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搬离伊犁是在一九七一年七月。那时我刚刚升入中学不久，而爸爸已到新单位上班三四个月了。那个新单位在什么地方，与伊宁市是一样吗？那里有高高的白杨树吗?有让人喜爱的灵巧各异的小鸟吗？有让人留恋忘返的电影院吗？有……
　　 唉，我实在是不知道，我只知道，爸爸走的时候，有许多叔叔阿姨来家里看望爸爸妈妈。有一天晚上，我从外面玩够了回来，家里坐着邓叔叔和邓姨姨，他们问我：到则克台你去吗？我说：去啊。爸爸在那我能不去吗？又问：那里没有中学怎么办？我傻傻地说：那我还是在伊犁吧，把学上完了再去。我的回答使叔叔阿姨不禁笑了起来。我知道自己说了傻话了，呵呵……
　　 长大后的日子，我才知道爸爸调走的来龙去脉。原来在三支两军进驻伊犁后，工作中也出现过一些不能令人满意的事情。他们有意无意地参与到了派性斗争，偏袒一方，打击了另一方，有时候还伤及到无辜。爸爸那时虽没有参加任何派别，但作为老军人的他，自然是倾向在伊犁势力一直比较大的“保皇派”（保老革命老领导的派别）组织。而且那时“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爸爸在被解放后，作为老干部代表被结合在了单位里的革命委员会中。虽然如此，但文革开始后形成的派性依然严重存在。听妈妈说，那些造反派知道爸爸和彭伯伯、王德叔叔是倾向“保皇派”的，如此他们仍然没有真正掌握权力，恰好他们利用支左部队的代表初来咋到不明真相又有明显倾向的原因，硬是把爸爸彭伯伯和王德叔叔三个老军人老革命老干部拆散开来，调出了伊犁，事实上是下放到更加遥远的艰苦地方去了。长大后妈妈告诉我，调离你父亲他们是不符合组织程序的，当时主管爸爸单位的上级领导部门都不知道。但是在那个年代，那里还有什么正常的程序啊，原则都没有了啊。
　　 我清楚地记得，单位上为“欢送”爸爸和彭伯伯、王德叔叔调离，假惺惺地放映了一场电影。电影是在爸爸单位篮球场上放的，是看了不知道多少遍的《地道战》。那时我仍是傻呵呵的，早早拿了凳子占了地方，印象中彭伯伯和王德叔叔都没有去。爸爸去了，大度地乐呵呵地讲了一番感谢的话，至于具体讲了一些什么，我也记不清楚了，电影一开演，我就乐滋滋地沉浸在电影了了……
　　 看完电影我回到家里，见家里满屋子的人。爸爸妈妈在，彭伯伯王德叔叔，还有邓叔叔邓姨姨等等都在。我这才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家确实要离开这间居住了五年多的屋子，离开这个我所十分熟悉的大杂院，离开我那些可爱的小伙伴们，离开这座白杨深处的城市，到另一个我所非常陌生的地方开始另外一种生活了，那地方是什么样的？有树有鸟有冰棍有电影吗？我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
　　 第二天爸爸就走了。这一走就是几个月。家里就是妈妈和我们几个孩子。我仍是背着书包上学放学，但家里自此好像安静下来。我开始对对这个家这个院子，以及这个院子的小伙伴们充满了依依不舍的感情，我好像一下懂事起来，我不再拿弹弓叉随意把人家的鸡腿打折让人提着鸡来找妈妈把我揍上一顿，人家才解恨似地离去；我也不再晚上领着孩子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的疯玩了，不再与巷子里的巴郎子们踢足球了，只在夜里偶尔睡不着的时候，静静地听那维吾尔人在巷子的深处唱悠悠扬扬美丽动听的维吾尔族民歌，那歌声似乎有一种抒情，有一种忧伤，又有一种憧憬。我也不再在院外的河坝里钓鱼捞沙子洗澡游泳了。我突然有了一种我从未有过的沉静感，一个人像大人似的孤独地有事没事地在院子里和巷子里走来走去……
　　 我家要走的消息，不知怎么被学校我的班主任孙淑芳老师知道了，她那天在课间操时忽然问起我，平时调皮常挨老师批评的我，不知为什么面对着老师忽然难过起来，低下头，忍住眼眶的泪水不让它流下来。那时的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依依不舍，什么叫难过……
　　 这一年七月的一天，一个阴雨蒙蒙的天气，我一家人乘坐一辆解放牌大卡车离开了伊犁。一九六二年我家从克拉玛依搬来伊犁的时候，也是乘一辆解放牌卡车，而今也是，只不过那时是一路向西向西，而且是飘着绵绵的雪花，大地一片银装素裹;这一次是向东向东，冒着蒙蒙的细雨，走入了天山深处。
　　 天山深处是什么样的？那里有辽阔的草原，有高高的山脉，有长长的河流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在那愁云惨淡阴雨连绵的天气里，心里开始有了寂寞和怅惘；我在那漫漫长长颠颠簸簸的旅途中，心灵上开始有了孤独和想像的翅膀；而且那一天，爸爸一直陪我们几个孩子坐在帆布帐篷搭就的卡车上面，并且爸爸怕风和雨把我们吹凉了，就一直蹲坐在卡车的前面，抵挡着风抵挡着雨。雨，顺着他脊背后的衣角一滴滴流下来；风，吹得他满脸青紫，许久不说一句话。自此，我开始敬仰我的爸爸，也隐隐约约感受到了人生的漫长和艰难，感受到了做一个父亲的不易和伟大。当然，我更多的是有了回忆，从而开始感觉到什么叫做美好的往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