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老师，号长业，1938年生人，家住青岛市胶州营海办事处周家村。他按虚龄计算，今年已经73岁。因多年从事教书，所以人们都称他为“周老师”。
　　 叫他周老师本来是对他的尊重和认可，但一问起他教书的经历，他那昏花的老眼就有些发湿。从参军到教书再到老年被关“黑监狱”，他的人生悖点一个接着一个，凄凄惨惨、坎坎坷坷。说着说着便老泪纵横了。待他稍微调正了一下情绪，慢慢的向我倒出了满肚子的辛酸苦水：
　　 他说：“我1957年参军前我已经就读农业中学了，虽然没毕业，我参军时填报的文化水平自然就是‘中学’。那时候的中学生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博士，在那个年代不管在哪里都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一到部队我就当了营里的文化教员。那时候，战士的文化水平一多半是文盲，六年级被称为高小毕业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站在这样的人生起点上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可真是前途无量，可谁曾想到我的顶头上司，连上司的上司，他们的文化水平都是‘初小’。尽管我时时事事很注意，他们仍对我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嫉妒。工作越做越不顺，三年义务兵刚满就被复员了。”
　　
　　 “回到地方，我被安排县里的农业中学当教师，户口却落在原籍属于‘农民’；后来又被县民政局借调，做文字工作或整理材料；再后来在一次精减机构的大潮中被转回了家乡所属的营海公社农业中学。我每天早晚步行5公里上下班，天天从家里带着薯干做午饭。尽管生活十分艰辛，但我始终努力工作。”
　　 “现在说来也许有人不信，我那时候工作单位不给开工资，由原籍的生产队记工分分粮食吃饭。就是这样的情况本人也心甘情愿。但不知为什么，1980年的某一天，我在学校的一次重组中被“减员”。连同我的军龄，我在教育岗位工作了整整二十三年，我的青春年代几乎是无偿的为社会做了贡献。是过了河拆桥还是推完磨杀驴吃，我想找公社书记理论理论，公社书记答复说：“现在的国家与以前不一样，属‘转型’了。以前错了的东西，现在说可能就对了；以前对了的东西，现在就可能是错了。你被裁的原因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参入了造反组织，算是‘站错了队’！上边有文件精神，不信你可以去县里问问。”
　　 公社书记的答复周老师当然不满意，一气之下他去找当时刚刚恢复了职务的县长姜克。姜克说：“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组织无所为对与错，都是革命群众，这一点中央早已做了结论。关于你是否继续教学的事，因你是民办教师，还得回你们公社解决。”就这样周老师再也找不到第三个地方讲理，真的被“卸磨杀驴吃了”。
　　 在那个年代的成年人，连同学生在内几乎每个人都参加过不同的革命群众组织，周老师辛辛苦苦工作了20多年，一句话就将人打发了。已满40岁的他，人生的大好时光就这样做了奉献。
　　 人生活在世上，社会、家庭、人生等方方面面互有长短。周老师的这几种情况却都不尽然，唯一的亲人就是常年卧病在床的老爹。年轻时一表人才的他，既挣不到工资又做不成生意，人生和事业的不顺使他始终摆脱不了“清贫”，也直接导致自身没有家庭组合，到被辞退时经济状况仍处朝不保夕、风雨飘摇之中。
　　
　　 回乡那年，周老师赶巧碰上了1981年农村集体经济解体、单干承包。“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没干过农活的他没敢去和邻居们竞包土地。以致后来的生活就成了问题。大集体解体后个体经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周老师的神通则怎么也显现不出来。尝试了几次小生意都赔了本，只能饥一顿饱一口的粗茶淡饭，糊糊弄弄的与老父亲残度人生，不久，饥寒交迫的老父亲就过了世。年近60的他纯属孤苦伶仃了。
　　
　　 周老师遭遇上述诸多不公，社会和生活给了他种种压迫，对他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他所要求的最高标准就是“是饭充饥，是衣遮体。”能够让他在这个世界上自然的生存。大凡世界人人都有生活的欲望和权利，“逼极了兔子都咬人”。反过来说：智者，从不与社会底层的弱者较劲，更不能为鸡毛蒜皮将人逼向绝处！
　　 当历史进入1990年的时候，全国各地兴起招商引资。周老师所在的胶县也早已撤县改市，公社唤作“镇”了。他所属的营海镇的工业园区中心就在周老师所在的周家村。正当春季，绿油油地正在拨节的麦苗，连同所有的春作物一起，在大型推土机的碾压下全部报废。一大片号称“粮仓”的田野仿佛在一夜之间被分割、圈地。实际利用的仅有几座零零散散的工厂。工厂招工只要年轻的，壮年人都进不了工厂，就甭提周老师这般年纪了。
　　 贩羊羊亡、贩猪猪死。周老师在生死线上挣扎了几年，好不容易踏出了一条羊肠小径：他用家当的存款买回一辆旧三轮摩托车，从镇上拉煤球到乡下叫卖，尽管利润微薄、并三轮三天两头罢工，但天长日久周老师还真的积攒两个钱。有一天一个外地在该村租房住的老太太，经人撮合与周老师登记结了婚。
　　 虽是破屋陋舍但终于组成了个家，从此周老师过上了家庭生活。有一天老两口没事在村边转悠，偶然发现村前河边有一块被遗弃多年的薄地，杂草丛生、荒乱不堪。两人盘算了一下便找来镢头铁锨等工具，两人经过十几天劳累，开垦出近二亩土地。春种秋收、当年就赢得了可喜的收获。
　　 有了这二亩土地，加上贩卖煤球挣俩小钱，两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就这样两人相依为命过了五年。
　　 2005年秋，本村的一个“小能人”突然运来砖瓦、石块要与一个叫浩强的镇长联合开发建一个溜冰场，占用耕地6亩多。周老师等几户村民的耕地就在其中，他们依强压弱，连地上的附着物都不给一分钱，周老师等人当然不让！这可惹恼了“小能人”和镇长浩强。一天半夜，周老师的家里，砖头、石块雨点一般的下，门、窗玻璃淅沥哗啦一块完整的也没给剩下。
　　 过几天，当周老师重新装上玻璃，隔几天夜里又给他砸个精光。一些很大的石块破窗之后落在他俩口子睡觉的炕上。仅一个月的时间里周老师的破家被砸了三次，万幸的是虽多次被砸人没有伤亡。但他的老伴却因接二连三的受到惊吓，一到夜晚心跳加速、身浑发凉。稍有风吹草动，身子抖的如同筛糠。多次到医院珍治只顾花钱、不见疗效，直到她出走时也没能治好。
　　 白天他们坚持到地里照看庄稼，晚上他俩不敢上炕，每夜倦缩在屋角的水泥地上。后来他们用砖块从外面把门、窗垒上，才敢睡在炕上。那块土地仍坚持不让！
　　 “小能人”和浩强溜冰场没法建了，就换了个手段以几十万元将该地块向建筑商转让。接下来的情况就可想而知：建筑商使用暴力用不着“小能人”那样偷偷摸摸的等到晚上；光天化日之下，呼啦啦一大帮地痞流氓手拿木棍一拥而上，周老师及其邻居们一个个全被打倒在自己的地里。临走放下狠话：“明天开工，谁敢阻拦给你砍刀尝尝！”
　　 “果不其然，第二天一大早周家村村前，两辆大型吊车的吊杆上，震耳欲聋的鞭炮乒乒乓乓的一齐炸响，好多辆推土机就在周老师他们的庄稼地里轰鸣，眼看着地里已近收获的玉米、白菜在推土机前纷纷倒下、埋进土里。周老师他们心如刀绞却真的不敢轻举妄动。现场西边的海尔大道和胶州湾高速公路入口处的路边停满了大车小辆，旁边站着的不仅有镇长浩强，镇、村两级干部、派出所的皇协军（协警）来了一大帮，手拿警棍和电棒；建筑商的身后还有一大群地痞流氓，手里果真拎着砍刀、木棍等不同凶器，一个个凶神恶煞一样。”
　　 说到这里，周老师激动的说不下话去了。其满腔悲愤溢于言表：“这哪里是在社会主义的法制中国，劫匪横行的索马里会是什么样？”
　　 后来的结果是：其它农户亲朋好友多、社会活动面广，最后由村干部出面协调或多或少每户给分了一点钱，唯独周老师家分文不给！
　　 被非法强制占地之后，得不到赔偿还挨了打。镇、村两级处事不公，周老师夫妇俩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欺负与凌辱，俩老人在家越想心里越堵。无奈，周老师找村委会论理。村干部说：“那地方荒着长草就罢了，你随随便便开荒种地，没有合同不受保护。”至于建筑商和地痞流氓打人他们表示“没看见、管不了。”或说：“那是别人的事，与村委会没关系”；对于赔偿不公的问题村干部矢口否认。
　　 年近古稀的周老师土地和庄稼被毁了、家被砸了，还挨了打；加上村干部对该问题所执的态度，心里的冤气越积越大，大半辈子穷苦潦倒，日子刚刚有了一点温度，立即就给降到了零下。2005年6月，68岁的周老师开始艰难的上访了。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为他30天“黑监狱”埋下了伏笔。（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