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历史学家柏杨先生前年已经作古，他给我们国人最深刻的印象倒不是由于他的历史成就，而是缘于他的长篇大论———《丑陋的中国人》。但是，他最重要的成就还是他的历史专业。他的独特史观给我的印象深刻，他可以站在高空看中国的历史，把本国史与世界史进行做很彻底的横向比较，使我们不至于盲目而夜郎自大，也不会妄自菲薄。
　　 先生的《中国人史纲》（上、下）是其在监狱里写成的，非常著名。据说此书每写成一部分，都交由探监的家人带出，生怕被人毁掉。此书我读过很多遍，是我床头的必备之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论述：“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中国伟大的政治家，可怜兮兮的只有六位：管仲、公孙鞅、诸葛亮、王猛、王安石、张居正”。看来,西汉萧何，东晋谢安、唐代魏征、房玄龄、姚崇，北宋范仲淹、司马光之流根本就未入柏杨先生的法眼。
　　 不错，先生所论的六位宰相确实极为出色，但先生的眼光却过于偏颇和狭隘。在先生所谓的政治家里面没有一个是帝王，即使是魏武帝曹操、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和康熙帝玄烨都不在其列。我们知道，历史上有才干的人有很多，关键是不是有识才用才的帝王，比如与公孙鞅年代差不多的吴起，就是非常有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但是,变法还没有完成，楚悼王就死了，于是他就得跟着死，没有了国君的支持,他自己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公孙鞅（即商鞅）的伟大是缘于秦孝公的伟大，管仲的伟大是缘于齐桓公的伟大，王安石的伟大是源于宋神宗的伟大。
　　 再有，我们可以把此六位宰相分类，可以看出，除了诸葛亮，他们都是清一色的改革家，管仲、公孙鞅、王猛算是成功的，王安石、张居正算是失败的。管仲成功地使齐桓公成为五霸之首，得到善终，而且美名传扬千秋；改革最成功的要数公孙鞅了，不但避免了被魏国吞并的厄运，而且从一个蛮荒之国成为七雄之首，为秦的统一创造了条件，他变法的很多内容一直被后世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沿袭；王猛使前秦由弱而强，社会由紊乱而秩序，特权阶级受到抑制；王安石用全面改革来挽救宋帝国和士大夫的厄运，他“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豪言壮语一直被后世改革家奉为至理；张居正改革的主要措施在于加强行政效率，有效地治理了黄河，任用戚继光抵御倭寇，延续了那个腐朽的明王朝苟延残喘的生命。诸葛亮在世时违背历史潮流，穷兵黩武，没有给百姓带来让任何好处，至于他为什么颇为先生欣赏，以先生的历史观，就不太理解了，大概是因为这个人物太有名气了吧。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些政治家另一面吧。管仲身死而霸灭，齐桓公惨死；公孙鞅改革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但是秦孝公一死，他却被五马分尸；王猛死后呢，皇帝符坚却不顾王猛临终时的政治遗嘱，执意南侵，身死国灭；而王安石与宋神宗还都健在的时候，改革失败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张居正死后，万历帝立刻对其进行清算，剜坟掘墓，家人活活饿死，改革措施全部取消。顺便说一下诸葛亮，他死后，蜀汉安在？
　　 象商鞅、张居正这样的政治家，工于谋国而拙于谋身，我虽然佩服，但其个人的历史悲剧，使我无法对其完全认同。管仲、诸葛亮、王猛等，虽然身前身后都获得尊崇，但是却身死霸灭，甚至国灭，他们的伟大是要大打折扣的。象王安石，改革不成功，仅以身免，又何足道哉？
　　 我认为，政治家们是否伟大，不应该以他们是否进行过改革作为唯一的标准，更主要的是要看他们是否顺应历史的潮流。象西汉初年，由于战争破坏，人口稀少，民生凋敝，如果进行激烈改革，汉王朝的历史是很难超过50年的。当时需要的不是法家学派的改革，而是道家学派对民生的放任和不干涉。于是，萧何、曹参等政治家顺应历史潮流，把清净无为的道家思想，应用在复杂的政治上，使西汉王朝迅速强大起来.而萧何、曹参不但佐高祖平天下,而且使西汉繁盛百年，身前身后均受景仰，其后代亦有福荫，他们难道不也是非常伟大的政治家和贤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