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我作了一个梦，一个关于死的的梦。梦中的情节已经记不清了，只是其中的痛苦、恐怖、无奈等灰色的情绪弥漫了整个梦境，同时奇怪的是还夹杂着一些“过来人”的心的叹息和所悟。对于一个“死”过的人，世上恐怕已经没有那么多具有诱惑力的东西了。似乎也不见得有“享受”生命的念头。相反，他却极想做一件事：一件过去十分想做而由于种种原因没做成的那件事，于是梦醒时刻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去做。我就赶紧先行写下这个随想，“立此存照”。
　　
　　 小时候听到过这样的故事：那些想自杀的人，他们的身后总有一个亲切的声音轻轻地劝导着：“死了好，死了好……”据大人们讲，那是已经自杀了的人的鬼魂在寻找替身，以此超生，像为虎作伥的那个“伥”一样。记得当时听得我毛骨悚然。三十多年前，由于在号称万人大会上被批斗，后又被大队革委会派人追赶得几乎无处藏身，我曾跑到昌黎县朱各庄车站西北光秃秃的大山上。我看见一只野兔，它在离我三米远的石崖上好奇地向我翕动着鼻翼，我不禁潸然泪下。心想野兔还如此自由，我还不如它呀，索性死了罢！于是这“死了死了，一死百了”的念头便挥之不去了。当时倒也没听到什么“死了好”之类的诱惑，浑浑噩噩的从上午八九点一直呆到黄昏，一声嘹亮的汽笛声惊醒了我。我看看手中的火车票，决定下山。这样就打断了我的“死了梦”。于是又开始忝列于活人之中几十年，再于是还写了上述和下述这些无聊和有聊的文字。
　　 从那时起，我就对“死”这个话题产生了潜在的兴趣。生命因死亡而终结和不可持续，是生的“极致”和唯一的接替。前些年曾有一些学者热热闹闹地打了一场笔墨官司，就是关于“人文精神的失落”问题，讲求的是“对人的终极关怀”。我性也迂、闻也寡，故把“终极”理解为对人这个个体生命的本质意义的考问，就是人的安身立命。那么生与死，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因其一端连着生，一端连着死，可不可以理解为一种所谓的“终极”呢。毛泽东曾经给革命烈士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尽管我对这里连词“的”的用法心存疑惑，但它体现着“终极关怀”的光芒。这个题词是从“死”上“关怀”开始的。“死的伟大”映衬了“生的光荣”。这样说来，死也具备了相当的功利性。话说回来，对于革命时代，追求死的功利性不仅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须提倡的。同样的功利性在很多宗教的故事中也可以看到。
　　
　　 死到临头或者说死神不停地在你头上盘旋，你甚至能确切地感知它黑色翅膀的拍打声和它旋起的阴冷的风。这时大约你不会惬意，至少肉身上的痛苦必须由自己细细地品味，何况还会有一种“美人迟暮”或“英雄末路”式的失落和悲凉！我有这种感觉的缘由是从一九九五年做脑瘤手术以后，特别是一九九七年得了心肌梗塞以后，连续的每年都要到医院做客，甚至于去几次。实在不行，就作了“介入”治疗，在心血管内安放两个支架。后来仍然不行，又住进北京阜外医院进行放射治疗，像“打烟囱”似的将那根放了支架而又堵塞了的心血管用贝塔射线扫荡一遍——其实也是做了一个不成功的实验品。可以说，从治脑瘤开始，我就与医院，与医疗的高科技手段同时也与死亡结下了不解之缘。
　　 心脏病的频繁发作，每次都有一种濒于大限的危机。生命中固然有不能承受之轻，但更多的是难以承受之重。那么人，具体说我，怕死么？结论很简单：怕！为什么？就是因为“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如果有个七次八次的那还怕什么呢？可是人对死的态度绝不只一个“怕”字了得。也是一个叫保尔（保尔?蒂利希，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的说：“尽管死亡就其本质来说乃是一切有限生物的归宿，但同时却又像是它们的死敌。唯有人能够十分自觉地面对死亡，这属于人的伟大和至尊。”我赞成他前边的那句。对于后边的那句话，我得骂他：何其狂妄乃尔！据说大象在老病后意识到生命将要结束时，会悄悄地离开象群，找一个僻静所在，静静地咀嚼死亡的过程——它比人伟大而又至尊。而人类却殚精竭虑地“十分自觉地”向着死亡寻求和解或者请求死亡的宽宥，甚至不惜订了屈辱的城下之盟。
　　
　　 中国人对于死的认识多比较一致。虽然儒家认为“大哉死乎”，然而，紧接着就把它跟君子、小人联系起来：“君子息焉，小人休焉。”而且，孔子干脆把“死”的问题虚置或搁置起来。他的“未知生，焉知死”。实质上是重生而轻死，用生的“内圣外王”来对抗死或死后的无知。所以就有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说。取义或成仁，也是对死的理性追求。然而，我总觉得，虚置也罢，理性的追求也罢，都是对“死亡这种动物性的恐惧”的一种解脱。因此，就有了太史公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名言。而且几千年来似乎成了“人死观”最具权威的圭皋。死也就有了“值”与“不值”的“轻重”说和强烈的功利性。庄子虽然有“鼓盆而歌”的美誉，但我以为，那是执着于生的一种表演。至于他的“一死生”、“齐物我”的人生态度和哲学思想，其在意的是“如何生”即怎样活的问题。似乎陶渊明比较旷达：“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我想这与当时玄学盛行有关，也与两晋时代人文大环境有关。即使如此，纵观他的作品，也可以看出他所持的生死观的两面性。比如那首著名的“挽歌”里就有“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将奈何”的叹息。重要的是，他的旷达，却使我这“随想录”一下子便定性为“独多虑”的庸人自扰了。
　　
　　 我生性自卑。我有时会表现出十足地自负或者道貌岸然，但那只是表象或者干脆是为了围裹自卑的内核。因其自卑，故格外敏感，凡事大多比别人多虑一层和多疑一些。死神的多次光顾，不可能不令我震颤。有人说：你想得太多了。是啊，一个半辈子举轻若重过来的人，对于死亡这一命题可以做到“不喜亦不惧”？不会有相当一段时间乱着方寸？鲁迅说：“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觉得我自己就有这毛病，不大好。”所幸与先生暗合，可见“中国的老法子”之源远且流长。
　　 对尚未克服死亡恐惧感的人，是无自由可言的。我想我在几年内老是面对这样一个你不愿理它又不得不理它的“大问题”，我的“不自由”也是可想而知的——好在，经过几年的折腾，我已经克服了那种死亡的恐惧感，可以从容就死——然而仍然克服不了那种失落和遗憾。
　　
　　 据说上帝之子耶稣临终遗言是：“成了。”以我的理解就是大家得救了——以耶稣之死为代价。而我们只有“死了”的等待，像《红楼梦》中的“好了歌”特别是甄士隐的诠释那样。“死了死了”，一死百了。我们完成了由生到死，由无到有又由有到无的一个循环。这个循环是凡人式的而不是伟人式的；有其独特的经历，但却有着普遍的经验。所以，人们更加关心的是死者留给后人经验之类的东西，而不是研究垂死的奥秘。人类的文明史就是这样的积淀。
　　
　　 作为普通人，我虽然敬重死者生前的经验，但却不大相信诸如“遗志”、“未竟的事业”这些压在后人头上重压的东西。你的生命已经实践了，你的“志”和“事”都“完成”了。他人只能完成他人的事业和循环。要求他人完成你的事业和循环是非理的。
　　 从理论上说，生命即使终结，那具遗骸的归属权仍然应当属于生前的那个生命。但是，你既然曾经是一个社会人，你的生命连同你那具遗骸都与你周围的人有着紧密的联系，也就是说，你不仅属于你自己，你也属于他人。一九九五年初，我到上海做伽马刀手术治脑瘤，就偷偷地写了一个“遗书”，并把它藏在一本工具书里，在进入手术室前的那一刻，我把它郑重其事地告诉了陪我去治病的朋友。那遗书的主要内容是“丧事简办”，没有对“未竟事业”的嘱托之类。事后我同妻子谈到这个问题时，我记得妻子以一种十足的不屑说：“那得商量商量。”大约是“好歹也是一辈子的人，后事岂能草草”。当时我不禁哑然：遗嘱是我生前写的，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姑且不论，你总得“遵照死者生前遗愿”吧？这已经成为“国际惯例”了嘛！退一步说，你同谁“商量”呢？谁能代表我同你“商量”？于是我感到一股悲凉袭上心头：真正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哇！
　　 我之所以死乞白赖地“争夺”这个死后遗骸的处理权属问题，乃是对现行“处理”死人的方式的一种大厌恶。这种厌恶感随着建墓地、树石碑，以至大操大办愈演愈烈而更加强烈。这里实在应当声明一下：我不是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但我至少算得上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我提倡并且预计实施“质本洁来还洁去”的计划，然而可悲的是，这个计划只能依靠他人实现——我们可以掘开自己的墓穴，但却不可能埋掉自己——这是死者唯一的悲哀和无奈。
　　 如果我死掉，我祈求我的亲人们对我的处理要遵循三条原则，即：戒排场，勿迷信，少扰民。如能做到这三条，方才是与我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如果具体化就有如下几项：1、不得进行遗体告别。因为那具遗骸只是我的“一半”，另一半，如精神、思想已经融入蓝天。剩下的一半只配尽快地融入黄土。故无论死于何处，都应直接拉入火葬厂化掉大吉。2、除非挚友至亲，不向他人通报，也不接受任何钱物之类。因为这是很讨嫌的事，不是至亲挚友的丧礼，我是很不愿意参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不得设置“灵堂”之类的东西，不焚香，不烧纸，不摆纸扎，不放哀乐，一定要有一点响动地话，就放生前喜欢的音乐，当然生前喜欢的音乐中绝没有哀乐，而且音量一定低些，以其他住户不能听到为准。此举在于不扰民，一切扰民的行为均在“不”之列。4、骨灰可埋在母亲墓旁，不堆坟，不树碑，或者干脆撒在随便什么不太讨嫌的地方，以迅速地融入土地。5、事后在楼下贴一纸“讣闻”：“某楼某室某某，因病医治无效于某月某日亡故，尊重死者生前遗愿，丧事从简，特此讣闻。”
　　 倘若如此了结，或比这种方式更其简洁，多好！自己活得并不轻松，死后还要被人折腾来折腾去；别人活得也不轻松，你的生和死已经给人增加了累，倘再节外生枝地折腾，岂非让人更累？
　　
　　 生和死的这种关系，除了非正常死亡之外，多是中间连着一条血肉、神经极其丰富的“韧带”——我以为。我曾陪伴三个亲人度过最后的那几个小时，他们是我的岳母、我的父亲和母亲。其中我的父母好像属于“寿终正寝”的那个样子。他们只是不太平静地呼吸，直到咽下他们最后的一口气——实质上此时的精神已经死灭，只有躯体还在进行着最后的挣扎或机械地惯性运动。而我的岳母当时中年，她的生命应当说处在辉煌时期，肌体与她的病灶并没有“同步”，所以，那“韧带”的断裂是非常残酷的，痛苦二字都难以说明当时她的处境。因此，她乞求给她农药以自戕。还有一个是我姨，虽然我没能陪伴她最后的几个小时，但是对她所遭受的痛苦我还是感知到的，为此，我曾给她预备了很多麻醉药品。她非常爱我，也非常刚毅，决不肯呻吟一声——更不要说哀号了。但我星期天回家看护她时，她就那样坐着，一句话也不肯与我说，甚至连眼皮也不肯抬起一下。她偶尔长出一口气——这表明她此时十分痛苦。她女儿问她喝水不，吃东西不，躺下不等等，她一概不予理睬。我说：“你很难受吧？”我姨用力地，几乎是声严厉色地说：“不难受能死人？！”一个星期后她去世了。我可以想象，这168个小时她老人家是怎样一分一秒地熬过的——那是死神用钝刀子一缕一缕地割断那条“韧带”！
　　 濒死的痛苦可能是人们怕死的原因之一，但绝不是主要原因。既然“趋乐避苦是人的本能。”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贪生怕死是一切生命的本能”？我以为那是一定的。当然我说的“贪生怕死”是有前提和原则的——不损人的。
　　
　　 庄子说：“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我可能算得上“小知”？反正我对于死的问题一度“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虽然，作为一个生命，我也有自己的“人生观”，既有人生观，何无“人死观”？“人死观”也就是“人生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嘛。
　　 该死就死+能活尽量活=我的人死观。
　　 所谓“该死就死”，就是一种阿Q式的达观与平静，这就是我在“死”了几次之后悟出的大实话。为此我也对“安乐死”的倡导者怀有绝大的敬意，因为这也属于“终极关怀”之列。
　　 不知谁说的现在还流传的话，叫做“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真正不怕死的是有着教徒式的信仰，而又为信仰而死的。比如张承志的《心灵史》里述说的穆斯林中的哲合忍耶教派，那是令人感动的“人死观”。而我借用的“死而何惧”，是有一种“该当如此，其奈天何”的无奈。故给自己一点阿Q式的达观——当然我不敢相信他“二十年后又一条好汉”的豪言。
　　 所谓“能活尽量活”，就是追求生命在于存活的本义。有“生”才有你的“命途”，多舛的命途也是人生，“生而何欢”？生才可能奋斗，才能爱，岂能不欢？我虽命途多舛，但我生命的本意是取积极态度的。生命不应当悲观，要悲观只有死——忧患不等于悲观。因此，我不惮其烦、上下其手地向疾病挑战或者说是妥协，为的就是苟求性命于“盛”世，不求即死于当前。
　　
　　 其实，“死之随想”实在也是生的随想。英国人伯?罗素在《论老之将至》中写道：“如果你的兴趣广泛又浓烈，而且你又能从中感到自己仍然精力旺盛，那么你就不必去考虑活了多少年这种纯粹的统计学情况，更不必去考虑你那也许不很长久的未来。”说得对。我们还是“放下包袱，开动机器”，为生，为生时的事而努力吧！闲言少叙，填词一首，调寄《狐昼吟》：
　　 纷纷杂杂，
　　 断断续续，
　　 端的是无天无法，狂人日记。
　　 细数平生恨事，
　　 回望歧路儿女，
　　 相忘江湖知几许？
　　 所憾心性一脉，不断如缕。
　　
　　 青春稼事归晨梦，
　　 风流总付风和雨。
　　 临逝川
　　 几点书生泪，
　　 天低处
　　 秋林似火，斜阳如炬。
　　 （2001年5月初写，2002年5月12日写毕，期间曾到北京阜外医院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