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耶稣将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有许多老百姓追随他，其中有一些妇女痛哭不止。耶稣转身对她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泣，当为自己的儿女哭泣。”人将上帝之子钉上了十字架，他们得意的对耶稣戏弄且凌辱——你不是可以在三天之内建起被坼毁的圣殿吗？呼唤你的神来就你吧。而三天之后，耶稣复活了，一座高大的圣殿在人们的心里永远的矗立起来，人们在绝望中重新获得永恒的信仰。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郭沫若先生的《凤凰涅般》，凤凰在烈火中获得了永生，在灰飞烟灭的那一刻得到永恒的辉煌。不同的故事给予了我们同一个答案，而这个答案在两千多年前孟子老先生就已经给了我们：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徵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我想“苦、劳、饿、乱”等步骤就是把人击倒的过程，让人在身体上、精神上都处于一种崩溃的状态。只有勇敢的站起来，只有那些陋习，恶习全部崩溃了，才能塑造出一个全新的形象，而精神境界也就随之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过程跟凿玉是一个道理，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
　　
　　 我们也常听到这样的一句话，“诗穷而后工”。虽然说的过于的绝对化，仔细探究一下，却又不乏有可取之处。稍有点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古代有许多大文人，大学者都是在遭受极端苦难之中，找到写作的灵感。试想杜工部若不是颠沛流离，怎会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种忧国忧民的疾呼；若没有亡国丧家之痛的辛酸，李后主哪能吟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哀怨；若没有“乌台诗案”的莫名牵涉，东坡又哪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飘逸潇洒。
　　
　　 这样的事例，古今中外绝不少见，我也不想过多的罗嗦。
　　
　　 二
　　 个人的成长如此，人类历史的发展亦如此。
　　
　　 记得高中的政治教材上把人类的历史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我现在记不清划分的标准了，但显而易见，这种演变是建立在以一种制度的崩溃，另一种新的制度的诞生为标志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好像已经跳离了这个圈子，但如果从一个更深的层次——阶级，这个角度上来探讨的话，他们的本质还是符合“崩溃——新生”这条规律的。
　　
　　 所有社会形态的变更。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一个阶级的蜕变成长为一个新的阶级的过程。一个阶级崩溃了，而在这个崩溃的基础上演变成为另外一个新的阶级，从而就出现了一种社会形态的崩溃，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又相应的建立起来。我个人认为，这个“新”不是凭空出来的，只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一种崩溃革新而已。而这样的周而复始，也就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
　　
　　 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工具的改善，劳动产品相应的丰富起来，于是产生了贫富不均的现象。经济地位的变化，导致了阶级的产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奴隶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的对立，中国历史也就进入了奴隶社会发展时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私有土地的出现，奴隶制度面临全面崩溃。拥有土地的人员在这场演变中就转变为地主阶级，而另外的则沦为农民阶级，中国的历史也就进入了封建社会发展时期。在这个演变中我们能明显的看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的出现，仅仅是在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崩溃中“进化”过来而已。在后来到清朝末期资本主义的出现，资产阶级的产生以及中华民国这个带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的建立，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社会主义性质国家的建立，都不可避免的遵守了“崩溃——重生”的定律，从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国外的历史文明也是遵从这个规律的，在这里我就不再做更多的阐述。
　　
　　 由此看来，不论是个人的发展，还是社会历史的发展，都需要一种形式在合理的范围内崩溃，才能取得一种全新的发展。在这里我想简单的解释一下什么是合理的范围。我简单的认为，合理的范围就是崩溃但不导致灭亡。
　　
　　 三
　　 在上面我谈到了一个崩溃的合理范围的问题。又让我想起了近几年来一个逐步引起专家学者关注的问题。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遭受西方文化冲击的问题。在这里我不敢说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崩溃，但有些现象还是值得我们担忧的。
　　
　　 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始于十八世纪，也就是康熙年间，但那时候的文化交流也还是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还谈不上是一种冲击。到了十九世纪中，也就是鸦片战争后，西学输入得到了部分开明人士的积极响应，但此后二十年间，天朝上国闭塞依旧，西学在中国的影响十分有限。庚申一役，危机加重，出自自强求富的需求，清政府发起了“采西学”、“制洋器”的洋务运动，近代中西文化争论也拉开了序幕。首先是洋务派与保守派之争，一派持“中体西用”，一派持“夷夏大防”。由此，两派开展了三次论战：六十年代的“同文馆之争”，七十年代的“海防之议”和八十年代的“修筑铁路”和“派遣留学生之争”。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维新运动逐渐崛起，他们开“新学”，倡“新政”，突破“中体西用”模式，介绍西方政教制度，中国思想界开始了由洋务派与保守派双峰对峙向维新派、洋务派与保守派三足鼎立的局面过度。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开始遭受冲击，国内的一些学者打着传统文化的幌子传播西方学说。
　　 到了“五四”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更大的冲击，一些激进派人士主张全盘西化，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打到“孔家店”的呼声不绝于耳。到了新中过成立后，这种势头得到了一定的遏制，可改革开放以来，这中现象又有了抬头的趋势。举一个很小的例子，现在中国我了解的大学，绝大部分大学生学英语花的时间要比学传统文化的时间要多的多。还有近来有的学者竟然主张把汉字拼音化，还美名其曰，与国际接轨。
　　
　　 中国传统文化是否面临着崩溃的危险，谁也不敢轻易的下结论，我还是那句话，对于一些现象我们应该要有必要的警惕。说到这里，肯定会有人对我提出尖锐的批评：你不是一直在强调什么在崩溃中重生吗？这些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希望大家把握好一个度的问题。或许我只是杞人忧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