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暖，鸭真的知道么；我不知道鸭是否知道，但我知道自己是否知道的。鸭的感官体验透过人类语言被表达了，多么奇怪，庄子也要问一句子非鱼。它是一种由视网膜摄入光线并由联觉而得来的想象体验；或者不必是想象，而是一种赋感。苏轼伸手探水，恰好有一只鸭子游过，他不自觉地就吟出了那句诗；赋感以潜流的方式发生作用，鸭子代替了苏轼感觉自然。若不然诗就该直接写成，春江水暖我先知（当然苏轼写的是题画诗，诗切画有其必然）。这么写也不切当。人类早就不当自己是自然之物，说鸭先知，是由自然之物感知自然的意思（谁知道惠崇画那幅画很可能也是赋感）；如许方是自然，苏轼或者惠崇不能直接让自己参与到自然中去，要不就太不自然了。
　　 赋感是为了弥补脱离自然之后产生的缺陷，也是人类连接自然的一条线。另外一条是模型（卡尔维诺写不存在的骑士创造了一个无限融合自然却又疯癫的人。他有名字，许多的名字，使得他陷入无名的境地。他模仿自然的动物植物，甚至一切，也能模仿鸭子在水里走。他是一个存在却不知道存在的人，与阿季卢尔福不存在却知道存在是一个对比）。学鸟叫，学狗狺，有五禽拳，还有狼牙棒，飞机也有模型成分。有时候模型能刺激人的某些欲感，这为人类增添了许多情趣，诚然可喜。而模型之所以能是那条线，在于物物之间虽差别千万，但总有拟然之处；又由于人类肢体的可塑性实在太高——我认为几乎是所有动物中最高的，人类的肢体也是最精妙的，而支撑肢体塑造的大脑和遗传物质同样是最精微的，无法解释之处颇多——所以几乎什么东西都能模。仅用两只手我们就可以模出几多动物的形态。不管是活人也好，即便一堆骨头，还能模出几堆柴薪；我们说拆骨为薪，真是说出了很多东西。把人倒过来是一支写字作画的毛笔，写几个自大的字，画几朵自美的花，都行。“大”这个字很可能并不是从人体衍发的，但每一个人都能摆一个“大”字——太自大了。而在左边肩膀上搭一包大米，我们就成了“犬”。而在张开的胯下摆一个夜壶，我们就成了“太”了；“太”意同“泰”，“泰”是一支好卦，所谓否极泰来，小了便就泰了；“否极泰来”是一个语词模式，套用模式也可说一句“胀极而缩”，这是形容膀胱的，也解释了为何要变成一个“太”字的含义之一。模型的方式是丰富的。
　　 拊掌而欢罢，我作了多么好的解释。我对自己的解释能力大感惊诧。这些邪说歪论。不过人类历来如此这般，我继承了传统；兴许天生就会了，它像语言一样被编码进了我的DNA里。目的论充分满足了人类解释的欲望。只有一种满足方式是不够的，其他的有，星相占卜，龟甲烧纹，塔罗牌；物理化学数学地质也算，只是更高级些。从这个角度看，对问题一直存疑的人的心理承受力应当很好。因为弄出一个解释，与其是为了探求真理，毋宁是为了自己心安理得（理得不是真理的理得，而是伦理的理得）。当我们一将闪电解释为天老爷的震怒，就心安了，我们也认为会发怒的都是可贿赂的；谁不知道你发怒是为了装腔作势表露姿态存一点私心呢，那么就满足你吧——献上十二头羊，十二头牛，十二童男，十二童女，美酒，烧香，一场法事。
　　 看波斯人的信札我又经历了一回那时看人类与自然世界所感到的惊讶。雷迪认为波斯的先知们憎恶威尼斯，是那里缺乏淡水的缘故——他们确信那是世上最珍贵的财富，这点倒是有八九分的确实——因而无法举行净化。而郁斯贝克安抚其美丽妻妾群躁动的心灵，以证明他的后房是一个神圣的无邪之境，毫不迟疑地拿了巴黎妇女的“堕落下贱”来作为诫告。至于为何要派许多阉奴看守妻妾群，亲爱的，你们知道，那并非自私地为了维护男人的尊严，而是为了维护女人的纯洁，主的真理是“再纯洁无邪也不过分，而稍有污点就会破坏了纯洁”。美丽的女人是要纯洁的，你们都是美丽的女人，所以要委派阉奴。三段论哪里都可用。当然，这些出于孟德斯鸠胡诌的成分多少是难说的。解释有效性的强弱随着认识的不同而不同。大多时光流域里，不管解释多么荒谬也仍然会有人一头扎进水里不怕溺死，要不然，邪教或者一文不值的学说之类的东西也不能那么猖獗而近乎成灾了。存疑的人是值得称赞的，屈原和辛弃疾都没有贸贸然给出答案。
　　 专制时时会戴上“道德劝诫”这个神圣面具；而专制一旦发挥人类无匹的解释力，“人不是人”的灾难就可能到来。纳粹屠犹如此，优生学运动如此，文化大革命如此，全世界如此；过去，现在，将来，都如此。
　　 这时候，释惑祛魅便必要了。刘小枫说思想家有两种，一种是思想的作案者，一种是思想的侦探者。前者提出一整套思想，企图灌输，让世界按他的学说运转，他可能是思想的罪犯，也可能是思想的伟人，诸如卢梭、马克思之类的。后者则侦查思想的纰漏之处，找出它的不合理、来龙去脉，进而粉碎它，诸如施特劳斯、沃格林之类的。他讲述了毕希纳破丹东之死一案。所以这个世界上不仅要有思想创立者，也要有思想侦查者，正如罪犯与警察。也可以延伸出，有统治者，自然也少不了一群反统治者。永远挑毛病，必须挑毛病，你绝不能胡来。互不统治、互不反抗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互不统治、互不反抗的人类群体也构不成社会这个巨大的运转体系。
　　 认识到利益的相关性，迫使我们不能只考虑一己之利。统治总是存在的，也许是道德统治，也许是律法统治，也许兼而有之；反抗也总是存在的，不管是暴力反抗，还是非暴力反抗，或者互有嵌合。郁斯贝克寄给米尔扎的信里讲述了阿拉伯的一个叫特洛格洛迪特的民族。这个民族杀死国王，解散政府；然后各人自扫门前雪，不干涉，不指令；经过重重灾祸之后，他们又决定要选一个国王。
　　 我想了又想，我们只有一个季候：雪里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