的目光投向自己的强邻。于是，文人们获得（甚至是不得不）在大风起兮之际走马沙场，挽强弓力射天狼的机会。
　　 岳阳楼述有范仲淹把酒临风的那抹清影吗？即便已不存在，但那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从那里流传于天下千百年了。而今登岳阳凭洞庭，看浩浩荡荡的江水送远白帆，心底那古老而苍劲的声音还久久回响。
　　 范仲淹赖以成名千古，绝非只是因为那句国人引为精神指南的话，而是他成功的完成了由文入到将军的转型，完美地实现了中国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的梦想。后人论及范公，总会不由自主地把他和十万甲兵联系起来，和边嶂里的金戈铁马联系起来。胸中自有十万甲兵，袖中唯有两股清风。现在我们翻阅历史典籍，所得到的历史老人对范公的评价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而没有文学家或者诗人的字样。历史对人物的评说。是极现实的。以成败论英雄，因结果而定论。于是缭绕如梦的历史云烟，渐渐地掩去了范公文人的开始和腹中足以与十万甲兵抗衡的文采风骚。
　　 然而，我们有理由拨开如铁史笔编织的重铠，寻找范公身上飘洒如风的那袭文士的清衫，也应该洗耳聆听（聆听范公的声音，确实应该用至清至纯的水洗尽我们耳内的污垢，否则便是对先贤的不敬和对艺术的亵渎）范公于连云虎帐外远眺重峦叠嶂上空布排的风云时，以纯粹的文人的声音吟哦出来的绝唱－－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入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如果说苏轼是豪放派的词宗，但是没有范公以融铸了战地风云的声音为前导，后生苏轼是否还能唱得那般恢宏大气，气吞山河？
　　 我们不仅应该记住范公屯兵羌地长烟落日孤城里使西夏惊乎“范无敌”，还应该知道他的声声清啸完成了豪放词派的前期操作。
　　 文宗与战神如此完美的结合，范公当属前不古人的第一人。虽然苏轼、辛稼轩、陆放翁等人联翩而来，但是他们只能在有心杀敌、无门报国的尴尬中高歌大风之后草草收场，徒留万古恨而已。
　　 于是到了南宋末年，赵家天下已走进灯火楼台渐渐曲中人散的时候，塞外的狼烟，已经形成一只硕大的口袋，毫不留情的收拾着中原山河。文天祥生不逢时地走上了历史舞台。
　　 然而，历史的安排并没有错。没有文天祥，南宋的挽歌声中就不会激荡起生存还是毁灭的千古疑问，就不会演绎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精神礼赞。
　　 天下至韧者，文人之气、至刚者，文人之骨。到文天祥双肩担起国家之仇、臣于之恨时，得到了最充分的诠释。文天祥也成为南宋末年一片哀鸿悲歌中奏响卓异的正气歌的主力乐手。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说得旷达和理智，自古艰难唯一死，连死尚且都视若浮云的胸膺中所充斥的只有一腔浩然正气和深思后的旷达解脱后的理智。文天祥要以生命殉葬的不是付之东流的大宋江山，更不是末代帝王，而是他已经破灭的理想和不能再延续的人生追求。如果我们冷静地审视历史、客观地观察历史人物，我们不难发现，文天祥的精神的确可以称为后人之师，但于攻守战备的才具方面，实在难以找到可圈可点之处－一然而，我们毕竟还是需要呼唤他的那种激情，固守他为后入留下的人生模式。以成败来论文天祥，当然不够公允，因过程而言他是当之无愧的大英雄真好汉。
　　 幸好我们的民族是个讲究精神的民族，国人更看重不计成败慷慨赴义的过程。
　　 宋代的丧钟余音未尽，大明帝国的煤山上已挂起了末代帝王的身体。帝王的生死荣辱，不值得我们关心，我们关心的是史可法。史可法的个文人，然而流传后世的只是一篇《复多尔衮书》。清兵围困扬州，史可法明知大明的气数已尽，却挣扎着把自己身躯投入到无力回天的一片悲歌中。《复多尔衮书》写得极具辞彩，一股正气凛然以死明志的刚劲之风把明末晦暗的天空撕裂一角。史可法以身殉国，又为中国士人“知不可为而为之”、“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作了一个相当漂亮的注脚。
　　 大风起兮云飞扬，不知这莽莽五千年的华夏历史中有多少文人清瘦而执著身影在风烟四起时匆匆来过。事涉天下兴亡，不敢惜身；情牵家国荣辱，不可退缩。文人的朗朗硬骨在今天依然有气冲斗牛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