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时刻，这时绝对必须知道人们能否用非常规的方式来思想，能否用非常规的方式来观察---如果人们必须进行观察和思想的话。
　　 ——米歇尔·福柯
　　
　　 在思想的战场上，只有思想者才是主宰的力量。只有他们才有权利，浓妆艳抹，峨冠博带，或者隆重，或者轻松的登上战场，乃至致电江山，激扬文字，挥斥方遒，最后必然的赢得战争青史留名。我总不相信劳动大众能在思想的战场上能有什么作为，能有主宰的力量。我以为如果非说他们有什么力量的话，那么他们的力量也只有通过他们的灵魂---思想者才得以发挥，导释出来，有涓涓溪流而至澎湃的江河。但自从民国以降，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英雄，思想者，灵魂，想当然的主角光芒暗淡了下去，群众被抬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于是我们的思想的天空不再有光芒四射的太阳，甚至没有了哪怕回光的月亮，只有一颗颗星星，躲躲闪闪，隐隐藏藏。
　　
　　 在思想的战场上，群众依靠政治的力量获得了胜利。如果说这是一种胜利的话，取胜者不是劳动大众，而是政治家们，正是他们的愚民政策，给了劳动者以虚假繁荣和阿Q精神。在一个思想仍然可以得到罪名和惩罚，在一个集权的国度里，这不仅必要，而且非常实惠。我相信知识分子的义务和职责就是唤醒群众，使他们摆脱愚昧。但事实是知识分子大多都采取了荫蔽于权势的策略。这实在是历史的悲哀。
　　
　　 而我在郑先生的著作――《晚清思想史》中也看到了种种迹象，他们表明先生也是体制中的一员。在龚书铎先生的序言中，也是龚先生所谓的创新之处中说：
　　 既重视思想家的思想，同时重视人民大众的思想，注重二者的互动关系。可以弥补以往的研究侧重于精英思想，忽视人民大众思想的不足。
　　
　　 而这正式我所不敢苟同并且深为恐惧的。这种论点与官方轻精英，重大众的教科书论调何等的一致？而官方重大众只是意识形态的的考虑，而作为学者的郑先生却亦步亦趋，这太使人觉得悲哀。
　　
　　 诚然历史意味着学院化的历史学。但在目前的中国，还没有真正独立的学院------政府，政党已经渗透在里面，并且是绝对主宰着学院的运行。所以历史意味着政党化的历史学就应运而生了。而历史学家要想更好的生存，被政治收买几乎是唯一出路。而如此造成的后果确是不可挽回的：历史著作成为了对现行政府政策的诠释和发挥。
　　
　　 作为历史学家，依据我肤浅的理解，他首先有关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爱德华·萨义德在他的《知识分子论》中已经说得很明白。无须我在此罗嗦。而统而言之，也不过一个词：反抗。亦即对现行秩序的不服从。要有天问式的情怀，直面现实的勇敢和拷打一己灵魂的惨烈。
　　
　　 但无奈的是，我在书中没有发现这些。除了各个思想家的生平思想的简单罗列以外，我看不到先生自己的声音。而即使是先贤的生平思想，先生也没有什么自己的阐发，无非是庸俗的所谓定论。无论是魏源，龚自珍，康有为，还是洪秀全都与教科书教给我们的没有任何两样。但事实上教科书很多的观点未必没有商榷的可能性。比如关于太平天国学界就有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他完全是历史的倒退。但先生并没有探讨什么。
　　
　　 尼采说：一切文学中，他最爱血书者。诚哉斯言。扩之，一切著作中，我爱以血书者。而在《晚清思想史》中，我并没有触摸到血的腥气。我觉得先生著作此书，花费了不少心血，我信。但这些心血，我相信仅仅是查找资料而已，不算真正的精血。查资料当然费时费力，但比之于生存压力，灵魂拷问，这实在没有什么。至多只是体力劳动。如果作为一种前人资料的汇编，这本书实在是不错的，详略得当，体例清晰流畅，便于翻阅。但如果作为严肃的史学著作，我实在认为它并没有多少独特而清晰的创建，不过是又一个无谓的学术垃圾而已，要说他的价值，也不过是便于先生自己的职称评定罢了。
　　 为什么？正如题首语中所说的。先生没有用非常规的方式思考和观察，所以很难形成自己独到精深，颠仆不破的思想。在一嫩思想史著作中看不到著者自己的思想，这实在也殊为可笑。
　　
　　 面对历史教科书和政治家的有意疏忽，作者并没有那种不平则鸣的血性，拍案而起的雄劣，特立独行的峥嵘。这可以从作者平和的话语和中庸的结论，简单的推论可以得知。而并没有摆脱那种一个民族对宏大叙事的疲惫与决绝。而正式由于文化立场的保守，思想的贫弱，绵软的文艺腔和名士气导致了主体感的散失。于是一个很好的论题，却演绎出平庸的文运。思想者的心路历程也淹没在烦琐的征引之中。而贵族情怀和精英意识的失落也使文章缺乏抗争世俗的力量，更没有自明心志张扬出应有的阳刚劲挺和决绝气质。
　　 这实在是可惜的。但也实在没有办法。因为那些使晚清那些带悲剧色彩的思想家的所作所为具有意义所必要的语境已经丧失，甚至无可挽回。于是那些具有如此显著的历史维度的历史和思想时间从视野中消失了，无所记忆，不可复苏。
　　
　　 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是李泽厚的时代，他当年凭借着现在看来俗不可耐的思想史著作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因为那时思想史还是禁果。他只是喊出一点常识，而这常识却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已经压制了很多年，现在有他的口中喊出，当然引得无数的喝彩。但现在时代已经不同了。
　　 所以无论作者怎么努力，写做这部思想史也不过是徒劳而已。因为并没有传诸名山，贻之后世的价值，所以这注定是部孤寂而短命的著作。可是如果说这部著作毫无价值，无疑也不能使人信服。它毕竟罗列了那么多思想家的生平，言行，著作。仿佛一个无聊的宴会，但由于参加者地位如此重要而使宴会虽然无聊，但并非不能忍受。另外本书邀请那么多重要的思想家粉墨登场，虽然剧情如此无趣，但毕竟象的图腾一样，组成一副群舞狂欢的没世胜景。
　　
　　 但必须考察本书为何失败。我找到福柯的另一段话，或许我们能够得到几点启示：
　　
　　 理解一个哲学家著作的关键在于研究那位哲学家的气质，而且福柯同意，为说明这种气质的特点，构想出我说的那个人的心中的想像世界，有必要广泛考察论证，不仅要看作者的著作和文章，而且要看他的讲演和宣言书，他给学生留下的印象，他和朋友分享的回忆，甚至有关他的性爱偏好的情况。---一个人的死亡方式，作为他整个生活的顶点，仿佛在刹那间显示出他的生活的抒情内核，而这个内核正式理解一个作家个人的诗意态度的关键。
　　
　　 再没有更好的解释了。由于我们受到的庸俗而中庸的教育，使我们没有破除常规的习惯和勇气。而勇气的匮乏正是本书平庸的罪魁。在解释我们的思想家时候，由于已经是年代久远，已经没有了他们的细节纪录，更不要说他们的性爱偏好了。所以依据的资料仅仅来自正史，而即使来自正史我们仍然唯恐资料虚假，但恰恰这是历史的关键：一切历史都是虚构史。
　　
　　 如果我去写一个思想家的历史，我一定会去考察他的性爱偏向，他的死亡方式，而不会去过多的依赖所谓真实的正史。也许这正是此书的羁縻所在，也正是我认为可以破轨的地方。而如果在一部著作里面个人缺席了，那无论如何我都认为这是历史的失败，因为毕竟我们是为了藏起自己而写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