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６年，我生命的起点

灿烂的太阳，也不过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小小的分子；叱咤风云的伟人，在历史的长河中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地球上多如沙子的人，谁能企盼用自己手中的笔把自己描绘得与日月同辉？然而，你若要管窥春天的美丽，品味大海的苦咸，就不能不从一朵小花，一滴海水开始。
我是百花丛中一点红，我是沧海的一滴水。
过去的岁月带走了我们的年华，带走了我们的幸福，带走了我们的痛苦，带走了我们的欢乐，带不走我们的怀念和沉思。
不论你多么富有，多么贫穷，多么伟大，多么渺小；也不论你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都是从那逝去的岁月中走来，你又将从现在走向未来。岁月无情也有情，岁月无义也有义，生命把希望寄托给岁月，岁月在消逝的过程中展示着生命的灰暗或辉煌，也在向迷中之人用无言的方式指引着命运应遵循的方向。
我生活在岁月中，我挣扎在岁月中；岁月尤如一片土地，我每年每月每天每时都在耕种，我每年每月每天每时又都在收获着品味着自己曾埋下的种子所结出来的果……

１
人的心永远憧憬着未来，而那过去了的往事又成为永远难忘的怀念。１９５６年的３月１８日我降生到人世。出生的日子无论离我已多么遥远，都是我永远不能忘却的日子。遗憾的是人永远忆不起出生时的一切。人世上一个生命的延生，虽然比一个生命逝去的场面要逊色得多，但却充满了喜悦。长大了听妈妈说，百里以外的奶奶头一天就赶到了县城里，守护着我的妈妈；远在乡下的姥姥依门翘首。亲人们关注着我，他们不知道我会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是丑还是俊，那企盼和担忧交织在一起的心情该是多么的幸福和痛苦啊！我的家住在县政府的大院，我的第一声啼哭就响彻在县政府的大院，我的第一次微笑也荡漾在县政府的大院。从此，我和我的同龄人的哭与笑便和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相连在一起。
如今，呵护我，盼望我长大的亲人陆续地离开了我，爷爷，奶奶，姥姥，舅舅，爸爸，把我视为掌上明珠的亲人，有的还没有品味到我的一丝回报，就永远地离我而去了。是啊，在这个世上许多栽树的人，在他们的心血和汗水培育的小树长成大树的日子，自己却离开了他们所爱的大树，后人在这大树下谈笑风生，会有人记得栽树的人吗？假如我是一棵大树，在我身边乘荫的人，会想到曾养育我成人的我的亲人吗？!
我的爸爸在我降生百天之后才回到我的妈妈的身边。那时，他是团县委的宣传部长，他和共青团员组成的青年突击队在太民水库的工地上奋战，那如火如荼的场面和那狂热的青年们需要他。他的心里不会没有我和我的妈妈。传说古时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他也没有我的爸爸伟大和高尚：大禹的时代，妻妾成群，儿女成帮，他身为人王，父母有仆人照料，也不会仅有此一个家，而我的爸爸生活在一夫一妻制的时代，我是他的长子，他没有听到我的第一声啼哭，他没有看到我的第一丝笑意，是多么的遗憾！爸爸从工地回来了，捧回了一张奖状。这张奖状至今保存在我的书柜里。它夺占了爸爸的天伦之乐，它推迟了我和爸爸相见的日子。太民水库也在不久后成了大跃进的殉葬品。爸爸的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得到的回报是晚年的感叹。
爸爸从工地回到久别的家，夜已经很深了。他一进屋，一脚踩进了炉坑子里。摔了一个跟头，手里正好按在铁炉钩子上，气得一下子把炉钩子摔出去。本是回来看儿子的，心情一下子败坏了，只是在微弱的灯光下草草地看了我几眼，倒头便睡了。爸爸当年才２２岁，还是一个大孩子，有了儿子，还不懂得做父亲的自豪，有人来串门，他就对妈妈说："快用被把孩子苫上，推一边藏起来！"仿佛结婚和生孩子是让爸爸害羞得抬不起头的事情。
１９５６年的３月１８日，命运之神决定了我的生身父母，这是我和我的父母关系的一始。一切事物之初都蕴含了事物的未来，爸爸在我百天才来到我的身边，也许正是这种父子关系的开端，才决定了我和爸爸的联系：他的心里有儿子，实际中又总与儿子处于一种距离。爸爸很少和我谈话，他一生中以工作为本，长大后，我就参军去了，脱下了军装，我就去开拓自己的生活天地，与爸爸在一起的日子很少，现在爸爸离开了我，留给我对他不尽的怀念。
１9５６年的３月１８日，命运之神也使我开始了品味人世的苦辣酸甜。

我和爸爸动心眼儿

父母喜欢自己孩子是上帝赐给人类的天性，我的爸爸不是不喜欢我，是他的后天形成的自尊心与我远之。
爸爸渐渐地喜欢我了，但对我是爱而远之。这是因为一次爸爸抱我，我不知深浅，尿了他一身尿。从此以后，我再也难以上他的怀了。到了我上幼儿园时，爸爸才胆大起来，敢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踩在他的肩头上，站在他的脚上蹬机器玩。爸爸再高兴时还在炕上俯下身给我当大马骑。
我长到三岁的时候，爸爸在周日或茶余饭后的时候开始领我到街上散步，我总是愿意和他手拉手，这样，我不怕生人，也不怕马路的上汽车和马车了。可是爸爸呢，总是爱背着手走路，边走边思考着什么，嘴里还背诵着什么。我们各走各的路。我跟在爸爸的身后边，生他的气。妈妈领我上街，手拉手还怕我走丢了呢，他却不看我，我就故意地停下来，看他找不找我。爸爸走了好几步，很快就知道我没有跟上来，便停下来等我。这时我就撒谎，说：“我走不动了。”爸爸就回来背我走。经过这样的几次吓唬，爸爸再也不敢各走各的路了，我也有了常常趴在爸爸身上逛街的机会。回到家中，我当着爸爸的面向妈妈和奶奶告爸爸的状，说爸爸有架子，走路背着手，不领着我，迈大步，我都跟不上。爸爸被我妈妈和他的妈妈责备了一番，他不生气，反倒笑了，他想不到他的儿子对他会有意见，还给他扣上了“有架子”的大帽子。我最愿意和奶奶上街。奶奶进城就转向，找不到东南西北，记不住自己的家门，出门我是她的向导，我手拉手地领着她，她说她离开我就找不到市场，找不到家。我和奶奶在一起走，我非常自豪，感受到了这个世界上我存在的必要。

三岁呼喊“毛主席万岁！”

爸爸教我唱的第一首歌是《小燕子》，那歌词是："小燕子，穿花衣，飞呀飞到北京去，祝福带给毛主席......"长大了我才知道，那首歌词压根就没有这些话，这是他为了从小就培养我做共产主义接班人而为我现编的词。一次妈妈抱我到团县委的办公室，看见墙上挂着毛主席的像，妈妈告诉我这是毛主席，让我说：“毛主席万岁！”我的奶味末干，连十个手指头都不会数呢，哪里懂得“万岁”的含义！？也不知道北京和毛主席存在的意义，就知道妈妈和爸爸不在我的身边时是我最大的痛苦。也许我还在妈妈的腹中的时候，他们和他们周围的个人崇拜的信息就开始向我进攻；呀呀学语，父母就和中国成千上万的孩子们的父母们一样，不管孩子懂不懂，就向我们灌输他们的，也是他们在人生中被人强化形成的政治观念。
童年的心有如一片净土，春风吹来花籽，这里便绽开美丽的花朵；远方飞来小鸟，这里便是它的一片自由的蓝天。父母是守护着这片净土的园丁。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们在这里播下的种子，预示着他们拥有，和他们自己所处的时代将要享有的一切。新中国的第三代人就这样被上一代人熏陶着，埋下了一个民族前进路上的障碍：１９７６年的９月９日，毛泽东这个一生与我没有见过一次面的人，他的死竟让我这正在服兵役的三尺男儿哭得泪流满面，远远地超过了为我出生而欢欣和忧虑的爷爷奶奶去世时的悲伤程度。要清除一个时代潜移默化地钻入人的心灵里的观念，如果没有信仰的转变，是不可能的；为了清除陈旧观念所进行的二十年的改革开放的教育，又或多或少地潜伏下新的障碍：一切向钱看。人，总是试图解放自己，又总在禁锢着自己。

三岁指认盗贼

长大的时候,听妈妈说我三岁那年“抓”到过一个贼。
１９５８年的春天，我的爷爷从乡下来串门，劈了许多柴，以备引火做饭之用。一天早上，爸爸和妈妈上班去了，爷爷也不在屋，我独自一人坐在炕上玩。邻居家的一位姓高的老太太溜了进来，用衣襟兜走了爷爷劈的几块木柴，她威胁我说："你要告诉大人，我就打死你！”等到爷爷回来，我原原本本地把看到的和听到的话告诉了他。妈妈下班了，爷爷把我说的话告诉给了我的妈妈，并要去找那个高老太太。我的妈妈害怕了，怕得罪了那个老太太，孩子被害乎了。爷爷说：“我去啥也不说，真是她偷了又能咋的，一点东西值多少钱！我是要看看这么点个孩子撒不撒谎。”爷爷去了回来了，生气地说：“真有这样的人！小孩子说的一点不假：老高太太把偷的劈柴藏在了饭桌子底下了。我认得那木头！”
爷爷是清朝末期的秀才，民国初，他２７岁那年就当上了昌图县的教育研究会的会员，做了大半辈子的私塾先生，共产党来了才养歇在家。昌图解放前夕，他就支持我的大伯参加了八路军的区中队，很早就和共产党的区长区委书记有来往，有一年的夜里，女区委书记王枫化装成国民党的武装，带了几个人到一个屯子中了解民心，进了一户姓张的人家，那姓张的哥俩都是光棍，王枫问他们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老大以为王枫果真是国民党，枉口八舌地说了一通，还说他已经杀了几个共产党，还说共产党有个区委书记是一个女的，有名的破鞋，不怎么样，抓住她，非点了她天灯不可。其实他根本就不认识王枫，王枫就站在他的面前。王枫一边听一边用笔在兜里暗中记录，老二看哥哥说，也跟着乱说一通，拍着胸脯子说要跟国民一条心打共产党。那时正是国共“拉锯”时候，形势严峻，没有时间去调查他们的话是真是假。王枫听到这，看他们也够杀了，说：“行了，别说了，够了。”把帽子一摘，露出真容来，当时就把哥俩吓跪下了。武工队二话没说，把他俩拉出去枪决。他们家的亲属知道爷爷有名声，又认识县大队和区中队的人，跑来找他去说情。爷爷已经睡下了，起来后边走边穿衣服，等走到离那个屯子不远时，枪声就响了：老大被当场枪决。爷爷到了，老二才得已活命。那一枪吓傻了老二，闹个终生耳聋。爷爷教书，没钱的人家的孩子只要想念书，可以不交钱，但是来了不好好学习，无论是有钱人家的公子，还是亲属家的孩子，举手就打，从不留情。爷爷的性格个别。他在乡下讲卫生，反对吃饭时说话，有一次他正在吃饭，窗外有人面对他说话，他嫌人家离他近了，气得把一碗菜当人家面扬在地下。爷爷的脾气大，固执，不卑不亢。
尽管如此，爷爷在我抓住小偷后，也没敢发火。那是解放初，正在镇反，搞阶级斗争，邻里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跟底，为了我的安全，家里人，不仅不敢得罪那高老太太，还得像什么事也不知道的糊涂虫似的，和那高老太太欢欢乐乐，没事一样，见了面，我还得管一个要打死我的人甜甜地叫“大奶”。
幼儿时代，贼人就闯进了我的童真世界。

我还没有吃饱，却把糖馒头分给小友

春去春来，花开花落，转眼，我到了四岁，爸爸妈妈送我上幼儿园了。
新中国提倡妇女解放，妇女走出家门是解放了的标志。妇女的解放在新中国的当初是被迫性的，不走出家门，不参加工作，组织要蹬门来找。我的妈妈也上班了，先是在造纸厂，后是在食品厂。爸爸妈妈是我来到人世上的第一个最好的朋友，到了幼儿园，天真的小朋友们相聚在一起，也没有淡化我对爸爸妈妈的依恋。每天，妈妈边哄我边劝，送我去幼儿园。我天天都不愿去幼儿园，每次都是哭着与妈妈分手，央求妈妈下班快点来接我。妈妈对我说：“离不开妈妈，没有出息，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我似懂非懂，含着眼泪点头。要长大，总得离妈妈远去吗？儿子的明天是一片未卜的天空，妈妈为了使自己儿子在母爱能力所不及的时候，也能在这险恶的与美好交织在一起的人世上生存，才早早地把儿子交给了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人啊，也是为了完成新中国的妇女解放任务不得不每天离开自己的儿子啊！
１９６０年，新中国的饥饿的时代开始了。
一天，妈妈给我做了糖馒头，让我带上了一个。幼儿园里的粥稀得几乎看不见米粒，吃间食的时候，我咬着这个糖馒头，一个小男孩站在我的面前，眼巴巴地看着我吃。我知道他馋了，豪不犹豫地分给他一大半儿。虽然我吃得甜嘴巴达舌，但是我挺高兴：因为妈妈告诉我，好孩子吃好东西时要想着别人。每当我有了饼干和糖果时都让爸爸妈妈先尝，今天我又把好吃的糖馒头让给了小朋友了，我是好孩子啦。
几天以后的一个晌午，那个吃了我糖馒头的小男孩儿和几个小朋友坐在幼儿园的门口的绿草地上晒太阳，他一边嗑瓜籽，一边从兜里掏出瓜籽来，分给每一个在场的小朋友，到了我跟前，他冲着小朋友们，指着我说：“那天他吃糖馒头还给我了呢，我不给他瓜籽吃！”他嘻嘻地对着我巴达着嘴，别的小朋友也笑，我坐在草地上，看见每一个人都有瓜籽嗑，还被他嘲笑，脸红红的，这是我第一次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我委屈，我想家，想爸爸和妈妈，两眼含着泪。我对别人好，别人却对我不好，这样的小朋友，他的爸爸妈妈不管他吗？我的心里十分地困惑。委屈地流下泪。
好心没好报，人生的路上这只是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