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战友来办理退休手续，供职在劳保处的我义不容辞地陪着他到相关部门走上一遭。在审阅战友那尘封已久的档案时，一份发了黄的《关于＊＊＊同志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的证明材料》引起了老战友和我的注意，禁不住细细地看了一遍。于是一个悬于我俩……不，应该说悬于几多战友心中三十多年的迷团终于不期而解。
　　 战友宽和我是在一个村子里长大的，他长我四岁，我小时候就习惯地称他为宽哥。六九年参军那会，他二十二岁，是征兵年龄的最上线了，带兵的硬是看好了他。
　　 宽哥是六七届高中毕业生，六八年征兵时，他连名都没报上，民兵营长的一句话深深地刺痛了他：“你这辈子还想去当兵？下辈子吧！”因为他的舅舅已被打成反革命——“新华党”的一分子，就连原地方学校上门聘好教书的事都给黄了。六九年初，舅舅的冤案刚平了反，学校立马聘了他去初中班任教。是年冬，他在公社的教师会议上听了征兵动员后连晚赶回大队，冲着民兵营长行使了他那神圣的应征报名权……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我们同乡六十六人来到了皖南山区某部的军用仓库，开始了我们的军旅生涯。我和宽哥在一个库（团级单位）里，我分在机关食堂，宽哥到连队当了文书。
　　 宽哥倒底是有文化的人，学啥都比别人领悟得快，掌握得好。就说在新兵连打靶，一样的时间，一样的训练，每人九发子弹，我只打了五十九环，而他就打了八十八环，连队的神枪手还少他三环呢！连队的黑板报由于他的精心制作，搞得有声有色，我们机关还组织去参观过；那时部队的政治学习特别的多，宽哥还常在全库的学习大会上发言讲用。
　　 别看宽哥象是个小知识分子，他那吃苦精神比谁都强，在入伍的第二年，领导可能出于对他的考验和锻炼，让他担任了生产班的班长。于是，在我们库区的层层梯田里处处都会闪现着他忙碌的身影，那耕犁靶弄，收割栽种，他领着全班战士出色地完成各项生产任务。那年七月一日，他被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是我们六十六个同乡中最早入党的人。
　　 七二年，宽哥被抽在政治处里搞通讯报道，凡了解他的人都认为他的“提干”只是早晚的事了。可是，事情的发展并没能如大家想象的那样。就在七二年的年底我们一起来的先后有三个人提拔了干部，其中就有初中还没毕业的我，由上司提拔为司务长。宽哥没有提拔，我们几多战友都有点儿纳闷，宽哥那情绪也稍有些波动，好在组织上有人和他谈心：“要正确对待，要相信组织”。
　　 七三年五月，库领导派他带上近十名战士参加了分部的一个工程建设，我也被抽调在工地食堂搞司务。我想这肯定是组织上对他又一次新的考验。在“4344”工地上，宽哥带领了一个班执行着爆破任务，那是很累很苦很危险的差使，工作中来不得半点疏忽。由于他任务完成得出色，赢得了工地领导的认可，受到了嘉奖。那年秋天，部队安排超期服役的他回乡探亲时，他向组织上提出了结婚的请求，那时他已二十六岁。可工地政工组张组长（分部干部科副科长）找谈话时，很明白地告诉他：“你不是一般的战士，你要服从组织的安排，婚姻的事要经过组织审查的……”他服从了组织的安排。七四年底，还是政工组长找他谈的话：“你的年龄确实不小了，为不误你终身的婚姻大事，现安排你假期回去把婚事办了……”
　　 七五年三月，宽哥带着诸多的迷惑，不舍地离开了部队，结束了五年多的军旅生活。
　　 一九九一年秋，宽哥出差到皖南，顺来老部队看我。晚间，我同他一起去了政治处冯主任的家。我们刚入伍时，老冯就是政治处的干事，宽哥也曾在政治处里待过，他们熟得很呢。十多年后重逢的他俩，那激动的心情和热烈的场面好让人感动。少倾，老冯说起了早年关于宽哥的一些“人民来信”的事，其中有一封是孙政委看了的，那是用笔记本里撕下的纸写的，密麻麻的三页子。政委看后深皱了眉头，还用那红“火柴头”的笔划了杠，作了批呢……然后他对着宽哥感叹地说：“那些就是你提干的阻力啊，要不你早就提了，定会干得比我们出色！”
　　 原来，“人民来信”引起库党委的关注，他们派人到地方进行了调查，这就有了档案里的那份“证明材料”。那材料内容超出了“证明材料”的规范，妄加了诸多私人的偏见和非议。关于宽哥祖父的历史问题是这样写的：“解放前约在一九三五年左右因生活没法，干土匪至一九四二年，后于一九四二年病故，如不病故，那我们政府就要镇压他了。在他干土匪时没有人命债，民愤是较大的。”其实，宽哥的家庭是一个革命的家庭，一九四七年秋天的一个黑夜，他奶奶为掩护在屋里开会的五个共产党员，面对国民党常备队的威胁利诱，不顾一家人的安危，死活把住屋门不开，恼得敌人放火烧起房子。危急关头，区联防队打退了敌人，救出了他奶奶一家和五个共产党员，而宽哥那九岁的小姑被活活烧死；他奶奶和二叔也被呛伤得厉害，落得终生残疾，不多年后相继去世了。这“小黄河反击战”和他奶奶的英勇事迹还在县志上记载着呢。这些在那“证明材料”里却只字未提。宽哥的父亲四七年加入了共产党，解放后任过乡青年书记，初级社社长，高级社副社长……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任人唯成分是举，一个人的社会关系那是多么的重要啊！那“八父”“八母”，无论死的活的，是缺一不可的，是要刨跟问底的。稍有“斑点”，将给一个人的前途置上难以逾越的障碍。提供这份“证明材料”的是大队的三个主要领导人：一个是党支部书记牛某某，一个是治保主任何某某，另一个是民兵营长赵某某。而这三个人中的牛某，何某是亲临那场战斗的，何某更是宽哥奶奶用家人的生命保护下来的五个共产党员中的一个！可当他们代表地方的一级组织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已不得而知，这三人早去了阴间。在材料上面还有公社签署“以上大队意见供参考”的意见和公社革委会的大印，这又是一级“组织”。这份材料的主要意图是一目了然的：＊＊＊是土匪的后代；是民愤较大的，政府要镇压的土匪的后代，这样的人是绝对不可任用的！那部队有谁还敢冒此用人之险呢？
　　 在那样的年代里，我真不知人们的思维怎么会变得那样的奇形：一个四二年就病故了的土匪爷爷，竞能影响着四八年才出生的孙子的前途；一个有着憎爱分明立场，有着英勇牺牲精神且朝夕相处的奶奶，一个解放前就入了党且一直勤恳为党工作的父亲，对孩子的影响竞抵不过一个从未着过面的死人。荒谬！荒谬的时代，荒谬的那些人！
　　 当年是哪些人写了那些“人民来信”的，他们与宽哥家有何过隙，这是无法知晓的，他们和大队那班领导是否同属一丘，也无须考证。宽哥现已退休，再无那荣辱升迁之虑了。遗憾的仅是宽哥早年没能在那比较适合他用武之地的部队里得以很好的发展，没能施展他初始愿为部队建设献身的抱负……欣慰的是在他回到地方后有了工作安排，好在他凭着聪明能干在工作中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得到单位领导的任用，好在他心胸宽阔始终有着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好在他晚年有个健康壮实的身体，更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看来“命运”真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家庭背景、社会环境、个人素质，以及一切无法预测的偶然，都影响着一个人的命运。这些因素中有些是根本无法通过个人努力改变的。算命，相面所说的“贵人”“煞星”还真在那冥冥之中左右着一个人的前程命途，难怪那多信男信女每每要给自己算上一命，摇上一卦，企求神灵点拨迷津，好迎逢“贵人”，趋避“煞星”。我本不信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说，但我和宽哥一生际遇的写照，使我懂得：一但社会失去了公理，没有了是非黑白，我们就会感到很无奈，我们的努力无法与那不公正的现实相抗争。
　　 最后，让我借用那些荒谬的人的口气说上一句：“如果不是你们故意设计的‘障碍’，那我们部队就要重用宽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