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民族化和与诗人的自然情怀
　　
　　 ——序秦力《行奋短句选》
　　 也许是出于我和秦力都曾经有过钟情于史学的共同经历，也许是因为我自己随着生命历程的延伸逐渐进入文学领域，而秦力后来也耕耘于诗坛的缘故，对于他的作品我向来是比较关注的。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大部分作品，我都曾经在不同的载体上拜读过。因此，当他邀我写一点文字的时候，便忽然地有了一种“会向瑶台月下逢”的欣喜。关于他的作品，有见识的论家评说珠玑灿辉，金声玉振。然而，我从这些写在岁月枫叶、写在心旅路上的长歌短吟中读出的是一种从远古流到今天的民族诗风，一种穿越灵魂高地的自然情怀，而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当今风靡于网络虚拟空间，乃至当代诗坛所缺失的。
　　 虽然“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个命题在延安时代由狂飙诗人柯忠平提出后，就一直成为诗坛殷殷倡导的美学追求，然而，具体到诗人的创作实践中，却并不是每一个主体对此都有清晰的理性认知的。特别是近数十年来，随着国外诗歌流派的引进和网络诗体的兴起，不少诗人的作品，盲目追求一种所谓的“前卫”和“先锋”，诗歌的语境越来越晦涩，越来越朦胧，充满了苍白的顾影自怜，孤芳自赏。因而，不少论家大声疾呼，让“诗歌回家”，回归到诗歌的审美本体上来，回归到对生活本真的写照和讴歌上来，回归到对人的诗意栖居的诠释上来，回归到民族阅读的文化心理上来。而在我看来，秦力正是这样一位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诗歌民族化的诗人。
　　 诗歌民族化的核心和关键词就是艺术对本土文化的认知，对自然、社会的亲近和牵衽。中国历代的著名诗人，从来都不是高居于自然之上，以主宰的姿态去看待“客体界”的，自然和社会在他们审美视野里，从来都是独居于主体之外的自在。这种关系，用古代一位诗论家的话来说，就是“不沾不脱，不即不离”。读秦力的作品，会发现主导诗人“诗心”的是“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这不仅表现在他在结构这部集子时的总体设计上——那些“动物们”、“植物们”、“风景们”的小辑题目，以一种斯塔格尔（丹麦文艺评论家）式的“互入”的姿态去贴近客观物象，而且也在“一枝一叶”、“一花一木”的咏颂中得到了“气之感物。摇荡性情”的延展：
　　 每一朵都低头敛气
　　 半张着吐蕊的小口
　　 很像诗人忧愁的目光
　　 屋外的喧闹
　　 隔着双层玻璃
　　 都在视线以外
　　 青花盆长白土秦岭水
　　 永寿原生态的土油渣
　　 在今夜的红月亮（月全食）下
　　 在穿过窗纱的微风中
　　 说说笑笑
　　 品茗作歌（《国兰开了》）
　　 从字里行间溢出的是朱光潜先生所说的审美的纯净感。姹紫嫣红的千花百卉，生生不息的芸芸众灵，被诗人人格化为诉求的对象，而实现了在审美层面的生命呼应。我们从“半张着吐蕊的小口/很想诗人忧愁的目光中”聆听到李白“我看青山多妩媚，想青山看我亦如是”的“心物交感”，从“在今夜的红月亮下/载穿过窗纱的微风中/说说笑笑/品茗作歌”中领略到贺知章的“不知新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的生命动感。从“波浪摇醒了秦川/随着折扇的节奏/郁金香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阳光掠过树梢/杨柳瞬间轻盈婀娜/桃花羞红了脸”描摹中感知李清照的“知否知否，应是海棠依旧”的心灵烛照。我尤其欣赏她的《蛐蛐》，“此刻，月辉、秋露充满心灵它的声音/如今夜的月/悄悄地爬进你的后窗/以及她的心灵”,那夜阑人静的秋夜，蛐蛐在窗外的鸣叫，成为诗人心弦的颤动，由此而引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这川流不息的时间之河啊”的感慨。诗人把自己化为自然的赤子，而与大自然的万籁融为一体，“早晨起来/看见一串辣椒上/走出两三只飞蛾/我向它们深深地/鞠了一躬/不管它们抢食了我的辣椒/我必须尊重生命/或者认为同类，彰显出对生命终极关怀和对人类生存状态关注的人文情愫。而这正是从《诗经》到盛唐，从宋词到近现代中国诗歌绵延不绝的美学链，秦力的诗作毫无疑问是对这种传统一脉相承的承接。在“人类中心主义”已经给将大自然伤害得遍体鳞伤的今天，读秦力这些作品，会常常引发我们对“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的重新思考。
　　 诗歌的民族化并不意味着它就必然地要直白而毫无意象的营构。事实上，中国人对意象的重视远比西方人早得多。早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著名文论家刘勰就指出：“独具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意思是说，具有个性审美价值的好诗，都必然借助于意象实现对生活的审美表达。秦力的诗作，不仅意象浓郁，而且多彩。诗人十分注重将灵动的、鲜活的生活形象经过心灵的蒸腾和艺术的“移情”，而构建起多元的意象群，它显然已经脱离原生态的自在状态而升华为打着审美烙印的艺术形象。读他的《青藏高原的草》：“青藏高原的草”的现实意象与“文成公主骑过汗血马”“、“苏武的皮袄”等历史意象形成了岁月回溯的观照；“不是张骞带回的石榴、核桃”的自然与“它头梳飞云髻/脸画柳叶眉/脚上穿着地道的棉窝窝”的知觉联想浑然一体。这些意象的共同特点，一是明朗而不朦胧，密集而不晦涩，象征而不曲折。二是意象之间的过渡和连接始终保持内在的协调和统一度，而绝无“先锋”诗歌的断层和跳跃。我这里没有否定“跳跃“的意思，而是说，秦力的意象设定更贴近人类认知的理路。三是意象的绽出表现出远近、浓淡的层次，而不像“前卫”诗人那样的追求“并列”。诗人的这种选择，是与东方读者审美的心理相通相解的。故而，他的诗作充满着诗情画意，充满着生活的质感，充满着对“客体”的浓情和激情，具有强烈的民族气魄，这在当下诗坛充斥着浮华和浮躁的背景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诗歌的民族化说到底仍然是一个语境问题，也就是如何让诗歌走进读者心灵的问题。我注意到秦力为自己作品的语境定位，他引用埃利蒂斯的话说，“我不相信当代诗歌是晦涩难懂的。诗人运用某些会给阅读造成困难的表达方式，并不意味着这位诗人文笔晦涩。”我觉得，埃利蒂斯的前半部论述更贴近于秦力的诗作。深刻和表达从来就是互为表里的。我以为，追求好读，奠定了秦力作品的个性话语。例如读他的诗歌《飞蛾》，“晚上我打开纱窗/蛾子飞出去幽会/早上回来/便在一串辣椒上产卵”读起来明白晓畅，有如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一样的生动灵动。诗人的情感就从这里出发，开始了与飞蛾的对话“放心吧，飞蛾/我是孔孟信徒/知道食色，性也的教条/今天我会再挂一串辣椒/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或者你把我当成宠物也行。”没有故作深沉的艰涩，没有搔首弄姿的“泡斯”，一切都是自然的、散淡的，似乎是在聆听一曲弥漫在夜色中的童话，而诗歌的生命力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