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家街的后生们（三）

那时的小山村，几乎没有娱乐活动。大人们在生产队收工回家后，天已经快要黑了，大家便都忙着干家务活，挑水啦，办猪草啦，砍猪草啦，抱柴啦，洗东洗西啦，煮猪潲煮饭啦，等等等等，反正是多又杂，若是一个人，你还忙不过来呢。大人们在把这些活忙过来后，已是深夜。若是在农忙时，有些人家三更半夜都还在忙，有时，小孩子都睡了一觉了，还会看到大人们在忙忙碌碌的。连大人们自己都会奇怪地说，这一天哪来这么多的活要干哟！是啊，哪来这么多的活呢，既然连大人都搞不懂，我们小孩子更是搞不懂的了，当然我们也不会去搞懂这些事的，我们一天玩都还玩不过来呢！何况这是大人们的事，不关我们小孩子的事呢！一般说来，大人们在家忙活的时候，我们小孩子都在生产队的晒场里玩耍，我们不会像大人，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虽然生活的阴影也会笼罩着我们，可我们小孩子在一起玩乐时，也就把生活中的苦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们那时最盼望的是看电影。由于放电影的机器我们区只有一部，虽然每次下来放的时候都是以大队为单位，可就是这样，一年也只能放两三次。所以，放电影便成了最稀罕的事儿，就像大家说的比“打牙祭”（吃肉）都还要过瘾。那时还是在革命样板戏的年代，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等，每次来放都必须得有这几部经典样板戏中的一部。于是，我们对这些样板戏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了，里面的那些歌词基本上都能唱了。样板戏里的那些人物，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好人像李玉和、铁梅、郭建光、阿庆嫂、杨子荣等，坏人像鸠山、刁德一、胡传魁、座山雕等，全都活在了我们的心中。我们平时在说某人是好人或坏人时，就会把他同样板戏里的人相比，觉得他们像哪一个。当然，这放电影不只是放样板戏一部，而是在放完样板戏后，还要放一部，这一部便成了大家最爱看的了，有的人便是冲着这一部来的。有些大人，因为家里活多，往往会先在家里忙活，在第一部和第二部换片时，家里的小孩子便会跑回去喊，于是大人们便忙天慌地地跑来看。这第二部，一般放的是战争片子，大部分是解放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内容，这可说是我们小孩子的最爱了。
我们只要听说附近（方圆十里以内）有电影，都会跑去看，而且是一早就去，跑到那里去的时候往往天还没黑。在我们这群二十来人的队伍里，我们的“总统”娟子姐认路最厉害了，我们看完电影回来时，已经是很晚的了，遇到大黑天，连山向（即看不见山头）都打不到，可是娟子姐却知道该怎么走，反正只要听她的就没有错。我们都不知道娟子姐怎么会有这样的厉害，把她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我们都很好奇地问娟子姐，问她是怎么把这路记下来了的。娟子姐却不以为然地对我们说，只要你用心去记就能记住的。我们听了，以后真的用心去记，有时真恨不得像狗那样，撒泡尿在那里，回来时找那气味就是了。可是，一放完电影，我们连东南西北都分辨不清的了，只能在原地瞎转游，最后还是得听娟子姐的。我们甚至怀疑娟子姐不是人，她可能真的像村子里的老人说的，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的呢！不然我们大家都找不着路，就只有她一个人才能找着路呢？同时我们也觉得很高兴，因为娟子姐能找着路，我们也就不用担心晚上找不着路回不到家了。
娟子姐确实是当“总统”的材料，像我们这二十来个“小把戏”（大人们亲昵的称呼，意即小孩子），她能带领大家一同去，也能带领大家一同回来，看了无数场电影，从来没有丢失一个人。这自然与我们这“儿童王国”像军队一样的建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更为主要的是娟子姐的组织能力强。她叫下面那几个“大队长”，即“毛子”、“小狗”、“大鸡公”、“新娃儿”，必须把自己带的这几个人喊到一起，谁也不能走散，要是有事，或者到亲戚哪里去都得到娟子姐那里去请假，同意了才行，如果没同意，谁敢私自离开，今后看电影就坚决不要他去了。我们都知道，大人们能让我们来看电影，全是看在娟子姐的面子上，完全相信娟子姐，如果把娟子姐惹冒火了，她不要自己去，今后一个村子里的“小把戏”全去看电影去了，只留自己一个人在村子里，那还不要命交的么？所以我们这王国有了铁的纪律做保证，当然不会出什么差错的了。有时，因为路远，我们去晚了，电影已开放了，我们站在后面又看不见，而前面早已被附近的“小把戏”们占领了，如果我们还要在前面去看，就只能在幕布下面了，看到幕布上的人，全是扁的，像一张纸那么薄，就像在我们的头上踩来踩去。娟子姐却有办法，她叫我们全到幕布后面去看，嘿，真好，我们看到幕布上的人又恢复成了原状，一个个又都像真人一样喊冲啊杀啊的，唯一不足的是，这些人全是些左撇子，而且不管做什么都与正面看是反着的。反就反吧，除了反其它都是一样的呢。打这以后，我们便没这么发慌和忙了，去晚了没位置了，我们就看反面。
那时还没有电筒和其它像电筒样轻巧的能照明的器具。有时遇到在一个月的二十几里头，天漆黑漆黑的，就像那时我们小学课本上所写的：“伸手不见五手，抬头不见月牙。”娟子姐便叫王国里最小的那几个，轮流在前面带路。那最前面的便像一只大的青蛙在田坎上爬，后面一个就拉着他的衣服的后摆，整个队伍像一只大虫在田坎上蠕动。当前面那个爬累了，就叫后面地顶替上去，部队在经过短暂的停留后，又继续向前蠕动。其实这些最小的都不愿走前面，可这是“总统”的命令，不得不执行，不然可得受到军法处置呢。他们之所以不愿走前面是因为他们都怕鬼，我们那时很是相信这世上有鬼神的。
夏夜乘凉，星光下，蓊郁成苍黑色的竹林，泛出浓厚的神秘。大人们坐在凳子上，我们小孩子席地而卧、而躺、而坐。大人们轻摇蒲扇，说着的鬼故事便伴着习习凉风向我们拂来了，大人们讲的鬼故事，绘声绘色，有鼻子有眼的。好些还是他们亲眼所见的呢。听得我们的头皮发麻，头发好似一根根直立了起来，身子早已蠕动到大人的脚下，大人俨然是那收鬼的钟馗，鬼便不敢来抓我们了。我们这些小孩子最怕鬼，可又最爱听鬼故事，觉得鬼故事新奇、刺激、神秘。后来读到杜牧的诗“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时，脑里便会浮现出儿时夏夜乘凉的情景，感觉朦胧而神秘。
我们那时最怕的是走夜路，听大人说，鬼一般是在晚上出来的，它能看见我们，我们却看不见它，我们最怕的就是这点。因为我们看不见它，它想把我们怎样就会怎样的呢。所以我们在跟大人走夜路时，我们不敢走前面，只敢走后面，还要用手把大人的衣服拉着，大人见我们这样，就逗我们说：“前头骑洋马，后头遭鬼打。”我们一听，吓得不敢走后面，要走前面，大人又说：“后头骑洋马，前头遭鬼打。”这下子，我们吓得不敢走了。大人就笑着跟我们说这世上没有鬼，我们不相信，以为是大人在骗我们。最后我们拉着大人的衣服并排跟着走。娟子姐不怕鬼，她跟前面那几个最小的娃娃儿壮胆说：“你们都不要怕，即使有鬼，他也只抓后面的不会抓前面的嘛！他抓前面的我们都晓得了，他还抓得走么？”这些小娃娃听后，心里的惧怕并未完全消除，便只能是麻起胆子在前面爬了。娟子姐叫这几个小的在前面爬，并不是在欺负他们小，而是他们在地上爬比我们大的费力要少些。当然，这几个小的在第二天便会得到娟子姐的表扬，他们就会觉得很光荣的了。娟子姐每回都走在最后，我和那四个“大队长”都争着要走后面，虽然我们也害怕走后面，可想到这是为娟子姐也是为“总统”效劳，当然会义不容辞的了，同时这也是在向娟子姐表功，娟子姐便会对我们说，她是总统，当然得走后面啰！我们也就听从她的了。
有时，会遇到在田坎边的树上踩有谷草垛，这时，我们便会兴奋不已，似乎我们的眼前有了一片的光明。我和那四个大队长也就身先士卒跑去，一个抱一大捆谷草，这谷草易燃，火也旺，可就是不禁烧，一抱柴也烧不了多久的。我们五个人轮流着举火把，一个燃完了，另一个接着点，就像是在进行火炬接力传递。有了火把的照明，大家也就以急行军的速度往家赶。
我们去看电影也会有扑空的，这时，我们回来天还不会黑的，当大人们看到我们这支队伍“浩浩荡荡”的开进村子里时，就会调侃我们说：“你们这么早就看完啦！看的什么片子？”我们也不会示弱，就回答说：“是战斗英雄白跑路！”我们便把自己当作是战斗英雄了。
我们所看的这些战争题材的片子给我们的少年生活烙下了深深地烙印。我们整个少年时期的游戏里，“玩打仗”是主旋律，几乎天天都玩，所以我们在“打仗”这方面是训练有素的了。我们游戏中的打仗，几乎是电影里的翻版，每次都是仿照电影中的一个镜头来玩，仿照完了又重复着来，反正大家是不会厌烦的。那时候我们最崇拜的就是解放军了，有时，有解放军从我们村子路过，我们就会头往前倾，眼睛睁得大大的，一直目送到解放军从村子那头消失为止，甚至还会跟着解放军撵，直到解放军过了观音堂后，我们才带着未能满足的遗憾回村子里来，继续我们的“打仗”游戏。那时的解放军在我们的眼里是神圣的崇高的，与神圣仙佛差不多吧！我们连做梦都在想，要是自己能当上解放军该多好啊！小伙伴们肯定会羡慕死的呢！
我们打仗的武器都是用木头、芭茅、黄荆等做成的。木头一般做手枪，因为这能节省材料。黄荆可做弓箭之类的，芭茅杆能做各种各样的武器。像手枪、机关枪、手榴弹等。由娟子姐把人分成两边，一边当敌人，一边当解放军。这打起仗来，难免会磕磕碰碰的，有的被打痛了，就会哭的。要是大人知道了，有的争娃娃，就会来骂大家的。于是，娟子姐订了一条军法：不管哪个被打痛了，不准回去告诉大人。谁要是敢回去告诉大人，今后就不准他来参加。小孩儿都是喜欢热闹的，这不准他参加，就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的，那可是不好受的了。所以大家都怕以后不能跟大家一起活动，每每在打仗时，被打痛了，往往会哭几声，但一听到大家说再哭以后就不准参加时，他就会不哭了，只是抽噎着。后来，我们这训练还派上了用场。
我堂兄有个儿子，跟我同年，在一个班读书。他这个人是很吝啬的，他的东西任何人都拿不到。就是你的东西，如果你拿给了他，然后你叫他再拿点给你，他也不会干的。我们那里把吝啬称为“夹”。像堂兄的儿子这么吝啬，大家说他“夹得很”。那时，有部电影，名字我已不记得，是抗日战争的片子，其中有个日本鬼子的头头儿叫“松井”，他在指挥日本鬼子进攻时，常会喊“夹得紧”。这是音译词。因为这个小日本说的是日语，我们自然听不懂，只是听起来那音好像是“夹得紧”。跟“夹得很”谐音，于是大家便用“夹得紧”来称他。他的小名便成了“夹得紧”。我们这里的人是爱跟人取小名的，这些小名听起来都是挺笑人的。
“夹得紧”喊我满满。我们秦家叫叔叔都是以“满”来称的。“夹得紧”曾向李家湾一个公社干部的儿子借了一分钱。他借这一分钱来干什么，我至今都没搞清楚。这个公社干部的儿子也许想到是一个班的，而且又是挨到的，大家都认识，就借给了他。后来，到了该还的时间，公社干部的儿子叫他还，他却没钱来还的了。
“夹得紧”不敢回去对自己的父母说，因为回去说了，不但拿不到钱，反而还要挨骂的。他只得跟这个同学说好话，说是以后还，他这样做，有点像现在有些欠帐的人，认帐不赖帐。
那公社干部的儿子见问了多次后，他都是说后头还后头还，便给他规定了还钱的时间，结果，“夹得紧”在规定的时间内还是没能把那欠的一分钱给还了。那时有句顺口溜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若借不还，全家死完！”这话说得是很恶毒的，但也反映出大家对那种借钱不还的人的憎恶。这下子，那公社干部的儿子发火了，而且还迁怒到整个川民七队的学生，这很像是过去的什么“连坐法”，他联合起他们李家湾的学生，不准许川民七队的学生从李家湾过（李家湾是川民六队，川民七队的学生上学得从这里过），说是得等到把那一分钱还了才能过。否则，他们是见到一次打一次，这倒有点儿像绿林好汉们的那种留下买路钱的味道。
李家湾这群学生娃也做得太过火了些，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你只管找“夹得紧”算帐就是了，怎么能找整个深沟的学生算帐呢，这确实有点蛮横霸道，人们不是说：“各人的码头各人歪”，“强龙难压地头蛇”吗？所以川民七队的学生虽然也不断的抱怨“夹得紧”，可拿川民六队的学生没办法，大家在挨了一两回追打后，都不敢从川民六队经过了。他们上学便绕道从川民五队（汪家街）经过。只是这样一来，得多走两里山路。
一天，娟子姐率领着我和川民五队的一群学生去上学，却看到“夹得紧”他们从我们队的坡上走下来，““夹得紧””看到了我，就“满满”直喊。娟子姐很是奇怪，就问他们怎么走我们这边呢。他们就说是川民六队的不让过。娟子姐又问他们是什么原因，他们便把情况说了。娟子姐听了，问“夹得紧”有一分钱没有，“夹得紧”说他没有。娟子姐也没有，但他对川民六队不让人过路的做法很是反感，加上平时大家看不惯李家湾那些当官的儿女的那副嘴脸。同时娟子姐觉得这是李家湾的人在欺负自己弟弟这一家人，也就是欺负自己这家人，觉得自己有必要站出来帮自己这家人，就跟大人们说的样：“手指拇儿不能往外掰。”娟子姐就跟他们说：“你们去告诉他们，就说我娟子说的，钱后头有了一定会还给你的，这路得让我们走。如果不让走路，娟子就会对他不客气的，要收拾他们的。”
他们当真去说了，但六队的人不买娟子姐的帐。仍追着打他们，一直打到他们所在的七队。他们便来向我娟子姐讲了。娟子姐一听，顿时火冒三丈说：“狗日的那么凶，好，等几天，我找个时间，狠狠的收拾他们这些狗日的。”
娟子姐先向自己的人马发出号召，叫大家积极准备好，在最近这两天，我们要去打川民六队那些狗崽崽，他们欺人太甚了。我们天天都在练习打仗，这回看我们平时练习得怎样了。大家一听，这回要真的去打仗了，个个都喜气洋洋的，好像是有什么喜事样。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狠不得马上就去打。娟子姐很满意大家的表现，他叫大家先不要急，等他派人去联合好农富大队的那群学生和川民三队的学生后，再痛痛快快的把川民六队的好好的打一顿，叫他晓得我们的厉害，今后再也不敢欺负人了。
娟子姐把人联系好后，就向六队的下了战书。那六队的想到是在他们的地盘上，他不会怕的，就一口答应下来。到了约好的那一天，娟子姐怕六队的人吓倒不敢来，偷偷跑回去，就叫低年级先放学的跑到前面去把六队的人挡住，不要他们跑回去了。等我们高年级放了学后，大家一齐去打川民六队的那帮狗崽子。
我们这边有十来个先放学的低年级的学生，一放学后，就赶紧跑到四、六队交界的一个小土坡上，这是六队的必经之地。他们手里各自拿着干泥巴坨坨，等六队的一上来就用泥巴坨坨打。他们站在小坡上，心里有股莫名的兴奋感，好像他们真的像电影里的那些解放军战士了。他们这回可要当英雄了。
六队的放学回来，看到我们这边已抢占了有利地势，就向我们这边发起进攻，我们这边的都是些小娃儿，当然抵挡不住他们强烈的攻势，很快就被他们给打了下来，小山坡被六队的人占了。我们这边的被压在了小山坡下，并没有跑散，仍拿着干泥巴坨坨和六队的对打着，这自然是我们这边吃亏占下风的了。不过，我们这边这样做，目的是为了把六队的人拖住，不能让他们跑回去了。
我们这群大点的放学后，在娟子姐的带领下，加上农富的学生可能不下三十人。我们这边的见总统来了，一下子就来了信心。娟子姐夸奖他们做得好。接着，她把手一挥，大喊一声：“跟我冲啊！”大家就好像是听到了总攻的冲锋号一样，不管六队的人在上面扔干泥巴坨坨打人，也不管这些干泥巴打在身上痛不痛，只顾一个劲的往上冲。六队的人没见过这种阵仗，被吓住了，他们的队伍一下子就被冲散了。
大家冲上小坡，向着正在溃散的六队的人用泥巴坨坨猛打，打得六队的人抱头鼠窜。
这时，六队的头头儿，不知是被吓懵了还是怎么的，他竟然往山顶上爬去。我见了，便和那四个大队长跟着追。到了山顶，正好我们约的三队的人也从山顶上赶来，碰了个正着。这六队的头头儿没地方跑了，人也吓软了。我们几个人把他抬起来，像抬死狗一样往山崖边抬去，准备从山崖丢下去。
这时，这头头儿的父亲，我们大队的大队长，正在田坎边淋牛皮菜，他见一群学生，闹哄哄的抬着一个人往山崖边走去，他知道这这群不知天好高地好深的娃娃，肯定要把这人从山崖上丢下去，他也知道这一丢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便大声吼道：“你这几个狗日的要做啥子了，还不跟老子把人放了！”
我们听到大队长在骂，都害怕了，便把人丢到土沟里就跑了。
现在想来，当时要是把人从这山崖丢下去，不把人摔死都会摔残的，那才真不知闯下什么祸事来。
从这以后，川民六队便不敢阻挡七队的学生过了。那一分钱，他们也不敢再问了。这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下来。
我们在经过这场战争的洗礼后，个个都觉得自己是英雄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