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的老头不多，在所有尊敬的大师中只用先生而不用名字加先生称呼的人里只有一个人辜鸿铭。可惜先生走得早，我又生得实在是太晚，无法一睹先生之风采，实在是我这生最大的遗憾。
　　 说到北大的脊梁，几乎无人把先生列入其中，实在是北大人的悲哀。先生之精髓乃在其骨，而非在其形，如若看着他的翘起的前清小辫子，就妄下腐朽之断言，无疑是断言者的悲哀。
　　 “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如今有谁当得这句？无论褒贬，这样的一个人都已足够在历史的篇章里浓浓地划上一笔，而丝毫不逊色于那些帝王将相，名儒大鸿。
　　 西方人真正认识中国文化，我想说，始于此人，甚至，在后来者中几乎无一人超越，不是流于皮毛，就是奴颜献媚。能把中国文化之精髓准确表达到西方去的，前有辜鸿铭，后也仅有辜鸿铭。当然，我不是吹毛求疵，能把中国古典传统文化嚼碎嚼透而又把西方语言运用自如的，确实并不多，而又能努力去推行宣讲的人就更是少之又少了。
　　 很多人认识先生，最初都是他脑后那一根独辫子开始的，这形象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本不是多怪异的事情，可是偏是这个出身在南洋而后留学西洋，并掌鞭于北大的教授就不能不让所有的人觉得好玩了。喜欢他的人都说他怪异，不喜欢他的人就干脆用怪物来形容。
　　 先生是第一个向西方世界提出“中国精神”的人，而这个时期却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们大力宣讲西方文明的时候，先生却反其道而行，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精神。这在当时或许也可看作某种程度上的离经叛道了吧？也难怪当时许多的人对之不屑，并出言相讥。如若在当时，这确实有些让人匪夷所思，先生为何不顺风而行，运用自己纯熟的西方语言深厚的文化思想功底把西方文明经典带到中国来，偏要逆流而上，把被当时的仁人志士列为糟粕的传统文化经典传播到西方去。如此的不合众，其被排挤被打击的程度可想而知，所以对于那时期一些批驳辱骂先生之言辞，我一概是不信的，我愿意用自己的眼睛，用今天的观点结合历史重新审视先生，重新阅读先生。
　　 我推崇先生，却并不认为其就无可指摘，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尤其是处于那个变革动荡的时期，能做到独善其身已经算得难能可贵了。所以如果只把先生的诟病从头数来，那么这于中国文化思想的历史是严重的亵渎和扭曲，不能把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原于世。所以我一向坚持把人放在一个容器里去看，而不是一刀切断，黑白分明，这样的人不是真实的人，最少不是完整的人。而对于一个人最主要的是看他的贡献，去看他的优点与长处，而不是揪其一短就大肆批判。看一个人要全面的，历史的去看待，如果仅仅截取他的某一言论，或某一时期的思想，那么对于他的评价都是不全面，也是较为偏颇的，更是不公正的。
　　 先生的骨子里确实存在一些让人不齿的东西。但是，我想把先生一个在北大比较经典的故事送给大家。先生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先生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说了半天，恐怕有很多的人都并不知道辜鸿铭是何许人也？有人说先生是食古不化，太过可气的人。可是联想他所处的环境和时代，我却要说这是一个真实，狂妄，可爱的小老头。
　　 认识人的思想，先要了解人的历史。曾经看见一些不喜欢先生的人说先生是“别有用心，捞取资本。慈禧晚年极力推新政，派出大批官员留洋。辜氏见机而动，也去捞个‘洋名’归来以封候当官。因此，去到那里自然学习不学习也无所谓了。也还有这样的可能、大清帝国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只要抓住了‘体’――孔孟之道，便是抱住了慈禧的粗腿，便可‘衣锦还乡’；至于人家的‘用’――‘雕虫小技’，大可不必理会……”之说，我不知道行此文者居心何在，最少从我所查阅了解的大量关于先生的资料来看，这些纯属子虚乌有。
　　 先生1857年7月18日出生在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英国的炮舰１８４０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先生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先生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先生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先生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先生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先生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他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当时有很多的人包括后来与现今的一些人总是把先生列为最老土的顽固派。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他是如何的顽固。还在英国留学时，每逢中国重大传统节日，他一定要在房间里朝东方摆个祭台，敬上酒馔，有板有眼地遥祭祖先。房东老太揶揄地问：“你的祖先什么时候会来享受你这些大鱼大肉哇？”他响亮地回敬道：“应该就在贵先人闻到你们孝敬的鲜花花香之前！”令对方瞠目结舌。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先生。毛姆的朋友就给先生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他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先生的小院。一进屋，先生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先生之灵牙利齿可见一斑，也不难看出其幽默风趣。形式的东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骨子里的东西。
　　 他是一个真正的用行为来驳斥旧的传统的人，更不是有些人所说为了“便是抱住了慈禧的粗腿，便可“衣锦还乡”。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他不屑与胡适这些人来往，并且讥讽胡适的美国英语是下等人用的俚语。而胡适这些人也见之则避，当时他们引以为荣的出洋博士身份，在辜鸿铭看来则不值一提。北大一次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刚刚讲完了话，辜鸿铭就上台激烈抨击改良运动。他说：“改良，改良，好好的，改什么良，难道要改良为娼吗？”当时北大是全国新文化运动的基地，学生们独独对辜鸿铭不敢放肆。
　　 我并非就赞同先生对于改良的观点，却对于当时和如今屏弃中国传统经典和优秀文化的一种极端走向的担忧，这种恶果在新文化运动以后已经出现了端倪，而走到今天已经可以用痛心疾首来形容了。我们对于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漠视和践踏，必将被历史给予最狠命的回击。种什么瓜得什么豆，这样最浅显的道理却被视而不见，熟视无睹，不能不让人心寒。
　　 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他内心是痛苦和绝望的，在很多时候外人看见的是一个为畸形传统中国说话的先生，那只是外表，先生早年的留洋经历，和他回国后所面对的社会现实，让他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去抗争，这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也并不为有些人所理解。先生之狂妄，之形骸放荡，我们今天应该能更清晰，更真实的能体会到他不为人知的痛苦挣扎。
　　 先生在文化和思想上所作出的巨大成就，让现今学者也汗颜。先生迄今也是中国近现代最为杰出和伟大的翻译家，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创造性地向西方译介了“四书”中的三部，即《论语》、《中庸》和《大学》，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对于中国文化在国外的传播交流起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没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又不能对西方文化思想有深刻了解的人是断然不能完成这些著作的。
　　 回想大学读书时候，北大学子手中捧的那些托福，GRE孜孜不倦的背诵，我就很想问他们，你们难道只是语言的工具了吗？你们能把什么带给那些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就是这些连那些国家痴呆都能脱口而出的英语吗？尽管极端了，但是却很为那些学生惋惜，如此的学生，也断然不能如先生那般学回他国的经典文明，而用之于国家，更没有能力把自己国家的经典文化思想传播到国外去。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大师了吗？那些奔涌而出的潮流里卷回了几粒金子？这是时代的悲哀吗？我不想说，但是我们确实是在一点点走向文化的末路，拾人牙慧终被人抛弃而不齿。
　　 从1901至1905年，先生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这样的成就就是放在今天也依然闪烁极为耀眼的光芒。
　　 他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能这样认识的中国人，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当属不易。先生在北大学任教授主讲英文诗时曾说：“英文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和大雅。国风中又可分为苏格兰风、威尔士网等七国风。”他还让学生练习翻译《三字经》、《千字文》。这种东西方文化的有机融合式的教学，不仅仅让这些专注于西方文化的学生对于他国文化思想有了解，更不忘记本国的优秀文化。
　　 中国的某些文人志士容易走极端，包括先生在内，但是先生是以一种极端来抵抗另一种极端的霸权。对于胡适，陈独秀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固然是积极进步的，但是却不能不说又是极端的。以先生当时微弱的力量与这些气势正旺的文化力量抗衡，真的难为先生了，却又不禁为先生之胆识与智慧所折服。而他内心深处所忧心的，也并非杞人忧天，我们逐渐对传统文化的放弃，在今天的各个层面上都凸显了先天不足，后天乏力的现象。我不是说要推崇文化的回归，这未必就是正确的，但是我反对单一文化的宣传，并且反对对自身优秀文明文化思想的放弃或淡薄，成为没有文化根基的一个国家。我反对那些言必上下五千年讲的大话的人，那些说此话的人有几个通读了这些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在如今又有多少残存？老祖宗的好东西不是拿来炫耀做幌子的，而是拿来好好用和发扬的。
　　 先生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却始终是醒着的那一部分人。你尽管行为主张与这一些人有所不同，但是作用却丝毫不逊色于他们。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先生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先生之不幸，乃当时整个中国之不幸，他身上所存在的缺陷，也是历史的局限，我们如果以今天的眼光去看先生，去看当时的历史，而后指责是偏激的，也有失公允的。如果不能重新发现先生之真正的文化精髓，那么先生必是不能瞑目的。
　　 先生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你充满了矛盾，却又性格鲜明的把自己的主张思想用各种文字传播。你不满于现实，你批判现实，却又把希望寄托在你的理想的中国人身上，你不吝啬笔墨地去赞美他们。尽管一个时代在落败，你还是试图在那每个中国人都感觉到耻辱的年代重新塑造自尊自信自强。我为先生哭，为当时之中国哭。没有先生，当时的中国人知晓歌德就不知道何年何月，没有先生，当时的中国人就了解不到更多的优秀的西方文化。无论如何，一个推崇歌德，传播歌德的人我都无法把他跟最老土的顽固派划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