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让，济州人，绰号：圣手书生，地文星，秀才，擅书法，列梁山好汉第46位，文职将领，掌管梁山文告等事，招安后参与征辽、打田虎、灭王庆等征战，后留在京师，在蔡太师府内听调。
　　 金大坚，济州人，绅号王臂匠，地巧星，列梁山好汉第66位，文职将领，掌管梁山兵符印信，招安后参与征辽、打田虎、灭王庆等征战，后留在京师，被宋徽宗安排在御前听用。
　　 萧让、金大坚出身、经历、结局十分相似，他们都来自济州，都有一技之长，都是文职系列。
　　 萧让是梁山将中为数不多的文士之一，这在《水浒传》中写得非常清楚，他是“秀才”。这就和白衣秀士王伦、教书先生吴用差不多。只不过王伦弃文当了山大王，吴用主要靠智谋吃饭，而萧让则始终保持着文士的身份，书写文告，就相当于现在的秘书。善于书法，本是文人素质的体现，在古代用毛笔书写是文人的看家本事。当然，精于苏、黄、米、蔡诸体，这是萧让高出一般文士的地方，是他的一种特长。萧让的经历与这种特长很有关系，因这一特长而上山，因这一特长而留在蔡京府中。
　　 金大坚，确切地说是个匠人，是善刻碑文的石匠。但他不是一般的石匠，而是一个很有名气的石匠。还有一点，就是他不仅善刻石，而且善刻印章，这就和一般的石匠不同了。一般石匠可能只擅刻工，未必写得好，而一个善治印的，文字肯定差不了，要不然，宋徽宗也不会把他留在宫中使用。说到这里，我们就该称他为雕刻艺术家或金石艺术家了。当然，他和萧让一直是一写一刻的搭档，这并不是因为刻者不会写，而是萧让写得更好，萧氏书丹金氏勒石，则书与刻皆至完美。
　　 萧让、金大坚原本是济州城里的居民，没有多大的理想，没有多高的奢求，写字刻碑，凭那精湛的技艺和响当当的名望，挣些钱养家糊口，过着小康一样的生活，他们自然安份守己，不可能有其他的奢望，更不想打破平静的生活。但，正是这可被利用的手艺，使他们二人的命运随着吴用的思维发生了改变。
　　 他们是被赚上山的。宋江发配江州，酒后在浔阳楼写了反诗，被黄文炳告知蔡九知府抓住把柄判以死罪。蔡九写信给他的老子—当朝太师蔡京，请示是解到京师还是就地处决，并派日行八百里的神行太保戴宗送信。戴宗行至梁山泊时被朱贵酒店拿获。为救宋江，吴用出主意造假信欺瞒蔡九，自然想到了他的相识萧让和金大坚，因为他们二人可以把信造得以假乱真。萧让善书“苏、黄、米、蔡”诸体，仿蔡京的字写信没问题。金大坚是金石高手，又看过蔡京手书上的印章，制印也是没问题的。 有学者说，宋代书法四大家的提法始自南宋，但固定为“苏、黄、米、蔡”的排名顺序应当在元末明初。可见，北宋末年的吴用不一定能说出“苏、黄、米、蔡”排名。但，小说就是小说，无须细致考查当时有没有“苏、黄、米、蔡”的排名，只要理解为蔡京的字在北宋时已经被天下人所知，萧让有可能临摹到他的字体就可以了。
　　 吴用知道萧让、金大坚不会心甘情愿地上山，只能象赚朱仝、赚李应、赚卢俊义那样地把萧让、金大坚赚到梁山来，就派戴宗去济州城里找到萧让和金大坚，谎称请他们去泰山刻碑，并每人先付五十两银子。两人信以为真，没想到在半道就被梁山将强行“请”到山上，吴用还随即把他们的家人也诓到山上来。事已至此，萧让、金大坚也不得不听从吴用的安排，为梁山假造官府的公文了。当然，从此就加入了梁山队伍，这也是吴用设计了的，因为梁山泊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少不了萧让、金大坚这样的人。
　　 但，这个事还是出了差子。差子不是出在萧让和金大坚身上，而是出在吴用那里。吴用忽略了蔡京给儿子写信不可能用名讳印的惯例，被黄文炳看出破绽，何况印刻的是蔡京当翰林时使用的，已经做了宰相的蔡京不可能再用翰林时的印信。如果只写信不盖印倒或许能蒙混过去。用印信，是晁盖先说的，但也不怪晁盖，因为吴用说自己筹划到了，可以去请金大坚。可见，这次失误，主要应当算在吴用身上。真是应了那句话：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假信没有骗过蔡九知府，宋江的灾难就大了，并且还连累了戴宗，他也被判处斩。梁山泊没办法，只得组织头领们去江州劫法场，新到梁山的萧让和金大坚也都参与了这一营救宋江和戴宗的战斗。
　　 作为梁山的头领，萧让、金大坚主要还是发挥自己的特长。萧让负责撰登录名册、撰写文告之类的工作，金大坚负责兵符印信的制作。随军出征时，基本上也是这样，无论是征辽、征田虎、征王庆，需要文书告示，也是萧让写，胜利后刻碑勒石，就让金大坚做。
　　 当然，他们有的时候也客串一下，被派去配合其他将领做些事情。比如打破祝家庄后，萧让、金大坚就参与了到李家庄“赚”李应上山的活动。萧让扮知府，戴宗、杨林扮巡检，裴宣扮孔目，金大监、侯键扮虞侯：“知府下了马，来到厅上，居中坐了。侧首坐着孔目；下面一个押番，几个虞候；阶下尽是许多节级牢子。李应拜罢，立在厅前。知府问道：“祝家庄被杀一事，如何？”李应答道：“小人因被祝彪射了一箭，有伤左臂，一向闭门，不敢出去，不知其实。”知府道：“胡说！祝家庄见有状子告你结连梁山泊强寇，引诱他军马打破了庄，前日又受他鞍马羊酒，彩缎金银；你如何赖得过？”李应告道：“小人是知法度的人，如何敢受他的东西？”知府道：“难信你说！且提去府里，你自与他对理明白！”喝教狱卒牢子：“捉了！带他州里去与祝家分辩！”两下押番虞侯把李应缚了。众人簇拥知府上了马。知府又问道：“那个是杜主管杜兴？”杜兴道：“小人便是。”知府道：“状上也有你名，一同带去，也与他锁了。”一行人都出庄门。当时拿了李应、杜兴、离了李家庄，不停地解来。行不过三十余里，只见林子边撞出宋江、林、花荣、杨雄，石秀一班人马拦住去路。林大喝道：“梁山泊好汉合伙在此！”那知府人等不抵敌、撇了李应、杜兴逃命去了”……逃命是做给李应看的，萧让、金大坚这班人离开现场后，一定是偷笑去了！
　　 萧让、金大坚随军征战，有时也遇到危险。三战高俅后，萧让和乐和被派去随高太尉向天子表达招安意愿，却被高俅困在高府，最后还是在戴宗、燕青救了出来。梁山军打王庆时，萧让、金大坚和裴宣被王庆手下的荆南留守梁永抓住，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前，他们经受住了生死考验：梁永颇要他们降服，萧让，裴宣，金大坚睁眼大骂道：“无知逆贼，汝等看我们是何等样人？逆贼快把我三人一刀两段罢了！这六个膝盖骨，休想有半个儿着地！即日宋先锋打破城池，拿你们这夥鼠辈，碎万段！”梁永大怒，叫军汉“打那三个奴狗跪着！”军汉拿起棒便打，只打得跌仆，那里有一个肯跪。三人骂不绝口。梁永道：“你每要一刀两段，俺偏要慢慢地摆布你。”喝叫军士：“将这三个奴狗，立枷在辕门外；只顾打他两腿，打折了驴腿，自然跪将下来。”萧让、金大坚和裴宣真是大义凛然，所幸义士萧嘉穗解救了他们，使他们活着回到梁山队伍中来。萧让、金大坚这次的态度，和当初被赚到梁山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虽然都是不得已，但被梁山将赚上山也就留下了，被王庆的人抓到荆南他们却态度坚持、义不降敌，可见，在他们心目中还是有杆秤的，他们知道梁山队伍是义军，而王庆一方代表着邪恶，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萧让还出奇谋救了宛城。王庆一方为解山南之围，组织兵力攻打宋江军占领的宛城。城中空虚，只有一万兵将，且大半是老弱，敌军有三万余人进攻西门，情况万分紧急，萧让道却从容献出空城计：以五千精兵伏于西门内，待贼退兵时出击。让老弱军士偃旗息鼓，只待西门炮响，立刻举旗助威。大开城门，几个官员文士装作若无其事地在那里吃酒，迷惑敌人。敌将怕中计，立刻退兵，萧让他们让部队乘势追击，杀得敌军丢盔卸甲，狼狈逃窜。使用空城计，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在善于神机妙算的诸葛亮那里还是险棋呢，何况是平时并不指挥打仗的萧让呢，不过，这也说明萧让作为文人的精细和聪明。
　　 萧让的文人气质，不仅体现在制作文书上，也不仅体现在宣读皇帝诏书上，有时还体现在他对事物的文人化解读上。比如他这样解读雪花： “这雪有数般名色：一片的是蜂儿，二片的是鹅毛，三片的是攒三，四片的是聚四，五片唤做梅花，六片唤做六出。这雪本是阴气凝结，所以六出，应着阴数。到立春以后，都是梅花杂片，更无六出了。今日虽已立春，尚在冬春之交，那雪片却是或五或六。”这样的话，出自书生之口，把李逵等粗汉惊得一愣一愣的。
　　 萧让、金大坚虽属文人，但并不文弱，而且颇有些护身的功夫。梁山泊赚他们上山时，他们敢于和王矮虎打斗五七回合，虽然王矮虎武艺不算高，虽然萧、金二人打对方一个，但作为善良平民，这也不简单了。
　　 有人说梁山好汉排座次时的天降石碣，是宋江、吴用装神弄鬼，让萧让、金大坚弄出来的，并以此指责宋江欺骗梁山兄弟。这种观点只是想当然，蛮横地用自己的想象绑架水浒原著，缺乏文学思维：如果说石碑是人工假造的，那西北天上出现的天眼火团怎么解释？退一步，暂且猜想他们用焰火之类的东西蒙住了众人，那罗真人把李逵浮起来的云头是谁假造出来的？九天玄女给宋江授的三卷天书，又是谁装神弄鬼搞出来的？在《大宋宣和遗事》中，九天玄女的三卷天书上就有梁山将的名单。《水浒传》开头，洪太尉就误走了一百零八个魔头，这魔头难道也是后来才出生的宋江、吴用们造出来的么？《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却打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如来的五个手指，又是谁假造的呢？说到底，《水浒传》的作者这样写，只不过为了给读者一个梁山好汉都是“真命强盗”的印象，他们本是天上的星宿下凡，不是平平常常的人。
　　 萧让、金大坚不是战将，他们一般不用在两军阵前冲杀，只在军中服务就可以了，所以，梁山将死的死，伤的伤，但萧让、金大坚却能安然做事。这正是文人、有特殊专长者的特点。萧让、金大坚从一介平民到梁山将领再到朝廷职员，靠自己的特长吃饭，在济州时他们安于家居，在梁山时安于山寨，留在东京又安于官府。秀才、工匠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不同的人、不同的境况导致他们依靠不同的阵营。他们有利用的价值，又安于从被利用中获得生活来源。他们虽然没有太多的轰轰烈烈，却有难得的平安与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