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关于长征的纪念活动自然也就很多，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中央电视台崔永元做的一个节目，叫“我的长征”，就是要找20名志愿者重走长征路。崔永元当时问了报名的志愿者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走长征路？”答案很多，比如要体验艰苦奋斗、勇往直前的长征精神；比如要宣传长征的伟大历史意义；比如要考察长征沿途革命老区的风土人情，为老少边穷地区的群众做一点贡献；甚至可以说是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等等。不知道当年那些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当我每次看到关于长征的故事的时候，我总在想，是什么让这些人能够走完这么长的路，而且是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冒着随时可能失去生命的危险。答案可以很简单，是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可以再具体一点，是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蒋家王朝，建立一个新中国。这些理由都很崇高，也很正确，但我不禁又想起了一件事。在邓小平晚年的时候，他的子女曾问他：为什么很少听他讲过去战争年代的事情，在长征的时候您做了什么呢？邓小平只说了三个字—“跟着走”。
　　
　　 在谈长征为什么能取得胜利的原因之前，我还是想简单的重复一下长征的经过。下面是我所找资料的综述：
　　
　　 长征指的是1934～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
　　
　　 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就途。由于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锐减。
　　
　　 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余人，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国民党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合组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从这个简单的过程中，长征的所经历的波折可见端倪。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促使了这种古今中外未曾见的壮举，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里我也想表达一点我个人的见解。
　　
　　 红军的全称应该是中国工农红军，而其实它的主要组成成分是农民，是大多数不识字的农民。我不清楚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列宁的革命理论他们能够知道和理解多少，但我想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他们有坚定的反抗意志，反抗现有的政权统治，反抗外来民族的侵略，反抗阶级压迫和剥削，而他们知道，共产党是能够领导他们实现这些目标的，所以他们坚定地跟随着共产党，组成了党领导的军队，不惜冒枪林弹雨，不惜拔山涉水，长征二万五千里。他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并不知道这次迁徙的目的的在那里，甚至连我们的党中央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才知道在陕北还有一块革命根据地，那里的领导人是刘志丹。但正是这些坚定的跟着走的大多数红军战士，创造了人类战争史的奇迹，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让后人震惊的词汇——长征。
　　 由此看来长征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带有某种宗教性质的神秘崇拜。一大批不太清楚或者完全不懂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列宁的革命理论的农民，正是对这门哲学，这个理论的神秘性无限崇拜和对它们所描述的理想国度无限向往才产生了跟着走的“盲目性”。这个手段很多人都在利用，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李洪志的法轮功都可以说是其运用的典范，从这点来说当时的红军同那些农民军、那些邪教的追随者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领导者玩弄的手段也有着惊人的相似。就像太平天国运动中这种“盲目性”作用的发挥架空了统治中国200多年的清王朝一样，这个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落后阶级完成了人类战争史未曾有个的奇迹。这样看来，长征的胜利具有极大的偶然性。
　　
　　 如果仅仅把长征的胜利看作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性的话，那是不可取的，也违背了历史研究科学性的基本原则，我们必须在这个历史偶然性中看到历史的必然性。跟着走是大多数人在长征中的选择，是长征胜利的保证，但不能笼统的说这就是长征胜利的原因，长征的胜利开始于遵义会议，在此之前红军可以说是大溃败，而且损失惨重。正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新的领导指挥集体，而新的领导指挥集体又实行了正确的方针路线，所以中国工农红军才摆脱了几乎被彻底消灭的命运。由此可见，正确的领导，正确的方针路线对于一个团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主义观表明，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这里还是有必要谈一下长征的胜利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这是长征取得胜利另一重要原因。
　　
　　 首先长征的胜利与广大人民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长征的参加者绝大多数都是来自群众这个范畴，他们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共产党所执行的方针政策。长征路上这支多灾多难的部队从群众中得到的帮助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是无法估量的：部队的衣食等问题只能从群众中获得，病员的救治和掩藏同样所经地区群众的配合，甚至还有些群众当担了抚养红军后代这个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个及其冒险的任务。其次广大群众对长征的支持与帮助与共产党当时所执行的群众路线理念是分不开的。红军每经过一个地方，积极做好群众工作，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部队每到一地，都要调查了解社会情况，帮助群众解决困难，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坚决保护群众利益，赢得了沿途各族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比如红军经过是回民聚住的地区时，军队领导先及时对全体指战员进行群众纪律和民族政策教育，专门规定了“三大禁令”和“四项注意”，还亲自到清真寺拜访，召集阿訇和当地知名人士座谈，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的政策纪律。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开展助民劳动，切实做到了秋毫无犯。此等做法受到了广大回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还有十多名回族青年参加了红军队伍。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在遵从历史发展规律下，在马列主义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共产党英明的领导，广大将士不畏艰险积极乐观，广大人民群众拥护支持等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取得的。长征的胜利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谈到转折点又让我想起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上，与长征中遵义会议有着同等重要地位，并且有着惊人相似性的另一个转折点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会议同样是用和平、民主的方式更换了中央领导集体，并重新确定了方针路线，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方针路线，一个在过去可能被视为背叛革命、大逆不道的方针路线。为什么会有这样开天辟地的转折？为什么会有这样历史性的会议？原因很简单，形势所迫。在遵义会议以前，红军失去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根据地，伤亡近十万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正是严峻的现实促使人们去重新思考，思考过去的方针路线是不是错了；去重新选择，选择一条新的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道路。所以，我们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但我们在此之前付出了什么呢？付出了十万人的生命，付出了一个国家十年的时间。
　　
　　 或许在这里探讨这个问题会显得与主题无关，但仔细想来不是毫无关联的。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此物存在的客观实在也正式彼物存在的基础和价值的体现。我们在探讨长征胜利背后原因的同时，就不可避免的联系起了长征胜利所产生的对中国历史的重大意义，而对原因和历史的意义的阐述的后果也就带来我们对其以后历史发展的思考和对当今历史发展的借鉴功效，当然更重要的是当今的现实意义。
　　
　　 长征也好，文革也好，理性的说来这只能是一场历史的悲剧，也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它们的出现为以后历史的发展提供了可供考据的案例。我们探讨长征的原因与其意义，是为了发扬长征时自然而凝聚的长征精神；探讨文革是为吸取文革时的惨痛教训。我们这样做得目的当然只有一个——不让付出了十万人的生命，付出了一个国家十年的时间这样的历史悲剧重演。以史为镜，明兴衰之理，图发展之谋。
　　 200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