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大公鸡，上草垛，
　　 一枪打了七八个。
　　 爹也哭，妈也哭，
　　 哭得儿子当八路。
　　 八路军，真可当，
　　 腰里掖着二八枪。
　　 二八枪，真瞄准儿，
　　 单打鬼子的小后腿儿。
　　 ——母亲唱的歌谣
　　
　　 如果说，我的令昭伯父与岳家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生前有的是阔大的胸襟，死前却有着狞厉的厌恶。而且，他无论是当他们的附庸也罢，试图从思想感情上与之脱离也罢，总之他还算作独立的个体。那么我父亲呢？他老人家确乎与岳家就发生了更为实质上的关系：他与岳家的一位姑娘上演了一出连本的《罗密欧与朱立叶》。也就是这样，林姓与岳姓不和的坚冰才真正被打碎。
　　 我父亲的性格跟我的两个伯父完全不同。对于这种不同我总觉得奇怪，曾跟我母亲提起过。我母亲叹了口气说：“龙生九种，种种各别。”直到长大以后我才明白了母亲这句话的意思。对我的父亲的特点，我母亲的话是“主意比天都大”，“说话比屎都臭”，这显然只是从表象上摘出的特点。其实总要标新立异和特立独行恐怕也许更接近他的特点？我总拿不准我的这位父亲老大人。反正他既不怎么顺着众人说，也不怎么顺着人家的要求去做，特别是对当官的说的话，他总有一点不以为然。我以为他的潜意识中有一种颠覆权威的意思，很可能老人家脑后生有“反骨”，用时髦一点的话说是在不自觉地追求实现自我。
　　
　　 写我父亲，最难写也是我最不愿意碰的是他的罗曼史。然而回避了这个事件就等于没写我父亲。因此在我父亲在世时我曾三缄其口的事，现在我就想痛痛快快讲出去——所幸的是我的父亲老大人大约不会从坟墓中爬出来与我拼命。
　　 我父亲年轻时长得很“精神”的（我母亲语）。他的白简直不像一个庄稼地里出来的人。他很少笑，总是一脸的严肃，然而却一笑两个酒涡，给人一种温柔相儿。我曾经想，如此长相，怎么会那样桀骜不驯？造物总是这样捉弄人。就因为他长得“精神”，所以冬闲时办“花会”，有高跷，旱车旱船等等，他总是去演“旱车瓤子”，就是男扮女妆的小媳妇。
　　 他的前边有一个拉纤的，一般都由小孩子扮演，后边一个推车的，旁边一个媒婆，是个丑角，也是男人扮的。当然还有“新郎倌”等等。这些人在锣鼓唢呐的激励下，一边耸肩弓背，一边做着夸张了的生活动作。说实在的，我对这类民间艺术从来就不感兴趣，一般不会去赏光。后来我曾有幸在文化馆工作了一段时间，审查这类文艺节目是我的工作，于是就硬着头皮去看。即使如此，也总是心里起腻，一边看，一边为他们难为情。近年里，一次在散步时，看到了扭秧歌，为了等妻子，我也看了两眼。我听到旁边一对年轻人说：“看这群老妖精！”说实话，我真有同感。我绝对不敢说我“阳春白雪”，真的，我不敢承认，因为直到现在我也不喜欢莫扎特以及乔伊斯。我只把它作为个人好恶，而已而已。
　　 我不喜欢的那种艺术，却能唤起绝大多数人们的热情，在我们乡村尤其如此。在这个时期里，连平日里不大出门的许多大闺女小媳妇都追着看。他们扭到谁家门前，门前都放上高桌，上面用盘子盛着点心、花生等吃食，有的还摆上乡下很少见的纸烟和茶水。有些大户的姑娘不好意思追着去看，就在院子里摆个板凳站到上边去看。我想那才是庄稼人的节日，比起现在来只是扎在屋子里看电视机里的那些编造痕迹相当明显而又长得要命的电视剧来要激情得多，原始得多，也文化得多。我父亲的爱情悲剧就是从这里上演的。
　　
　　 当时岳氏家族中有一个很有头脸的人，叫岳有昌，绰号“火山王”。他有个闺女，年方十九，小名大丫儿，据说长得挺漂亮。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几十年后，我曾有幸一睹这位我父亲旧时情人的芳容。她个子很高，还有一点驼背，黄里透青的长脸上洞开了两个像黑窟窿一样深不可测的眼睛，一头花白的头发像一个大号的灰色钢盔一样扣在她狭窄的脸上。给我最为突出的印象是她的看人，让人觉得冷冷的，两只眼睛从黑窟窿中射出两道冰棱椎，使你从头到脚都有冷嗖嗖的感觉。听说我是林令仪的儿子，她便侧过脸来如此一盯。我想如果我是一个小孩子的话，我会立刻吓哭的。等到我知道了我父亲竟然曾经为这样一个女人要死要活的时候，我着实有点替我母亲鸣不平。
　　 这位大丫姑娘就是在追着看村里办的花会才相中了我的父亲并一下子就堕入了爱河的。当时我父亲还蒙在鼓里，只是与他人一起发现这位大丫姑娘总追着他们的演出，甚至到了外村，她也追到外村。当时我父亲还想：这个丫头可是够野的！却没有想到大丫是在看他。既是有此情缘，总会找到机会表达的。而且我知道，恋爱中的人最会创造的就是机会。恰巧我们有一块地与她家的地连边，这位大丫姑娘就有事没事地到地里转悠，如此这般就与我的父亲接上了线。
　　 他们的恋爱细节已无从查考，但肯定有如干柴烈火，一拍即合，半年以后竟发展到非他不嫁非她不娶的地步。当然那也是热恋中年轻人的常态。可你需知道：当时毕竟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自由恋爱只是大城市中读书人的奢侈品，像我们清平坞这样的农村，天经地义地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为重要的是，林家与岳家世代不通婚姻，好像已经成为一种规则。还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障碍——我父亲与我母亲早就订有婚约。
　　 现在想起来，我虽然为那位岳家大丫姑娘的长像为我的母亲鸣不平，但面临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我父亲竟敢与岳家姑娘自由恋爱，我不能不为我父亲的追求而喝采，同时，我也曾设想：假如我父亲与大丫姑娘终成眷属，那林家与岳家就会不仅消弥了很多陈仇旧隙，而且会开辟出两家关系上的新纪元。我甚至想，林岳团结如一人，清平坞内谁敢敌？包括大地主老贾家？当然，如你猜到的，我的想法，从来都是靠不住的。
　　 因此，等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一切便逆转起来。
　　
　　 我父亲首先向我的祖母提起了他和大丫姑娘的事。父亲的提起此事就像现在的那种“通报”式的：告诉你我和谁谁好上了，而且她已经怀孕了，你抓紧给我们办喜事吧。我父亲这个人绝少幽默感。他不会开玩笑，所以我的祖母老大人也绝对不会以为她的这位三儿子会是跟她开玩笑。正因为如此，当他向我奶奶轻描淡写地通报上述情况后，我奶奶的眼珠儿一下子就不会转动了。她甚至连事情原委都忘了向我父亲问一问，就就那么张着嘴瞪着眼地看着她这个宝贝儿子。等她想起要说些什么的时候，我的父亲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扬长而去了。祖母赶紧踮着小脚将此事件报告祖父，而祖父又马不停蹄地报告给我的老爷爷晓园先生。也许是我这位父亲大人想问题简单，也许是他有意将如此天大的事简单化，反正他在这件事情上表现了十足的英雄气派，或者说是顾头不顾腚的唐吉诃德式的盲目。
　　 晓园先生是我祖父的小弟，与我大伯父年岁差不多，是吃我祖母的奶长大的。但此人少年老成，那时还是清平坞村的“乡长”，可说是我祖父的主心骨。
　　 晓园先生沉吟良久说：“按说两家不通婚虽然不是祖宗成法，但也是一个老例儿。何况令仪已经订婚。这桩事必须给他们打散。不给孩子们留下这个律。”请你注意，晓园先生在说上述这些话时，态度是平平静静，可是那里边却也杀气腾腾。比如，他用了“打”散而不是“拆”散这个概念，还比如，“不”给他们留下这个“例”。你听听，这里面透出的严肃是沉甸甸的。从而我想，那晓园先生其实也是一个很恶毒的封建卫道士。
　　 当时，我的祖父祖母异口同声地“是呀是呀！”祖母又加了一句：“可你说怎么办呢？令仪的脾气你也知道。”
　　 应当说，林岳两家不通婚倒是事实，而我父亲这位情人家境不算好也是事实。她父亲岳有昌以给老贾家扛活为主，冬天就杀猪卖肉，是远近闻名的屠户，而且脾气刚烈，没有文化。更其严重地是，该人还有一个“火山王”的绰号，人们不管背地里还是当着面，都称他为“火爷儿”。据说，“火爷儿”如与谁家哪怕有一点仇隙，就要伺机给他放上一把火，多少有一点流氓混混儿的样子，“火山王”的绰号就是这么来的。但是，在我父亲和他女儿的爱情不了了之后，尽管我的祖父祖母惶惶不可终日，每天都要嘀咕一句“这火爷儿怎么没有动静啊？”我家柴堆在那两年竟然没有起过一次火，不知那“火爷儿”是怎么想的。我倒以为，那“火山王”的行迹可能多少被当时的人们艺术化了。对于火爷儿有悖于“常规”的行为，我的祖父祖母在惶惶然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请教他们的小弟。晓园先生只是说了一句“盗亦有道”这样带有结论性的话。对此我颇有腹非。我的见解是，火爷儿有道不假，但他不是盗。晓园先生对火爷儿的评价是带有歧视性的。当然，我从来没有正面与晓园先生理论过。
　　
　　 等我参加劳动时，我曾不怀好意地问过我父亲对“火山王”的看法。我父亲很严肃地回答说：“此人正派，嫉恶如仇。毛病是有点好吹牛。”我不禁窃笑。其实，我父亲说得还算客观。当时，我们正好和“火爷儿”一个生产队。那时他已经是一个面庞红润，眉目慈祥的小老头儿，整天背着粪箕子，竞走也似地飞跑，我曾怀疑他背着的粪箕子实在也是形式。这老头儿极爱抬杠，且声音洪亮，音色没有杂质，天然的一副黑头嗓儿。我第一次出工耪地，那时他还可以出工，他看我锄都不会拿，竟手把手地教了我。但他的教导，离不开那种乍乍乎乎，说了许多诸如“这样你还成庄稼人喽？”之类让人讨嫌的话。即使如此，我还是视他为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第一个老师。
　　
　　 晓园先生为了狙击我父亲与大丫姑娘的婚事，晚上与我父亲进行了长时间的训话，从圣人的“非礼勿听”“男女之大妨”一直说到门不当户不对，从年轻人应有鸿鹄之志到不要儿女情长而英雄气短，等等等等。当然，晓园先生的训话绝不是声严厉色的那种，而是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很像六十年代时“促膝谈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当然它也和后来的思想工作一样苍白无力——因为我父亲一直面带笑容，甚至于带着令昭伯父所特有的那种虔诚的神态听着我的老爷爷说教。
　　 晓园先生一看这样子，知道事情不妙——他对他的侄儿们的脾性是了解的。但仍然例行公事式地说：“我说的你都听到了么？你是怎么想的？”
　　 我父亲笑嘻嘻地说：“老叔说得也对也不对。不过我就不论说这些了。只是这木已成舟，我想我是不能违背我的良心的，因此我是没法改变的。”
　　 “那么说，就只有你父母和我改变喽？”
　　 “看来只能如此。”
　　 “那么，令仪你给我听好了：我是不可改变的！就是你父母改变了从我这里也休想过关。听明白了么？”
　　 我父亲冷笑了。
　　 晓园先生见他脸上出现的笑容更其生气，就又加了一句：“你不是木已成舟吗？你看着，我会把你这舟拆得稀烂！”
　　 这是我父亲与我的老爷爷唯一的一次正面交锋。无疑这次交锋的结果是我父亲与他这位叔叔几十年心存芥蒂。
　　 当然，这次谈话实在说是一种形式。我的老爷爷和我的父亲大约都胸有成竹——因为如果这样可以解决问题，那他们二位就不是晓园、令仪了。可是还要走这种形式，所谓“先礼后兵”，中国人明知道这种形式没用也还是收不住手地搞，说是“必要的形式就得搞”。搞吧，爷俩分道扬镖，各自备战。
　　 晓园的“成竹”在于，我马上给你完婚，非把你扳过来。而我父亲的“成竹”只是一个盲目的“反正我就娶大丫”的目标，至于如何具体运作，仿佛还没怎么谋划，或者说，把谋划实施的工作交给了他的父母和叔叔。还没有切实的打算。当然他也知道，他的“目标”也就是他的“底线”。只要这个底线不突破，他和那个大丫姑娘就还有希望，否则他们就什么都无所谓了。在这个问题上，晓园先生无论如何也要高他一筹，这是没有问题的。他知道你不会顺从，但他对你不顺从的下一步打算已经进入了实施阶段，而我的父亲则除了有大丫姑娘的爱，恐怕其它“硬件”以及“软件”还都没有，更其悲惨的是，他对晓园先生的运作竟然一无所知。这使我母亲对他老人家评语中的“主意比天都大”，在我这里稍微打了一点折扣。
　　 我母亲那年也十九岁，比我父亲大一岁。那时的小康之家都比较讲究娶年龄大一点的媳妇。本来他们订的是明年成婚。只是事情到了这步田地，不得不提前了。于是我的老爷爷就打发媒人与我外祖父商量提前迎娶。我外祖父与晓园先生虽非至交，但对他的这位亲家翁颇有好感，况且我母亲也到了出嫁的年龄，对于提前婚期竟然没有提出疑问和不同意见。因此一切准备工作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只是瞒着我父亲。晓园先生下了话：谁要是走漏风声活活打死！大家都知道晓园先生的权威，因此即使最爱我父亲的大伯父也未敢多嘴，只是暗地里唉声叹气，而且还经常出现在我父亲周围。
　　 毕竟是我父亲娶媳妇，办喜事前五天，我老爷爷就把我父亲叫去，和我祖父祖母一起跟他摊牌，意思也就是通知你一下，让你有一点思想准备。我父亲当时就蒙了，转身就走。我祖父喊了一句他也听到。晓园先生说：“让他去吧。”意思是给他一个转弯的时间，并暗中叮嘱令昭伯父跟着他以防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