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仰钱钟书故居]
　　 一
　　 我轻轻地放慢了脚步，像是生怕打扰了房子的主人。这所房子的主人是我心目中最为尊敬的人之一，不仅仅是他的学问，尽管他的一些学问我并不真正的懂得；而是他做人做学问的那种高贵的品格。
　　 据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央电视台计划采访当今中国一些国宝级的人物的时候，惟有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以致使我这个地处遥远的崇拜者，从没有在电视里目睹过他的风采。
　　 我只在《围城》这部小说里看到过他。每每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好像看着他那罩在昏黄灯光里的背影，他在孜孜不倦地写作，那是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岁月，他知道，以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所造就起来的中国，日本人无论如何是灭不了的，但我们中国的文化事业需要人去做，我们中华文化需要唤醒更多有才识的人去做大做强；我看到他在用他那幽默犀利的笔，嘲讽着打着文化旗帜的一些伪君子的面孔，我似乎看到他得意地笑着，那笑声里透着一种顽皮，一种辛辣，一种智慧。我看了不少中国人自己写作的书，写得这样风趣幽默让人读着捧腹大笑的书不多，似乎只有他的这部《围城》了。
　　 我好像就是从这部书中懂得了幽默的重要。中国文人好忧国忧民，一向以天下苍生为己任，因而脸面上常常布满了苦难的面容，不仅几千年的沧桑全写在脸面上了，而且未来风云里的忧愁也写在那忧郁的眼神里了。这本没有错，问题是自古至今谁能真正理解知识分子的这种忧愁呢？“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中国文化在给予我们博大的胸怀和抱负的时候，常常也把一些负面的东西给了我们。是的，当一个人在弯弯的山路上艰难爬行的时候，谁曾给予他更多的关照呢？有，似乎是不多；而当一个人有了一点点成效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人都来沾他的光，以为他是我们的优越的代表，有了他，我们可以不思索了，即使有许多人骂我们几句也无妨，因为我们有他可以做挡风的衣裳了。
　　 “围在城里的人想冲出去，围在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古来至今人生的路大抵如此。
　　 这不，我怀着一颗虔诚之心，轻轻地来了，从万里之遥的一座平静的小城里来了。我想冲进这座“城”里看个究竟。
　　 这不，我来的时候，尽管我轻轻地放慢了我的脚步，但依然抵挡不住周围的嘈杂声。因而我似乎感到这座“城”里的人想出去的很多，并且已经有很多人出去了……
　　 二
　　 只有这座房子还在“城”里，静静地身居繁华的闹市里，周围是高楼大厦，一层一层比一层高，只有这座房屋好像是很碍眼地插在中间，这似乎印证着这座屋子主人的那种强烈的自尊和不屈的性格，一致使人还不敢把他怎么样，即使有一些人有了那么一些令人羡慕的财富，可以盖更多更豪华的房屋，但我敢说，没有几人会记住那些房子主人姓名的。但是另一方面，这房子确实与周围的一切显得不大协调。我久久地在门前徘徊，心里忽然笑了起来，我想，这所房子的主人原本就是个幽默豁达的人，他已经在生前把这个世界的一些事，该笑的都笑过了，他知道，一些可笑的事情，依然会在我们这个国度里笑下去的，呵呵……
　　 我这样想着，轻轻步入了主人的家园。主人的家园不很大，很小的院落里只有两个工作人员在一间狭小的屋里低头忙碌着什么，我们没有说一句话，只静静浏览着房屋的一切。房屋是以往留在人们深刻记忆里的那类，是另一个江南：木质的地板，木质的座椅和屋顶，遗留着明清时期青砖灰瓦的味道。以现代人的目光去看，屋子实在是简陋。但就在这样简陋的屋子里，却诞生了这样一个伟大而博学的巨人，令举世之人敬之仰之。特别是主人当年用功学习的房屋和座椅，实在是狭小，实在是昏暗。但就在这样的感觉中，我仿佛看到了主人年少时期的追求：他伏在桌前，一盏昏黄的灯亮着，几卷书敞开着……
　　 在从这座房屋走出去以后的岁月里，他写出了不朽之著作《管锥篇》，写出了里程碑似的小说《围城》，写出了散文集《走在人生边上》。
　　 是的，主人是从这座房子走出去了，冲出了这座城市，并且建筑起来一座属于自己的城市，令许多人只能仰慕不能攀越的城市，透露着浓浓的文化味道；而这座古老的城市呢？那另一个江南近乎是很难寻觅到了，至少在这座房子的周围我是看不到了。
　　 从这座屋子里出来，我的一个同事说：走在这里的大街上，与走在上海的大街上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我笑了笑：是这么个理。我想，这座城市在那个黯淡昏黄的岁月里诞生过许许多多令人尊敬的民族工业企业家，也诞生了像这所房子的主人那样的文化巨人。以后呢，以后或许或有富裕的人出现，但会产生文化上的巨人吗？
　　 我这样想着，忽然想起几位老师在培训班上讲过几句话，他们在回顾这些年发展的经验教训的时候，说：苏州人比我们聪明，他们在发展的时候，保住了老城区，另辟新区发展；而我们呢，那个时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还不要，以为要了会影响城市的拆迁发展，结果呢？城市建设发展起来了，老城没有了，人文无锡、历史无锡找不到了，只有那么一些名人故居掩映在那些现代化的大楼下面……
　　
　　 [访博古故居]
　　 我是个孤陋寡闻的人，对生活中的人和事，特别是对以往历史中的人没有留下多少好的印象的时候，我是极不愿意注意他的生平以及故乡身为何处的。
　　 对我党早起领导人博古就是如此。
　　 博古是我党早起领导人之一。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岁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不久就担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就是这样一个狂妄不羁的年轻人在担任党的领导人期间，忠实地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大好局面-----中央根据地，红军不得不被迫转移进行史无前例的艰苦卓越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虽说长征使以红军的胜利而告结束，但却使革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牺牲了多少人啊。特别是长征前夕，出于党内路线斗争和宗派主义的考虑，把许多不该留下来，仅仅是对他或对他执行的那个路线有意见的好同志留下来，惨遭敌人的杀害，这实际上是借敌人的屠刀杀害自己的同志，比如参加过一大会议年近60岁的何叔衡，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担任过我党领袖又在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上颇有建树的瞿秋白，还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潭等，还差一点把毛泽东同志也留下来。
　　 特别是当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牺牲过半，他自己看着也难以对历史对革命交待，欲拔枪自尽的时候，我这个后人对他真是鄙视到了极点。我责怪他教条主义，责怪他狂妄自大，责怪他没有一点民族主义精神，一切皆听那个不熟悉中国国情的外国人的指挥，真是愚蠢到了极点。
　　 但后来想一想，历史终究是历史，一切历史人物的思想性格等方面的形成，都是由当时那个环境决定的，而且他的所作所为都无疑要深深打上那个历史时代的烙印。那个时候，中国革命一切都得听从苏联的，中国党是设在苏联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实际上是中国革命路线的制定者，作为年轻的毫无实际斗争经验的博古不过是一个忠实的执行者而已。
　　 自此，我的心里平坦了许多。即使对于他的后来的死，我心里也暗暗庆幸，以为不死的话，文革时期也必然会遭到更加残酷的折磨。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被称为博古的秦邦宪同志的故居就在我学习的地方——无锡市，而且就距离我所崇仰的著名学者钱钟书的旧居不远。
　　 那天，从钱钟书旧居参观出来后，同行的来过几次无锡的小王说，博古的故居就距离这不远。
　　 我们拐了几个巷子，在一濒临大街的路旁找到了博古----秦邦宪同志的故居。
　　 故居呈典型的江南民居的式样，青砖灰瓦，古朴黑色的大门，墙壁一律是白色的。进了院门，便是一左一右的房屋，呈现着博古同志的事迹展览：早起读过的书，用过的笔，穿过的衣物，写作出版的读物，还有许多历史照片。所得印象是，从少年时代起，他就是一个勤奋学习怀有救国于水火中的有抱负的人，而且在那样的环境下犯了严重的错误，依然跟着党走晚了长征，积极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并且为革命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只是去世的太早了，正是风华正茂各方面都处于成熟能够为革命事业做更大贡献的时候，却因为意外事件逝世。
　　 在参观的过程中，我最留意的是博古早年学习的那间房屋。那间房屋至今亮着昏黄的灯，而且狭小，只容一人栖息，在靠窗口处方一窄小的书桌，似乎是可以看到屋外的阳光了，其实不然，这座房屋整个被一硕大的圆顶罩住的，根本见不到一丝阳光，即使在白日里光线也幽暗清冷，需点上一盏灯方能读书。我想，夏日里还好，那么到了冬季怎么办呢？那房屋一定潮湿阴冷，但，年少时期的博古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苦读诗书，怀着一腔热血和一远大的救国救民的理想，刻苦读书学习的。我于是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精神，一种在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中国人所有的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依靠的是一种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支撑的。而我们现在的人，不正是也需要这样一种精神和抱负吗？倘若一味地纸醉金迷，那一个人还会有什么精神吗？
　　 参观故居出来，走不多远，是南宋词人秦观的院落。我于是想起，秦邦宪原声秦观的后人啊！随想起留传千年的诗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也难怪博古年少时就那样系天下为一身，以青灯伴漫漫长夜，在清风冷雨中勤学苦读，终有所成，虽英年早逝，但其风采依然光彩耀人，其精神依然光照千秋。
　　 遗憾的是，秦观的院落和和秦邦宪的故居周围均是高楼大厦，倘不注意，很难发现淹没在这一城市喧嚣中的旧房子。我想，倘使仍然是成片的江南房屋多好，那样我就可以找到那弯弯曲曲的巷道，找到那一弯清澈的河水，和那高高的月牙似的石拱桥、石板路，那样我就可以真切感受到“一窗新绿鸟呼鸣，清风和以读书声”的境界了，并在那种境界里，看到秦观摇着一把扇子在晃头晃脑地读书，看到年少的秦邦宪在依着窗口向外看着什么，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