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私匿口粮道甚奇？
　　 立行吊打裂肤皮。
　　 公家骨瘦狗犹笑，
　　 堂上跑愣正云雨。
　　 这首《无题》诗是我的同学兼朋友郭志松先生写的。于文珩还和了一首：
　　 私匿国宝遭千羽，
　　 立马当阳退万旅。
　　 公有貂蝉夫最多，
　　 堂上孔明法何曲？
　　 同时，他还加了一个题目《读<三国演义>》。
　　 对于这两首诗的优劣，想来你一看便知。这些诗同我们的许多棵“毒草”的命运一样，在“文革”中的多次遭抄家后已荡然无存。所以还能记得住郭志松的这首诗而对其它作品早已忘怀，并不是因为它写得多么好，事实上，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又没读多少书我想是写不出多少好东西来的。是因为它是我们当上反党集团的主要证据，也就是说，它在我们栽种的那么多的毒草中，其毒性占有绝对优势。更值得注意的是，郭志松的这首诗记述了我们清平坞大队一九五九年冬天的大事，故我也可以称其为清平坞的“史诗”或“诗史”。
　　
　　 （二）
　　
　　 到一九五九年冬，人民食堂已经很难办下去了。当时的“浮夸风”已经把粮食产量报得以后“学大寨”时，“跨黄河（500斤以上）”、“过长江（800斤以上）”都无法启及的地步。不仅如此，交完征购粮，又交“红心粮”（又叫“爬坡粮”）。于是，食堂里就确如苏联当时“诬篾”我们一样，只有“大锅清水汤”。办不下去不等于不办。正如以后一句风行若干年的政治口号那样，叫做“有条件上，没有条件也要上。”我记得那“创造条件”是几年以后才加上去的。办食堂的条件，就是粮食。就这样，在大队党支部书记岳振林和大队长岳少红的主持下，经过认真地研究，确定了两条重要措施：一是发动群众把本应在过去交到食堂却偷偷藏在家里的粮食交出来，不交出来就开会“辩论”他；二是让群众在嘴上紧一紧，少吃一点，就是挂在我们嘴上的“八七五”（0.875市斤），到了六0年就变成人均三两了。
　　 这便是郭志松那首“无题”诞生的大背景。
　　 岳振林小名“狗儿”，少红外号“跑愣”（公猪）。在困难时期，人们处于没有什么东西果腹的状态，按道理振林书记少红大队长也不例外。但是，毕竟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大队部后边的两间箱房，便成为人们所说的“小食堂”，我的令昭伯父就是那个小食堂的炊事员。
　　 对于振林和少红的贪吃好色问题，我总是持一种宽容态度：“饮食男女，大欲存焉。”正是：吃，我所欲也，色亦我所欲也，二者必须得兼。何况那些“色”们多数本来就是一块臭肉。然而也有一个例外，至少当时是一个例外，就是张凤春。也就是郭志松诗的最末一句“堂上跑愣正云雨”所讲述的史实。
　　 事情是这样的：
　　 在如何解决把食堂办下去也就是把粮食搞出来的问题上，振林和少红都同意“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面向社员解决问题。在具体方法上稍有差别：振林赞成用开大会的方式，既动员，又揭发；少红的方法是采取抓住骨干，小股突击。最后折衷为两种方案都采用：先用大会轰，后以小会斗，同时抓住骨干当打手。“当打手”这个词是我说的，原因是一时我没有想出合适的词来。
　　 政策确定后，振林书记就带队去挖河了，大队的事交给了少红。正是“青壮挖河去，收粮妇与姑”，在家里开会、搜粮的都是老人和妇女。说到挖河，不得不多说几句。这条河叫做“秦唐运河”——大约是从秦朝到唐朝的一条运河。但这条运河有一个绰号我是后来听说的，叫“清肠运河”。在挖这条河的过程中，很多青壮劳力被饿倒了，有的还饿死了。曾经与我家交好的一个棒劳力，叫郭宝海，绰号“一扁担”也饿死了。他有一米八几的大个子。他为什么叫“一扁担”呢？听老人们说，过去给财主老贾家杠长活，麦收时给长工们一顿馒头吃，他竟然吃了“一扁担”：就是把那种刀切馒头一溜摆在一条三尺多长的扁担上，他从头吃起，竟可以片甲不回，当然还就着“黄瓜凉粉鸡蛋鱼”。因此留下一个雅号“一扁担”。这人能吃也能干。他可以两个腋下分别夹一麻袋绿豆绕打谷场走三圈，而且有一支胳膊还可以把夹着的麻袋从腋下挪到肩膀上。他是还有一口气时被从工地上抬回来的。据说振林在挖河工地上还表扬过他：“你们看看郭宝海，胖（一声。浮肿的意思）如一头牛，还照样上工……”。还有四个，都死在了工地上。我们清平坞大队除了死了五个棒劳力，从工地上逃回家来的有三十多人，其中九个人被逮回去进行“辩论”，剩下的二十多人都逃到东北去了，那里也有我的父亲。
　　 几年以后，我到邻县去买白薯干，曾有幸一睹这条“清肠”运河的芳姿：它东北西南走向，河面有一百多米宽，河里却是干涸的，河底和河岸都是白花花耀眼的沙子，河堤上没有树也没有草。我问赶车的老把式：“这河里怎么没有水？”“怎么会有水。想从西南上引水，那边比这边还低。再说那河床里都是沙子还能养得住水？”老把式看也没看那条运河。唉，连一个种地的庄稼人都知道“水往低处流”的大实话，那时是怎么了呢？我站在车上向西南方向望去，这条曾经飘荡着许多怨魂、流淌着我父辈鲜血和汗水的运河，竟像一条死蛇一样在地上趴着。再以后，听说“学大寨”中又把它给填平了，听说而已，没亲见。
　　 “看什么看！小心跌了！”车把式一声低沉的断喝，使我才怔怔地坐下来，但还忍不住怔怔地望了望那条运河。
　　
　　 （三）
　　
　　 刚开始办食堂时，粮食就是从社员家中收集上来的。我以为，当时社员的觉悟是不容置疑的。因此，把粮食交出去似乎天经地义。故而到食堂办不下去再找社员要粮，我期期以为不可。以我家为例，只是听到要入食堂的消息，我母亲早饭就是大米粥烙白面饼，几天后尽管已经在食堂吃饭了，我还有干巴巴的烙饼作零食。我想这种情况当属普遍。但是粮食是不可能留下一粒的，我以为这也应当是普遍现象。但我的少年的天真的判断是绝对地错了。这对以后我接受“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一真理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大队“辩论”会都是安排在晚上，在学校大教室里进行。那时开会不像现在有主席台什么的，总好像沿用了土改时斗争地主的那种围一圈或几圈子的方式。教室中间的屋顶上吊着一盏汽灯，雪白的灯光照得教室比白昼还亮堂和刺眼。汽灯旁边有一条细麻绳从梁上垂下来。我去的那天晚上是“辩论”我的一个本家叔叔叫林元祥。他家是富余中农，他本人也是种田的好把式。我参加劳动后听说，他在解放前，就在自己的地里搞试验。用一亩地全部采用两垅玉米，一垅大豆间作方式。又用一亩地种三垅玉米一垅大豆。再用一亩地种一垅玉米一垅大豆。通过对比试验，他最后选定了三玉米一大豆的模式，而当时全村，不，恐怕整个中国北方都是两玉米一大豆的模式。
　　 这个老庄稼人站在教室中间，低着头。大家四周散坐着，几个骨干男女在林元祥旁边七嘴八舌地质问他为什么不把粮食交出来。元祥那时五十多岁。本来就不爱说话，此时就更不言语了，只是额头上挂满了汗珠儿。少红一拍桌子：“给我吊起来！”几个人“嗷”的一声，就把元祥捆起来又麻利地把他吊起来。几年后的“文革”中我被吊起来时，不知我怎么有那样的闲心：我竟想到林元祥挨吊的一幕，并且为那几个老头和妇女的精神和力量暗表钦佩。少红又以他特有的微笑向另一个三十左右岁的女人说：“你想怎么办？！”那个女人声音细细地说：“我家实在没有藏粮食啊，大哥！”“啪！”一个大嘴巴打在她的脸上。这不是少红打的，是另一个属于骨干的女人打的。“你说你没藏，那怎么有人听到你们半夜里风箱响？！”打她的女人就是孔玉莲。人们一提“窟窿儿”就知道是在说她。
　　 这是少红的杰作，是他首先当着大家的面管她叫“窟窿儿”。于是人们也都开始私下里这么称呼她，而且脸上还带着一种邪性的笑。你不得不佩服少红的天才：“孔”不就是“窟窿眼儿”么，而一说窟窿眼儿，那你就可以随意联想么？更重要的是，尽管他玩着这个女人，可能正是由于他玩着她，所以他对她的不尊重也是显而易见的。你想啊，一个客观存在的“窟窿眼儿”对谁不都是开放的么？那么她这个“人”的属性就难以找寻了。这个道理是以后我成人后才豁然开朗的。特别是参加工作以后，从县图书馆大借巴尔扎克，从中又有新的发见。除了《人间喜剧》之外，他还有一部《都兰趣话》，其中有一篇《路易十一国王的恶作剧》。在那里，路易十一的情妇叫“波贝杜依夫人”，据说，这个姓氏的意思就是“好一个窟窿眼儿”。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会心地笑了。我可以肯定地说少红没读过巴尔扎克，但我敢说，他真有巴尔扎克的才情。
　　 挨辩论的女人叫张凤春，但我只知道她的绰号，她的绰号叫“那枝春”。这个绰号不是少红给起的，但却使少红产生了很多类似风雅的念头，进而对她产生了非非之想。其实这位“那枝春”女士长得并不美：细高个，水蛇腰，苍白的脸上还有几颗细碎的白麻子。她说话时总显得有气无力。那时她已是一个两个孩子的母亲。丈夫也去运河工地了，并且听说也已逃跑到吉林某地砖厂作工去了，是“盲流”（这是当时最为时髦的词）。
　　 “那枝春”这一绰号颇有来历，可以说是我们村真正够得上的风流佳话。
　　 据说张凤春十八岁嫁到我们村于家，是当时少有的高小毕业生。她的丈夫比她大五岁，文化不如她，又性格憨厚，她难免在丈夫面前使些小性子，丈夫总是哄着她。结婚三个月，丈夫和同村的人到秦皇岛作瓦工。过段时间后，工地来人到家取东西，顺便到她家问捎些什么东西。她让来人稍等一会儿，提笔就文不加点，倚马可待地给丈夫写了一封信。她丈夫本来识字不多，接到信后横看竖看念不成话，就找了同村一个文化较高的外号叫“拐子”的给解读一番。这个拐子很油，也算是我们清平坞的一个人物。他一看原来是一首诗：
　　 邻家俏骂不忍闻，
　　 窗外桃发一树新。
　　 寄语郎君多留意：
　　 倩谁摘取那枝春？
　　 她丈夫瞪着眼，怎么也听不懂夫人这首诗的意思。拐子接过来也是左看右看，后来一拍脑门儿哈哈大笑：“懂了！你们隔壁的老于家也是小两口儿，人家整天打情骂俏的，你媳妇看着眼儿热了。你们院儿里的桃树也开花了，实际上是你媳妇心里也开花了，让你加点小心，不定谁把你媳妇那朵花给采了去！”“什么什么？”“嘿，真是可惜了你媳妇，她怎么跟了你让你鸡刨狗噪的。快回去吧，你媳妇想你呢，想让你操她呢。你要不回去就让别人操去啦！”她丈夫把两只眼瞪得和牛卵子似的，盲然地看着拐子。拐子说：“你还不信是怎么着？”她丈夫又仔细琢磨一番后，可能觉得有理，就连假也没有请，连夜卷铺盖回家了。
　　 从此，这位张凤春女士就获得了“那枝春”的绰号。不过没有人敢当面叫她，因为她极其怕羞。我敢说，这位“那枝春”（村里的辈份，我还要叫她一声“二婶”）绝对是我们村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抒情女诗人。而且，从诗的意境营造，遣词造句以及明白如话又意蕴温婉等方面都可上追晚唐。当然，这首诗也是她的祸根。
　　 少红对于那枝春的这首诗无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更重要的是，他对作者的才华风骚颇为神往。进而总觉得“那枝春”实实是插在了牛粪上，既为“那枝春”不平，也为自己没有这样一个风流知己而遗憾。这种不平还表现在他细数自己搞的那么多女人，以为比起“那枝春”来，她们就只配和叫春的母猫一样的浪叫浪闹，真正有味儿的还是“那枝春”这样的风雅女人。（请你注意，这些都是我的推测。我的这个推测，缘于那枝春无论身条、长相都没啥可圈可点之处。）这种念头产生之后便挥之不去，就千方百计地接近“那枝春”。然而，这位“那枝春”女士可能是看出少红之意，又不肯与之苟且，就采取了一项非常有效的措施：只要见到少红，不管当着谁的面，总是热情地叫少红“大哥”，听着就像叫自己亲哥那么亲切。这样少红反从中听出冷嗖嗖儿的寒意。在我们那里，本来就流传着这样的俗话：“宁在叔公公怀中坐，不在大伯伯（bai)眼前过。”可以想见大伯子与弟媳关系相处的原则。那枝春此举，无异于只要见到少红，就举起了一张盾牌。少红自然也不好破脸跟她开玩笑，更不要说调情了。这就使得少红尤其心痒难挠。
　　
　　 （四）
　　
　　 这次“那枝春”叨光忝列于挨辩论者行列，我的猜想是既有“窟窿儿”的挟嫌报复，也有少红的快意恩仇。
　　 “那枝春”挨了一巴掌后瘫倒在地，嘴角渗出了血丝。这时我的那位被吊着的本家叔叔发出了微弱的声音：“放下我来，我交待。”少红笑着说：“你就这样子交待吧。”“粮食在猪圈盘窝里……”少红马上指挥人把他放下来，又派人去他家猪圈里搜粮食。社员们也一哄而散。后来果然在他家的猪圈盘窝底下挖出三缸共六百四十多斤粮食，有一缸麦子，一缸谷子，一缸大青豆。
　　 人们去林元祥家以后，汽灯下只有少红和“那枝春”。少红温和地说：“你起来跟我走。”“那枝春”挣扎几次也没站起来。少红上前扶住她的胳膊，半搀半拽地离开了大教室，向大队部走去。大队部后边有一个角门，从角门进去就是有两间箱房的一个小院，也就是“小食堂”所在地。一个人迎出来，就是我的令昭伯父。少红说：“令昭，你看有啥吃的拿点来，然后你就去看着大队部。”说着把“那枝春”搀到箱房的南屋炕沿上，示意让她坐下。少红小声说：“凤春儿啊，哥不想让你受那个罪……”“大哥……”这时，令昭伯父端着一个洗脸盆走进来，脸上带着歉意的笑说：“就这点了，还有点锅嘎巴。”少红示意他放下并且令他回避，令昭心领神会，就退出屋，又退到院子里。少红说：“你先垫巴垫巴。”“那枝春”掀起盆上的屉布，原来有半盆小米饭和锅巴，就抓了一把急切地塞到嘴巴里。少红这时就一步跨到“那枝春”跟前，一手搂住她的腰，另一只手就向她裤带下面伸去。“那枝春”沾满饭粒的手下意识地挡了一下，嘴里边吃边咕囔了一句什么。令昭伯父这时就向大队部走去……
　　 以我的认知水平，我觉得张凤春会羞辱难当，从而了结自己的性命。我曾在本书的第一稿中，把她写得跳井自尽了。但是我的朋友林子深看过后说：“你不是写的某某某吗？她哪里会死？就是那会儿，肚子的问题远大于屁股的问题。你真是太过浪漫和理想化了！”诚哉斯言，于是那枝春又活转来。
　　
　　 （五）
　　
　　 再没有听说那枝春作诗。我对我村的“斯文”二字也就有了轰然崩坍的感觉。
　　 这一切，被一个小青年用笔记了下来，就是本节前边的那首藏头诗，竖着念下来就是“私立公堂”。而那里边的内容想来你也了然于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