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22我用文字忽悠有钱人

我用文字忽悠有钱人

你问我到底应该算是文人还是商人？我自己也说不清爽。在文化人眼里，我是沾满铜臭的商人，而在企业家的眼里，我又是酸不拉几的文化人。
不过，现在的社会是越来越开放了，有所谓“文商”身份的我们尴尬归尴尬，只要自己做得好，也是蛮吃香的。比方说那些企业家吧，他们要搞企业文化、要策划形象、要宣传品牌，不都需要找我配合与合作？再说那些文人朋友，骨子里虽然还免不了有那么一点清高，但他们都是明白人，都清楚跟我来往，能给他们带来很多机会和实际的利益。
所以说我对自己现在的身份和生活状态，虽然说不上是自豪，但还是有那么一点成就感的。
采访快结束时，我盘算该开口提赞助的事了，可我的心情忽然紧张起来，满脑子都是顾虑：万一我让他为难，那不是双方都尴尬吗
我从小就有点喜欢文学。母亲给我一块钱让我去买米。路过一个小书摊，我看到一本《东海》杂志，捧在手里翻了老半天，就是放不下手。摆书摊的老头怂恿我：“阿弟啊，这本书不贵的，就两角钱，你买了去吧。”思想斗争了老半天，把那本《东海》买了下来。
回到家里，母亲发现我少买了一斤米，问我怎么回事。我知道瞒不过去的，只好拿出了那本杂志。从来不发脾气的母亲那次可是真的火了，她指着我骂：“你几个阿弟吃都吃不饱，你还拿买米的钱去买书！你怎么这么不懂道理的啊？”
我也晓得是自己不对，跪到母亲面前，说：“姆妈，你让我一个人饿三天，把那斤米补回来吧。”
那时候，家里这么穷，连饭都吃不饱，读书就更是奢谈了。所以到初二，我就辍了学。
到上虞插队4年后，我在杭州铁路分局宁波庄桥站当了养路工。当时的工作和生活比较单调，一腔热血没处去，业余时间，我开始写小说。
投出近百篇之后，1985年，我的第一篇小说《暴风雨之夜》终于发表了。这对我来说可是个里程碑，后来又读了点书，到《上海铁道报》当了一名编辑。
我是1985年结婚的，1989年调到杭州某报社工作。这样，跟“文”基本有点儿搭边了。
这年5月，中国作协搞了一个“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活动，省文联一家杂志的编辑委托我去宁波采访两个企业家。恰逢儿童节前夕，文联的另一家少儿故事报要搞专版，想找一些企业赞助，他们就把这任务交给了我。
当时我的工资也就300多块钱，又刚刚到杭州来立足，各方面的开支都很大。去一趟宁波不过一两天工夫，既可以写写报告文学，挣点稿费，又能帮助拉拉赞助，拿点提成，这等一举两得的好事，何乐而不为？
于是我带了几份活动的赞助单去了宁波。按照事先的安排我先来到了一家企业，采访进行得很顺利。
当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盘算该开口提赞助的事了，可我的心情忽然紧张起来，事先想好的话不知怎么的就是说不出口，满脑子都是一个顾虑：刚才我们谈得气氛挺好的，万一我提出赞助的事让他为难，那不是双方都尴尬吗？其实这个时候是谈业务的最佳时机，就是因为气氛本来融洽，业务也就十有八九能成功。可那个时候我哪懂这些呀。
黄总见采访已基本完成，抬手看了看表，略带歉意对我说：“已经安排好了午餐，可是今天中午我有个重要的客户要接待，所以只好请我们办公室的李主任陪你了，请别介意。”说着便伸手拿起电话要通知他的办公室主任。
眼看着机会要溜走，我一着急，竟然脱口而出：“黄总，稍微再打扰您几分钟。”“噢，还有什么事？”我只好硬着头皮说，“是这样的，儿童节快到了，我们省文联的少儿故事报要搞一个公益性质的专版，希望找一些既有实力、又热心公益事业的企业来赞助这项活动。”
“哦，赞助单位需要出多少钱？”黄总问了一句直奔主题的话，令我顿感释然，本来我还不好意思提及赞助金额呢。我忽然信心大增，舌头也变得利索起来，我说：“每家企业只要赞助500元，作为回报，我们会在报纸上专门为赞助企业提供免费的广告版面。所以赞助单位既支持了公益事业，又做了一次企业宣传广告，可以说是一举两得。要在平时，光是版面的广告费也要超过500元呢。”
本来我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没想到黄总爽快地答应了。
有了一次成功的经验，到第二家，我的心里踏实多了，采访一结束，我就拿出活动赞助单请他支持，这位老总也是二话没说，就掏了赞助费。这么来，我的脑袋好像忽然开了窍，既然企业家对这次庆祝儿童节的活动这么支持，我何不帮着报社再多拉几家呢？
我索性在宁波住了5天，从一个朋友那里借了一辆自行车，一共联系了10家赞助单位。这趟宁波之行，是我从文人迈向“文商”的第一步。当然，还属小打小闹。
那时候邓小平不是说过，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么？我就想，这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到底是哪些人呢？肯定是那些聪明的、会找发财机会人吧？所以，我时刻都在寻找致富的机会。
我的方案，现在看起来也蛮简单的，招募200名女大学生，身佩红绶带沿着长安街骑自行车走一趟。老总看了我的方案果然蛮感兴趣
有一天我在一张文摘报上看到一个有关古钱币资料的广告，是江西瑞金那边的人登的。我寄钱去买了一套，发现这其实就是一个钱币信息汇编的小册子，还是油印的。这令我感慨不已，那么穷的地方，人家都能想到这样的发财办法，我们身在大城市，有明显的优势，完全可以比他做得更精美更丰富。
我跑到图书市场，买了很多钱币目录图书，关起门来研究了好几天，还请了一位懂行的人，跟我一起合编了《古钱》、《铜钱》、《银币》三本一套的小册子。那个时候的管理还是不太完善的，我们编的这种小册子也没经过审批之类的，报纸上广告一登，就往外卖了。两个月的时间，净赚了3万多元钱。
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还没完全放开，所以钞票真好赚啊。还有一次我帮人家推销挂历，也是几天的工夫，就赚进了1万元。不过我赚的这些钱，都是跟文化相关的。
后来很多人看到编古钱目录能赚钱，都来模仿，我一看苗头，晓得这钱不好赚了，就赶紧歇手。我不是纯粹的商人，不必一条道走到底，有钞票赚我就去做，别到苗头不对，我就潇潇洒洒地退出来，毕竟还有小说可以写，经商对我来说既是致富的门道，也是一种生活体验嘛。
我暂时安耽了一阵子，抽空写了篇反映收藏方面的小说《古铜钱的诱惑》。我把这篇小说投到陕西的《长安》杂志，很快就发表了。为什么要把稿件投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因为那时我已经认识到，投稿也跟做生意一样，有个适销对路的问题。当时全国的杂志已经有两千多种，虽然投稿市场很大，但我的小说是以古钱币为背景的，其他地方的编辑不见得会感兴趣，而古都西安跟我的小说题材就比较吻合了。
歇了一段时间，机会又来了。有家企业研制出一种能延缓妇女绝经期的产品，我从朋友那里听说他们想把产品推向全国，就搞了个产品促销方案送过去，打算在北京搞一个新闻发布会。之前通过写稿，我已经和北京好几家报纸杂志的资深编辑建立了关系，弄个新闻发布会，我心里还是蛮有底的。那家企业的老总看了我的方案果然蛮感兴趣，就把这单业务交给了我。
那是1995年上半年的事情了。我一周之内飞去北京两趟，终于和某文化传播公司谈好了合作方案，通过他们，邀请到了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二十几家新闻单位。新闻发布会开得十分成功，产品一下子在全国打开了销路。
后来又替省内某企业集团做策划。之前许多媒体找上门去想帮他们搞宣传，都被回绝了。我从生产火腿肠的某厂家在北京放气球的宣传手法中得到启发，搞了个方案过去，果真就把他们的老总给打动了。我的宣传方案，现在看起来其实也是蛮简单的，就是招募清华、北大200名女大学生，身佩红绶带沿着长安街骑自行车走一趟。这个宣传花的钱并不多，但当时的轰动效应还是蛮大的。
那时搞文化经营的人还不多，只要脑筋稍微活一点，就能大把赚钱。我连做了几票业务，一次都没有失手过。
搞了几起比较成功的策划之后，一些媒体的老总就看中我了。中影公司所属的《中国电影》和中国音协主办的《中国百老汇》杂志以及《人民日报》海外版、《市场报》等单位都想调我过去，北京有家杂志社还要我去做他们的副社长，专管经营方面的工作。我考虑来考虑去，还是留在了杭州。我的考虑蛮现实：第一，我们搞文化经营，说功儿是很要紧的，生意谈不谈得成就看你能不能说动客户。我的普通话不行，到北京去，人家连你说的话都听不灵清，怎么跟你谈生意啊？第二，我的关系绝大部分都在浙江，离开这块土地，我怕自己的拳脚施展不开来。
这种实实在在的人生积淀，对于我的写作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经过了这些年的起起落落，我的小说再也不会是那种风花月了
后来我感觉老是这样东一枪西一票的也不是长久之计，就想搞个文化实体。1995年下半年，我在半道红的文晖路上开了一家不大不小的酒吧。在酒吧里我搞起了文学沙龙，还有模特走台、名人手印等当时算是非常新鲜的项目，所以生意特别红火，许多在校的大学生和媒体的编辑记者都成了酒吧的常客，一些企业的老板也经常来捧场，因为我可以帮他们搞企业和产品宣传。
我这人，缺点也是蛮明显的。那时候保龄球刚刚兴起，是一种非常时髦、能体现身份的休闲项目，我有了点钱，就成天泡在保龄球馆。结果两个月不到，我在保龄球馆里玩掉了6万多元，玩得手臂都抬不起来。
真是玩物丧志啊。你说我这种玩法，哪里还会有精力去管理酒吧？自从我迷上保龄球之后，原本红火的酒吧就每况愈下，到了1998年已经难以为继，投资70万元的酒吧，最后转让给别人的时候我只拿到了1万多元。
在失去酒吧的同时，美满的家庭也渐渐离我远去。这也只能怪我自己。开办酒吧之后，我认识了一个爱好文学的女子，我们很谈得来。她不仅跟我谈文学，还跟我谈她的婚姻，说她的丈夫如何对她不负责任。我听了之后，很是义愤填膺，不知不觉就产生了一种想要解救她的冲动。这件事情的直接变故是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离开了这个内心其实无比留恋的家。
离婚之后，有段时间我过得特别苦。那时10元钱要过一个星期，抽的烟是3元钱一包的牡丹。暂时没事可干，就重新拾笔写作，并且发表了不少关注社会底层人物、宣泄内心苦闷的作品，用稿费也勉勉强强把生活维持了下来。这也许又是“文商”特有的优势吧，在商海里栽了跟头，也不会无路可退。大不了就用一支秃笔混口饭吃嘛！再说了，人家都说“情场失意赌场得意”，我在经商的过程中虽然吃了败仗，但是这种实实在在的人生积淀，对于我的写作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经过了这些年的起起落落，我的小说再也不会是那种风花月了。
回想这些年来，其实我始终徘徊在“文”与“商”之间。正因为我拥有“文”的特长，于是又有了重整旗鼓，再战商海的机遇。
2002年10月，生活终于有了新的转机，我被某杂志聘任为执行主编。这是一本北方的刊物，被我的老板承包后，编辑部搬到了杭州。
我又开始和企业家们有接触了，他们晓得了我的经历后，都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阿建，抽空帮我们搞搞宣传策划啊。这时我才发现，虽然只过了短短的几年，但企业家们对企业文化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品牌意识和宣传意识也相当强烈了。这让我又看到了商机，大大激发了我重新创业的信心。
2002年底，我和朋友合作，注册成立了文化公司。我们和外地的报纸合作，在浙江设立记者站，在完成采写任务后，给报社联系几家有实力的企业，帮助他们搞些宣传策划；与本地的杂志合作，推出专刊、特刊；与专业的团体组织合作，参与各种论坛等活动……
我又有了属于自己的平台，可做的事情多了。
我们搬弄的是文字，又不是搬石头，光出力就行的。赚钱对我来讲一样是最重要的，但是我绝不会丧失一个文化人的良心底线
文化公司要生存，就得谋求利润。但有的时候也蛮为难的。我们拿了人家钱，就不得不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宣传，这就难免会出现夸大其词的情况。可我们搬弄的是文字啊，又不是搬石头，光出力就行的，弄得不好就会惹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比如有一次，一家科技公司开发了一套电脑输入法的软件，请我们代为宣传。他们号称使用那套软件两分钟就能输入100个汉字，当时我们也没有去论证，就替他们写了宣传稿子。当我们的业务员拿着稿子去给他们审阅时，刚巧看到有客户上门投诉，说他们的输入法并没有宣传的那么神。业务员回来向我一报告，我立马警觉起来，派人仔细了解了一下，果然名不副实，那种输入法输入100个汉字起码要花五六分钟时间。我赶紧把钱退还给了那家科技公司，并通知报社把尚未见报的稿子给撤了下来。
我还算是运气的，及时发现了问题。我的一位同行就栽了，去年3月，他帮一家保健品企业搞产品促销，一共才拿到了几千元的宣传费，没想到去年年底，这家企业的产品被检测出了质量问题，经销商受到牵连，纷纷上门要求赔偿，企业老总招架不住，竟抽空了资金偷偷跑掉了。这下，经销商们就找上了我的那位同行，说就是因为相信了他搞的宣传，才与那家保健品企业发生关系的。这件事情闹得不可开交，我那位同行后来还被他们告上了法庭。
所以啊，这种事情我现在特别当心，只要是款子比较大的业务，我事先都要通过侧面了解，对客户的产品和经营状况做一个考察，做到心中有底。否则，挣了点小钞票惹来大麻烦，犯不着的啊。
作为“文商”，我自认为和一般商人最大的不同就是经商的心态。没错，赚钱对我来讲一样是最重要的，但是我绝不会丧失一个文化人的良心底线，说通俗点，就是“出格的事不能干，昧心的钱不能赚”。
一次，我单位有一位业务员去一个化妆品老板那里谈业务。业务员回来跟我说，那个老板讲，只要她肯陪他睡一觉，就给她一笔几十万的业务。这位业务员显然是动心了，支支吾吾地来问我“到底要不要做？”这样的话。我真当气煞了，气那个化妆品老板，更气我的业务员，如果这种事情都可以做，那我们的公司不跟堂子店一样了？如果业务要靠这样去拉，岂不太丢脸、太掉份了？所以现在我招员工，首先要考察他的人品素质。
也许是我骨子里的文人气息还改不掉吧？碰到有些不尊重人的客户，我就特别来气，宁可生意不要做，也要跟他抹落面子的。去年9月份左右，有家规模蛮大的珠宝行，事先跟我手下的业务员说得蛮好，要请我们帮助搞宣传策划，还把他们的材料都寄给了我们。想想这个客户蛮大的，那天我特地请了一位省作协的作家，亲自用专车和业务员一起陪着他去采访。没想到了那家珠宝行，事先约好的老总居然不在，弄了个办公室主任出来，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来搪塞我们。我当时就让他们的办公室主任拨通了那位老总的电话，在电话里发了一通火，生意当然也黄了。后悔？不悔的。钱少赚点不要紧，低三下四不来的。
不过现在的企业，大部分还是讲信誉的，你帮他搞宣传搞策划，赖账的不算多。当然最后结账的时候跟你讨价还价、找个借口克扣你一点的情况还是蛮普遍的。这个也可以理解，我一般不会太计较，只要合作愉快，下次还会有赚钱机会的。
总的来说，公司发展还算顺利。5年时间里，办公地点搬了3次，地段一次比一次好，面积一次比一次大。现在办公的地方大概有300来平方米吧，年租金就要20多万。员工也有二三十名了，除了几个跟了我多年的老搭档外，另外的都是大学生。
不过，像我们这样的文化公司，说到底还是一个空壳儿，如果想长期发展，还是需要有实体支撑的。做广告有明显的淡季和旺季，而实体就相对稳多了，至少生意可以滚动起来。
说了这么多，其实我最想表达的一层意思就是：你不必在意那“文商”两字是褒是贬，总之，文化人也要与时俱进，要懂得适应市场经济，不要捧着金饭碗还成天喝稀粥，那不叫高雅，那叫无能！


（口述人/建一凡，男，47岁，文化商人，浙江绍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