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鱼的眼睛里，我肯定是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
　　 村东头有个人工湖，人们管它叫鱼池。我第一次见到鱼池时，大概只有五岁。印象里的鱼池很大很大，大得让年幼的我无法形容。那天，姐姐领着我沿着池子的边缘走，足足走了一上午才走了半圈。我们是去捡死鱼，死鱼晒干了，加工了，是家禽很好的饲料。
　　 老人们讲，鱼池本来只是个小水坑，是1962年的一场大水让它的个头长了好几圈。
　　 “爷爷，咱这鱼池有多大？”我问一个在池边散步的老人家。
　　 “有三千亩吧？”老人家转身和同伴商量着这个数字。
　　 同伴摇着头纠正：“我看有四千亩！”
　　 “那就三四千亩吧！”老人家笑了。
　　 我念叨着这个数字，心说，我家的玉米地才10亩呦。
　　 那天，母亲下班后找不到我们，我们回来时正看到母亲焦急地找我们，母亲见到我们，二话不说就抡起笤帚打我们：鱼池里偶尔会淹死人，她决不允许我们到那里去。
　　 见到鱼池后，我就迷恋上了捉鱼，当然不是在巨大的鱼池里捉鱼，而是在庄稼地里。
　　 最初的时候，我只能徒手捉鱼。我们那里有万亩稻田。虽地处干旱的蒙古高原，我的家乡却有百余年的水稻种植史，厚厚的淤泥土孕育出颗粒饱满的稻米，城里人都争抢着来这里买米。稻田的沟渠、小蓄水池还有水塘里都有鱼，而且多是肉味鲜美的鲫鱼——因为它们体型扁平，乡亲们叫它们为扁鱼瓜子。
　　 每当天气闷热的午后，父亲会先把我叫起来，再打发我去喊相亲四邻。
　　 我急了：“叫上那么多人，咱们得少抓多少鱼啊？”
　　 父亲笑了：“人多了好，把鱼吵翻天，它们就自己往咱们身边来了，省力气呢！”
　　 我说不过父亲，噘着嘴去叫人了。
　　 后来我发现确实是那么回事：人多时，鱼会怕得乱闯乱撞，被我们捉住的几率就大多了。但是几率的大小和捉不捉得住没太大的关系，这还和技术、心理素质有关，这可不是我凭空把捉鱼这种“容易”的事拔高。容易？未必！想吧：两只手在被搅得昏黑的水中摸索，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触到鱼，也不知道这鱼有多大、速度有多快——有时候撞到手上的根本不是鱼，也许只是些癞蛤蟆死树根之类的东西。摸着摸着，冷不丁地就有滑滑的凉凉的感觉袭上来，你还没来得及判断那是蚂蟥还是水蛇，它就已经无影无踪了。
　　 父亲是村里的捉鱼能手，这得益于他那双粗糙有力的大手和独到的技巧。
　　 父亲说：在摸近以前踩过的脚印时，手的速度要放慢，那可能是鱼的家，然后在碰到鱼的身体部位后迅速地用手按住它的脊背。
　　 果不其然，照着这个法子，我时常能抓住大个的鲫鱼。
　　 如果仅仅是这样，我是不愿意称自己是刽子手的，因为被我徒手捉住的鱼总共加起来也不过几十斤而已，作为一个孩子，捉几只鱼吃老天都会原谅的。
　　 我要说的是淘鱼。
　　 淘鱼！多么富庶的说法！听起来好像是鱼多得可以随便拿水桶舀出来！其实不然。这是个纯体力劳动，就是把灌溉用的大渠拦截成二三十米为一段的范围。然后用桶向外淘水，这种劳动一般都是两个人以上合作。我总和老叔家的小哥打伙，每当周末，他就来叫我，然后我们拿好鱼具、铁锹、水桶和编织袋。最烦人的程序不是淘水，而是拦截水。从布满烂草根和树根的渠底把粘得要命的淤泥挖出来，要消耗掉我俩大部分体力和时间。堤坝修好后，还要时常遛遛，防止堤坝被水冲开。然后就开始淘水了。
　　 开始时是没什么意思的，这里的水深末过膝盖，看不到鱼，没有成就感，我们淘过的最深的水渠有八九十公分的样子，现在想来，那时候真是不知疲倦。水变浅的时候，鱼就不安分起来，我们边淘着水，边喜滋滋地回头看，看到了那些鱼的脊背，人变得欢快了，水走得也快了。在我的记忆中，这样的工作我做了无数次，而且几乎每次都是和小哥一起。姐姐说我收获最多的一次，是我出去了一天，晚上被爸爸找回来，带回家两个半100斤装编织袋的鱼。有的时候是空手而归的，不是因为没找对鱼的老巢，而是堤坝突然被外面的水压垮，眼见着大水卷进来，而鱼却不见了。
　　 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哥俩带回来一袋半袋的鱼，然后两个人坐在月光下分鱼，谁也不想多拿，总是在对方不留心时偷偷送出几捧。
　　 那些日子，不能不让我感慨，因为它们占据了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劳动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比如付出、回报、精神、信念、协作、成功、失败、浑水摸鱼、乐此不疲、涸泽而渔、无功而返等等，这些概念化的东西只有体验过，才能深刻地领悟，这对我的成长来说是件大好事。
　　 而那些被我杀死的鱼儿，成了免费的教具。
　　 人类社会也大抵是这样吧：在万物被我所用的基础上，一步步地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