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李玉胜
　　
　　 这真是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
　　 大宁、延安虽没有千里，可过去隔着一条如天堑般的黄河，又岂止千里？现在修起了黄河大桥，天堑变通途，两地近在咫尺。只几个小时，从未谋面的陌生便像老朋友般的熟知了。
　　 “谁让我们的名字只差着一个字呢？”一见面，李玉胜便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憨厚地笑着说。
　　 生疏感一下远去，烟消云散。
　　 我们因缘而相遇，而相识，而相知了。
　　 李玉胜身材魁梧，“将军肚”挺得高高的，看上去很像一位大首长。可他那圆圆的红高梁般的脸庞上裸露着纯朴厚道的甜蜜蜜的笑，又分明看得出一个陕北黄土高原土生土长起来的基层领导干部的风貌。
　　 喝酒时，李玉胜掂起酒壶连斟三巡。可倒酒之前，他总是先把自己的酒杯斟得满满的，一仰脖子先喝它个底朝天。他说，这是他们当地的规矩，是对客人的最大诚意。
　　 面对如此的豪情，从不善饮的我，也只得高举酒杯，一饮而尽。
　　 很早就听说陕北人能歌善舞。李玉胜这个地地道道的陕北汉子说唱就唱，说舞就舞，而且歌舞合一。斟罢酒，大家刚端起饭碗，他即离席，像一个娴熟的演员似的，在饭厅中央唱起来，扭起来。
　　 李玉胜告诉我：他小的时候，和村里的小伙伴玩，有时候忘了时辰就很晚才回家。母亲常常去接他，每次摸黑寻着他的时候，母亲并不生气，只是担心他害怕，总是嘱咐他嘴里要哼着歌，说这样能壮胆驱邪。
　　 他还说：有一次，母亲领着他和妹妹在自留地里锄草，突然天降暴雨。母亲急忙把妹妹驮在肩上，一手拖着他，急忙往回走。可雨来得猛，紧走急赶，刚到河边，洪水还是下来了，滔滔浊浪挡住了去路。他们回不了家，母亲只得就近在一面山崖下找了一孔破窑洞，燃起一堆篝火，拣来几个土豆烧烧，为肚里咕咕叫着的我和妹妹充饥。母亲把衣服脱下来给他穿上，把妹妹抱在怀里，雨不停地下，母亲就不停地唱山歌，她唱，也要我们跟着她唱，直唱到雨停天亮。
　　 李玉胜风趣地说：“我唱歌有悠久的历史了吧！”接着，他又补充一句：“我能一连唱一百多首陕北民歌、信天游哩！”
　　 说罢就又唱了起来。
　　 听着他那像山泉般汩汩而出的陕北民歌，十分自然，十分随意，十分和谐，十分亲切，我感到十分诧异。
　　 李玉胜是个爽直的人，处处愿意裸露自己。他对他的现在感到满足，可也能看得出，在他满意的笑容里洋溢着强悍、奋争。
　　 李玉胜说：“这几天延安电视台正在播放我的谈访录哩。”
　　 我急忙追问：“是否晚上就可以看看？”
　　 他顺手拿出手机拨通广电局去问，然后说：“你们看不上了，因为今天刚播完，要下一星期才重播哩。”说罢有点惋惜。
　　 我们也觉得惋惜。
　　 回房，躺在床上，看李玉胜刚送给我的他的散文集《生命放歌》。
　　 生命在放歌，多壮美的生命！
　　 一页页地翻去，知道了他的成长历史。知道了他出生在陕北的一个穷山村，在饥肠辘辘的困难岁月，在那苦海无边的严峻年代，他度过了苦涩的童年。十八岁高考落第，他有过三年卖烧饼的生活，饱尝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然后就弃商从戎，又在偏僻乡镇担任武装干事、副乡长八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即使在滴血撕肺的日子里他也毫不畏惧，依然热情似火，造就了他赤诚铁胆的性格。也就是凭着这股虎劲、猛劲和憨劲，李玉胜驾驭着人生这叶大舟，在抗争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在人生的道路上编织着五彩的梦。
　　 在千万条别人走过的路前，人只要注意那没路的地方，就会踩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来。李玉胜就是在这片没路的空白中走出了自己的辉煌，担任了红色革命根据地延安市宝塔区的文联主席，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
　　 我相信，他还会有明日的灿烂。因为我看出了，李玉胜的血液里流淌着贫瘠的陕北高原先辈们的灵性与傲骨，不管命运和生活怎样的煎熬和摧残，他都能把抗争与搏击作为永恒的主题，在不懈的奋斗中追踪着未来的辉煌与不朽。
　　 放下书，我顿生联想。李玉胜真是一个陕北汉子，心胸宽如海，个性坚如铁，敢爱、敢恨、敢说、敢唱。虽然近几日由于紧张操劳，急火攻心，李玉胜的嗓音有些沙哑，可是我相信这个敢于大口喝酒，敢于赤裸裸地展现自己的人一定有着亮堂堂的如铜钟般的高嗓门。我觉着李玉胜就是一部深奥的书，充满生活内涵，博大精深，厚重无比。可当他站在我的面前的时候，看着他那宽阔的如浑厚的黄土地般的胸膛，又觉得他是那秋天里紫红紫红的在田野里挺立着的红高梁。
　　 分手的时候，李玉胜仍是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仍是那句话：“咱们有缘。有缘千里来相会。相会以后，就是——”
　　 我急忙说：“不尽的友谊！”
　　 他笑了！
　　 我也笑了！
　　 在我们的笑声中，车子缓缓开出延安……
　　
　　 初识张宝泉
　　
　　 认识张宝泉是在延安的一次文学交流会上。
　　 延安市作协副主席、宝塔区文联主席李玉胜介绍到他：“这是张宝泉先生，社会兼职很多，就我们这一块，他担任延安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出版多部著作。”
　　 张宝泉很得体地站起来，微笑着点点头。
　　 于是，我们紧紧地握手；之后，他即签名赠书予我。
　　 张宝泉个子不高，脸庞圆圆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他点头向大家致意时眯成一条缝的眼睛浮悬着浅浅的笑意。他的矜持而又谦和的态度引起我的注意，可最让我留意的还是他那光亮的额头，宽大饱满，一看就知道他学富五车，满脑袋的知识，一举一动都具有着城府颇深的学者风度。
　　 我低声向坐在我旁边的延安朋友打问。
　　 他告诉我：别看他脑袋光秃秃的，其实他是60年出生的，40多岁。年龄虽然不大，知名度却很高，是近几年延安政治舞台上升起的一颗新星。市委、市政府的会议，宣传、文化、教育系统的会议，人大、政协的会议，都少不了他的身影，是报纸上有声、电视上有影响的新闻人物哩！
　　 真当刮目相看！
　　 我急忙去看他送我的那本装帧十分精美、内容又相当厚重的书。书名叫《太阳雪》就使我感受到诧异，太阳雪？我只知道太阳雨，怎么又有了个太阳雪呢？我反复端详着，书皮的大半部是深蓝色的，像深邃墨蓝的天空；上端是巍巍的冰层和漫漫的云海，给人一种深沉的严峻感。可就在这深邃和严峻的空间，红灿灿地印上了三个遒劲的大字：太阳雪。
　　 打开书，折页的上端印有他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延安宾馆前的彩色照片。他（她）们都在亲切地微笑，微笑着迎接这场令人兴奋不已的催春的太阳雪，微笑着迎接我国即将到来的文学的灿烂春天！
　　 “言为心声，书为心扉。作品如同一只花篮，既可以插满鲜花，也可以承载梦想，既可以充满回忆，也可以憧憬未来，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幻化出自己期望的景象来。”这是张宝泉追求的文学境界。纵观他的《太阳雪》，内容丰富，包容量大，就是一只多姿多彩的花篮，包容着作者期待的万千美好景象。
　　 《太阳雪》的书题吸引了我，我便翻开书找着《太阳雪》一文去读。我发现张宝泉别具一副艺术家的慧眼，《太阳雪》只是一则短文，600多字，可就在这短短的篇幅中，他却巧妙地创造了一个人格化的境界，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抒写春雪飘舞，“雪花似彩笔一样，给复苏的太阳描色画彩。于是松柏退去了冬装，梅花绽开开了眼睛，野草泛起了春色，树林摇起了杆干，与雪共舞。”就在这“与雪共舞”中，一个生机勃勃的色彩绚丽的春天被装扮了出来。
　　 多么新鲜！
　　 看得出，张宝泉就是喜欢新鲜，在新鲜中渗透着自己的爱，自己的真情，显示着他不凡的才华。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的品格。秦晋文化交流使他十分激动，座谈会刚结束，他便走到我的座位前，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新鲜命题。历史上有秦晋之好，现在，我们弘扬优良传统，从文化交流，然后促进经济交流，对我们两岸乃至全国都将是一个很大的发展。”
　　 接着他便谈了很多的设想，他想着请更多的文化名人，深入更多的有考察价值的地方，把这一交流活动进一步扩大，搞得更扎实，更红火，更具有影响力。
　　 我们谈的十分融洽，胸中滚动着一股股的热流。同时，我也深深感觉到，张宝泉的确是一个不可小觑的人物。
　　 晚饭后，宝塔区文联组织文娱晚会。在明亮的灯光下，我又看见张宝泉那明亮的额头。他十分活跃，像节目主持人似的，表现出极强的组织才能。我活到这般年纪还从未和女人一块跳过舞，可是，在他的怂恿下，黄女士一而再地邀请，我这个年逾古稀的老朽也硬是被拉上了场，和年轻人一起跳呀扭的，着实热热闹闹了好一阵子。
　　 张宝泉仍在忙碌着。明亮的灯光映着他明亮的额头，像闪烁的星星。我突然有了这样一个意识：这个额头亮亮的张宝泉不就是一颗璀璨明亮的新星吗？
　　
　　
　　 邂逅师银笙
　　
　　 和银笙虽未谋面,却读过他的作品。
　　 记得那是六十年代，困难时期，虽然每日饥肠辘辘，却仍然喜欢读书买书订阅文学杂志。我曾订了《延安文学》，心中向往延安，也十分爱读《延安文学》上发表的作品。慢慢地，对以写陕北为己任的作家银笙有了深刻印象。我已不记得曾读过他的哪些作品了，可他作品中那高雅的境界、精巧的结构和清新俊秀的文字，至今我仍记忆犹新。
　　 九十年代的一个春天，在临汾，和一位熟识的在西安工作的作家朋友相遇，谈话中我又提到了银笙。他笑着说：这次出差，为了解除旅途的寂寞，正好带着一本银笙的散文集，于是，将书赠我。我一连看了两遍，那如行云流水般的章法，那如清泉流淌一样的文字，使我感到十分温馨。直到现在，那本书还在我的书架上完好地保存着，时不时地要去翻翻。
　　 2002年，银笙发表了散文《一步岩上费思量》。我是在2002年《散文选刊》上看到的。多年没看到他的作品了，一见就感到异样的亲切，马上读了起来。这虽然是一篇写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散文，内容厚重，可一口气读下去，并不觉得沉重，反有着一种轻松的感觉。我仿佛随从作者攀爬细线似的山路去看蕲王庙，看那并不高大，却小得精巧，小得精致，总体设计和每个飞禽走兽是那样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让人挑不出微瑕的石牌坊；仿佛和作者一起听庙公等人讲述蕲王韩世忠一个一个鲜为人知的生动故事；也为作者对韩世忠这位功绩应为南宋中兴以来第一把交椅的人物，其功绩应在岳飞之上，却没有得到后世应有的颂杨而生忿忿不平之感。为了给这位历史上有巨大影响的爱国将领还一个公道，银笙决定为韩世忠写一部长篇颂歌。我期待着。
　　 我真佩服银笙的才气，同时也期盼着能和他有一面之缘。
　　 延安距大宁不远，特别是马头关黄河大桥建成通车以后，想见见银笙的心情更切。
　　 机遇还是来了，大宁和延长、延安进行秦晋文化交流，我们来到延安。可是，银笙参加不参加这次活动呢？
　　 “师银笙主席能来吗？”一见到延安市作协副主席李玉胜我就急切地问。
　　 李玉胜笑着说：“能来！他身体有病，可听说山西大宁的朋友来了，他很兴奋，一定要来和大家见见面，秦晋友好么！”
　　 果然，当我走进会议室的时候，银笙已坐在他的座位上等侯。脸上带着笑，态度和蔼、亲切。
　　 寒暄。握手。照像。
　　 作为延安市作协主席，他还热情地向大家介绍了近年来延安文学创作发展的情况，并表示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两地文学事业的共同发展。
　　 晚饭后，他着人为我送来两本书：一本是我期待着的他为南宋爱国名将韩世忠鸣“不平”，复活历史真实现场的《啸傲长天》；一本是他旅游异域意欲带回国外发展的“精髓”，以促进我国发展的《彼岸圣诞》。
　　 两本书的扉页上都潇洒地写着：“玉山文兄教正”，署名之处端端正正地盖上他的红印章。我内心十分高兴，虽不敢言“教正”，但确确实实地是要拜读一番了。
　　 作家都想写出与众不同的理想作品。那年，在北京，中国散文家学会主席林非先生邀我到他家做客。正是春节过后的日子，先生在就近的一家餐馆招待我，他是国内外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散文作家，和我近距离地谈散文创作，真受益匪浅。受益是受益，可和林非一别数年，并未写出理想的作品。银笙在他的《彼岸圣诞》代后记中也引用了林非的话：写散文、游记“必须具有敏锐的审美气质、诚挚的感情色彩、深邃的哲思能力，还善于挥洒开阖自如的笔墨。”他将这些理论凝于笔端，坚持严肃的写作态度，作品在读者中产生很大影响。
　　 银笙说：作家走一处总要为写作搜集素材，他两次出访异域，到过美国，去过欧洲，可是，受条件的限制，每次出访都不过是匆匆一瞥，连“浮光掠影”都谈不上，更别说有充裕的时间去观察；再加上时间、地点和语言的障碍，难处很多。可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他洋洋洒洒写出了长达20万字的游记《彼岸圣诞》。岂是易事？没有过硬的功夫是万万不行的。
　　 这篇短文搁笔时，已是深夜。我走出户外，仰望星光灿烂，近观万家灯火。我情不自禁地向西望去，透过朦胧的夜幕，我仿佛看到远在延安的老作家银笙仍在淡黄的灯光下，辛勤地在键盘上敲着一个一个的字母，电脑的屏幕上展现出他的一篇篇锦绣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