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上篇：师陀后期创作的特质
　　 一：变.不变：历史的螺旋
　　 二：花.阴影：现实的困惑
　　 三：痛.悲凉：存在的况味
　　 四：颂.追忆：人事的反思
　　 （一）人民的颂歌
　　 （二）往事的追忆
　　 （三）人事的反思
　　 下篇师陀前后期创作的延续、变化
　　 一：人性立场和反英雄叙事
　　 （一）人性立场，人文关怀
　　 （二）反英雄叙事
　　 二、诗意的消解与现实的退隐
　　 三：讽刺，幽默，戏剧性的追求
　　 （一）前期讽刺与幽默
　　 （二）后期：戏剧性的追求
　　 四、反叛、皈依与漂泊
　　 （一）反叛者
　　 （二）皈依者
　　 （三）漂泊者
　　 结语
　　 注释
　　 参考文献
　　
　　
　　
　　 上篇：师陀后期创作的特质
　　
　　 一、变.不变：历史的螺旋
　　 ——从师陀长篇小说《历史无情》的思想意蕴谈起
　　
　　 师陀的长篇小说《历史无情》是由同名电影剧本改写的，完成于1949年9月，作为文艺复兴丛书，1951年3月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1951年4月再版。
　　 小说中的重要情节发生的时间跨度是30年代初和40年代中期，记述内地某一县城绅宦之家“布政第”的兴衰史，以及抗日游击队发展壮大的斗争史。小说塑造了十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较丰满、具有美学深度的是胡太太、胡凤英母子，投机商人魏仲达，门房老张，而小张、郑恩则是师陀笔下全新的人物形象，虽然稍显突兀、单薄，却具有崭新的标志意义。
　　 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可以把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分为两类：“不变”型的和“变”型的。前者如布政第女主人胡太太，其子胡凤梧，丫环秋香，佣人冯嫂，投机商人魏仲达，市井无赖及时雨以及国民党军官胖团长，日本侵略军头目贾先生，这些人物形象从价值判断的角度也可以归属于负面、反面的类型，将其命名为“不变”型是为了凸显作家在他们身上剥离的人性阴暗面。后者如老张，小张，郑恩，游击队员等，这些人物形象凸显了人性闪光的一面。
　　 胡太太、胡凤梧是封建绅宦家庭病态人物的典型。他们共同的性格特征是自私、自大、专横、愚昧、孱弱。胡太太秉承了封建伦理传统的恶习，重男轻女，对儿子放任自流，宠溺有加。在儿子和女儿发生冲突时，她总是偏袒儿子，把儿子当作命根子，看成家族的梁柱。她纵容儿子做汉奸，当官做县长，为的是家族发达。为救儿子出狱，不惜逼使女儿投靠魏仲达，致使女儿出卖肉体，走向堕落。
　　 她也不管冯嫂看着难堪，身子一溜就当场跪下去，“你妈给你跪下了，孩子。”她说，泪直顺着脸淌下来，又抢着爬地上磕头，“你要是不去，我就跪死你面前，一辈子不起来。咱们胡家现在全靠你的，你是胡家的救命星；没有你胡家完了。我给你磕头。世世代代的祖宗给你磕头。”【1】p568
　　 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使胡太太将女儿当作救命稻草，情愿把女儿送上祭台，充当牺牲品。面对灾祸，虽然她也意识到自己错了，但一旦头上的阴云在意识里消失，她马上忘记了向女儿许下的诺言，理直气壮、趾高气昂地支持出狱的儿子为官复原职作拼死一搏。终于她葬送了儿子的生命，从而也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与胡太太相比，胡凤梧的性格里还凸显虚荣、好大喜功以及一定程度的邪恶成分。他不但是一个败家子形象，还是一个丑陋的傀儡形象。他自幼不学无术，欺凌弱小，善于恶作剧、嫁祸于人、幸灾乐祸。日本人治下，他被扶上傀儡县长的位置，为了官位、威风，毫无廉耻之心。他没有自知之明，更不具备魏仲达那样的生存智慧。他虽为县长，却既主宰不了别人的命运，也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终于被人陷害，身系牢狱之灾。出狱后，在立功、报复、渴望翻盘的欲望驱使下领头日军扫荡游击队，结果死于非命。
　　 母子两人同样自私、专横、愚蠢、丧失了德性，显现陋恶的人性，这是骄奢淫逸的封建官宦家庭传统的产物和遗存。他们丧失了人的自我意识，也丧失了人的价值尊严，他们的生命个体只能随着历史潮流的溃堤而毁灭。
　　 魏仲达是投机商人兼投机政客，性格狡诈、贪婪、凶残、圆滑。他依赖布政第的新老主人生存、发展，却以怨报德，损人利己。他设陷阱栽赃胡凤梧，将其弄得家破人亡，霸占其妹，吞并其财产。作为商人，他的狡诈是无与伦比的。他迫使布政第新老主人画押卖地，从中渔利；他一意拖延，将为国军团长筹备的“开拔费”据为己有；日本人来了，他组织维持会，甘做汉奸走狗；游击队和他联系，他也能两边应酬，充好卖乖，大做其投机生意。这样的人物在现实面前屈伸自如、八面玲珑，不择手段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势力，敛财窃利，几乎成了时代风云中的常胜“英雄”。
　　 冯嫂是布政第的女佣人，是个刻薄、势利、狡猾、贪婪的底层人形象。她偷拿主人的财物，被丫头秋香撞着，为了除掉威胁，终于找到机会，怂恿女主人将其变卖出去。布政第遭遇灾祸，威风扫地，她跟着抢劫。她善于说谎，挑起事端或从中渔利。小说情节末尾，她欺骗胡凤英说小张要来拜访他，惹得凤英空欢喜一场，为的只是骗取她的首饰财物。
　　 “哎唷，我的大小姐！您这教我怎么敢哪？”冯嫂嘴上故意大惊小怪，却紧紧把耳坠子攒到手里，“要么就还给大小姐罢？赏给我您带（戴）什么？”
　　 ……
　　 弄到手耳坠子，她怕凤英停会后悔，又不好意思立刻走。于是无话找话，又扯了会闲谈，顺手捞了点东西走了。【1】p613
　　 在这里我们看到鲁迅小说《故乡》中豆腐西施杨二嫂的影子，一样的辛苦恣睢，一样的惟利是图，一样的自私狡黠。可以说师陀在胡太太母子、冯嫂身上寄寓了国民性批判的思想内涵。
　　 与冯嫂截然相反，同是底层人的老张却厚道、本分、诚实、善良。他自认受惠于布政第，所以忠心耿耿，忍屈负辱，安于门房的职守。他叮嘱儿子小张接送、照顾好大小姐胡凤英，他听信小主人胡凤梧的谎言，将儿子暴打一顿。他愿意做一个本分的奴仆，但是命运却给了他转变的机遇。魏仲达为了陷害胡凤梧，将他骗出了县城，投奔游击队。由于他的底层身份，一个中国农民的良知，对儿子的疼爱、依顺，他终于认同游击队，在游击队里站住了脚。从此，在新的环境下他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其性格人性闪光的一面更加鲜明、纯粹。
　　 小张同他父亲一样善良淳朴。少年时他自卑、内向，在学校被人栽赃，回家又被父亲惩罚。他喜爱大小姐胡凤英，但又不敢奢望，有自知之明。逃亡乡下使他有机会接触自己以前的老师郑恩，有机会参加了游击队。他与父亲的不同之处是他具有反抗的自觉意识而非愚忠。郑恩的器重，战争生活的磨练使他成为一个坚定、勇敢，能够独当一面的革命战士和将领。小说情节的末尾，日本侵略者已宣告投降，小张独自进城找魏仲达商谈接洽事宜，得知国军接收大员已捷足先登之时，他不亢不卑，沉着应对，又去全城各处了解敌人的战备情况，出城后带领部队果敢地发动了进攻。
　　 郑恩在故事的十年前出场时是名教师。
　　 年约二十四五，脸上棱角突出，线条分明，又粗又黑的头发朝上竖着,
　　 绕腮好青的胡碴子。他当然不是什么文弱书生，从相貌看，似乎还给人一种印象：暴躁、粗野、蛮横……其实倒挺和善。【1】p449
　　 在这里作家不仅指出了郑恩性情的和善，相貌描写则凸显了他的干练和正义感（“头发朝上竖着”这明显是凛然不可侵犯的正义者形象的代码）。他明辨是非，扬善抑恶。他爱护小张，对他进行启蒙教育，教他懂得做人的尊严。十年后，他在乡下成立了游击队，组织学生、溃兵、乡绅、农民抗日。从他领导游击队的老练、勇谋、智慧看，流浪在外近十年的斗争生活，他经受住了血与火的洗礼，已经成熟为一个革命者领袖了。游击队成立之初，他即重视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重视建立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在军事上避敌主力，在不断斗争中发展自己。他气度非凡地释放了为汉奸、日军卖命的杨保长，利用其特殊关系获得敌军情报。当敌军来犯时，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取得了一次又一次战斗的胜利。
　　 小张、郑恩是作家笔下全新的人物形象。师陀此前的作品塑造的革命者形象要么灰暗要么边缘，着目更多的是他们被摧残的伤痛、理想幻灭的境遇。小张、郑恩的出现焕然一新。他们善良、刚强、果敢、智慧、富有正义感，最主要的是他们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胡太太母子、魏仲达、冯嫂等人的“不变”状态反映了历史的某种停滞、惰性，表现作家对黑暗人性的批判立场。与此相反照，小张、郑恩们的“变”则显示了新的历史动向，显示了时代进步的可能性。用作家自己的话说：“它（指《历史无情》）的真实的意义要宽广的多，是八路军最后开的一炮。那一炮掀起的尘土遮掩了华洋旅馆的阳台，也就是‘海陆空俱乐部’的阳台，暗示那个荒淫无耻的旧社会要灭亡了。”【2】p301
　　 师陀1949年以前的作品更多的是关注黑暗现实境况下人物和历史的“不变”状态（若有“变”，是下行的变，即人物走向堕落、沉沦，大部分是被迫的），《历史无情》在关注人性丑陋、时代风气凝滞不移的同时，展现了人性闪光、历史推进的变数。人的生存有了新的不同于“果园城”和糜烂上海的存在空间和存在方式，人的发展、精神走向有了光亮的前途。由此可见，随着时代的位移，师陀的思想，对现实、历史的认知有了微妙的变化。《历史无情》所揭示的历史观不再是圆式循环，而是螺旋式前进。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作家师陀建国后对新政权认同，对主流文学意识形态迎合的内在思想动因。
　　
　　
　　
　　 二、花.阴影：现实的困惑
　　 ——以师陀短篇小说集《石匠》为主要研究个案
　　
　　 师陀前期的作品给人一种沉郁之气，其对现实批判的风格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历史无情》出现了新的转向，在沉郁的成分中注入了明朗，在批判的笔调里加强了颂扬。新政权建立，师陀作为人民的一份子投身于社会建设。到农村参加社会实践，和农民广泛接触，写出了多篇以讴歌新政权，讴歌人民群众为主题的小说、散文。作家笔下有了新的历史场景，有了新的人物、人物的新的精神风貌。与过去的创作相比，格调清新，文质纯美。建国后的创作总体上更加接近主流意识，融入时代政治语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家与时代、与政治语境完全接榫，并不意味着作家丧失了自己的写作立场。可以看到作家并没有放弃对现实生活的观察、思考，而社会现实永远不会那么完美（由于特殊的国际国内形势，由于新政权阶级意识形态某种程度的狭隘性所导致的政治化社会氛围是主要原因），因此师陀的创作在打上时代的烙印的同时难免留下个人的印记。文本细读发现其大部分创作都有缝隙，由这些文本缝隙可以关照师陀写作过程中自我撕裂的痛苦。文本缝隙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作品中蕴含的显性、隐性两套话语系统。其中以短篇小说集《石匠》最有代表性。
　　 《石匠》共8题11篇作品（其中《印象记》包含4个小篇目），创作的时间跨度是1951年至1958年。
　　 《写信》的故事在显性层面是一家人给在外地做工的亲戚写信。写信的动机来自这家人得知美帝被迫签定了停战协定，在这一消息的鼓舞下写信给亲人庆祝并挑战，显示全家全力搞好生产建设的决心。显性话语写到家庭计划，写到家庭会，接着有这么一句：“去年我们所以忙的头上生脚，全因为没有计划，没有分工，浪费许多粮食，生活倒没有过好。”“生活倒没有过好”可以看做隐性话语。写信者将生活没有过好的原因归结为“没有计划，没有分工，浪费许多粮食”显然是不可信的，是一种自揽过错的行为。这一家人参加了合作社，合作社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没有使他们的生活过好，这是根本原因。在当时全社会政治化的背景下，显性话语是无法表述这一事实的。这样的事实只能在显性话语的夹缝中由隐性话语显现。文本中另一处隐性话语的例子是关于这个家庭中的“姐姐”——国香，国香是生产积极分子，受过表扬，“不但存丫头怕她，就是全家都得怕她，因为她是家庭会主席，谁犯了错误都要开会批评。”这句话隐含的意思就是家庭日常生活完全政治化了。“怕”字更说明政治符号和实体对人们精神的压抑。通过家庭会，政治的“纯化”使日常生活丧失了丰富性。
　　 《前进曲》显性的层面是一个家庭怎样迫使这个家庭的舵手：老朱克勤走向合作化的道路的。而在隐性层面又多次暗示了老朱克勤的远见以及被孤立的不得不妥协的痛苦。以常规的人物构设，像老朱克勤这样的不愿参加合作社的“落后”分子应该赋予许多缺点，然而作家师陀一再强调的却是该人物的优点：“他过的相当富裕，从来不浪费钱，不欠账，不作力不能胜任的举动”；他“稳当”、“踏实”，“就像有经验的老水手”；“大家公认他种地像种菜园，其实他是用亲娘的心对待土地的。他在耕作方法上也不墨守成规，凡是合作社介绍进来的技术，只要他想得通道理，都肯接受。再加上家底子厚，肥料充足，碰巧风调雨顺，某种庄稼还兴许比合作社打粮食多点。”老朱克勤是这样一个本分、勤劳的农民，他有自觉的选择，他暂时不愿加入合作社，他看到了合作社的缺点：“别的都没有什么意见，就是社里欠银行那些个帐，还有打扮的地……”，作为工作人员的“我”则作出这样的解释：“有些地耕种不好那是暂时的，社员的觉悟提高了就会好的。”由这里的隐性话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合作社的经济情况不乐观，社员的觉悟还不高，地种得也不怎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