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手风琴的老人】
　　 我是个看到弱者心里就泛酸的人，尤其是老人。
　　 还是四、五年前我就看到了他——一位老人，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一位双目失明的俄罗斯族的老人。他每天都在公共汽车站的廊檐下，坐一破旧的凳子，背靠在手腕粗的廊檐柱上，拉一架破旧的手风琴，装手风琴的箱子始终打开着，在他拉手风琴的时候不时有好心的人往那箱里丢几张毛毛分分钱。而那手风琴里飘出来的声音是古老的俄罗斯民歌，是歌唱爱情的美丽动听的《山楂树》，是吟唱孤独的《三套车》和抑扬顿挫的《伏尔加船夫曲》，是节奏鲜明鼓舞人心潮起伏的《喀秋沙》，有时则是欢快明亮的回族民歌《花儿与少年》……
　　 老人拉得很专注,他微闭着眼睛,似乎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在了他那一双灵巧而又苍老如枯枝一般的手指头上了，而他的思绪定是漂游在遥远的已逝的岁月里去了。是年轻时代浪漫多情的爱情生活，是那位金色头发有着一双碧蓝眼睛体态丰满的姑娘吗？她现在到了哪里去了呢？为什么迟迟不出现呢？是否先他而远行了，永远不会再现了?否则,他为何把《山楂树》和《田野静悄悄》拉得那样欢快又那样伤感啊：“四周田野静悄悄，没有声响，只有忧郁的歌声在远处荡漾……黑眼睛的姑娘啊她把我遗忘。”尤其是拉《三套车》的时候，他似乎拉出了旷世的孤独，我在他那忧郁而苍茫的琴声里仿佛看到了茫茫无际的雪原上，一片片大如席的雪花绵绵地从无尽的灰蒙蒙的苍穹里飘洒着。伏尔加河缓缓地冒着腾腾雾气向远方流淌，一匹消瘦的白马低着头拉着一辆破旧的马车漫漫地走着，没有嘶鸣声，没有铜铃声，只有一团团气息从马的鼻孔里冒出来。马车上那位无奈的老人，舍不得扬起鞭子抽打那匹白马，他孤独无助，只有这匹忠诚而又可怜的老马了，于是他望着漫天飘舞着的雪花，望着茫茫无尽的雪原之路，望着亘古流淌着的伏尔加河，老人唱起了古老的俄罗斯民歌。民歌是历史，民歌是社会最低层的人之生命中的哀叹和阳光……
　　 我以为曲子停一段落的时候，老人会睁开微微闭合着的眼睛，看一看那箱里到底有了多少钱，或是有没有人把钱拿走了。但他始终没有睁开眼睛，他的眼睛始终闭合着，他只是歇息一会儿继续拉他所熟悉的曲子。就这样，我发现他不是不愿睁开眼睛，而是他睁不开，他是个盲人！我被我的发现震惊了，我也为我的迟钝汗颜。我心酸了。不只为他的歌声，也为他那失明的眼睛，而且我知道，老人心灵上的那一双眼睛始终是敞开明亮着的。我的眼眶里涌上了泪水。我恭恭敬敬地走上前去，从口袋里掏出几元钱币投入到那空荡荡的箱子里。正待我转身离去的时候，老人的手风琴声又响起来了。我知道，老人知道有人帮助他了，但他不知道是哪一个民族，不知道用哪一种语言表示好，因而只有用这种特殊的声音――一曲俄罗斯民歌，欢快而又明朗地向您表示感谢和敬意。我鼻翼一酸，眼泪唰地流下来……
　　 以后，我每天上下班的时候都能看到这位老人，除非是大雪纷飞的冬日和阴郁茫茫的雨天，只要老人的身体没有生病，他就会如期出现在那里，一曲曲古老的俄罗斯民歌就从他破旧的手风琴里悠悠扬扬地传出来，向四周飘散开去。公共汽车一辆辆地在这里停下又走了；停下的时候，一拨一拨的人从车上下来，迅速地向四周散去；又有一拨一拨的人从站台上涌上车去，向着充满希望的远方或是温暖的家奔去。他们听到老人的手风琴声了吗？听到了，因为他们是在听到报站的声音而下的车；他们看到老人了吗？看到了，因为他们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奔往非常明确的方向。但是，也许是生活的步履节奏太快之故，他们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因而大多数人似乎都没有看到老人，没有听到那悠扬的手风琴声；也或许是司空见惯之故，麻木不仁了，没有必要驻足停下来看看那老人，听一听老人拉的琴声，只有少许人驻足下来，望着老人听听琴声，想一想心事，而后往箱子里放一两元钱币。老人依旧拉他的琴声，琴声悠悠扬扬地向四周散去……
　　 每每这个时候，我就希望老人的箱子里的钱币尽快地多起来，老人好早早地回到温暖的家去。可是老人似乎每天都有一定的任务似的，不到下午傍晚的时候，他不会离开一步。有时我下午上班的时候，看到老人很疲惫很困乏，坐在那破旧的椅子上，或是耷拉着脑袋，或是头向后仰着，困倦地睡着了。手风琴仍在他胸前挂着，箱子仍然敞开着，三三两两的钱币堆积了不少，可是没有一个人敢去徇不轨。天特别热的时候，老人赤脚穿着一双破旧的布鞋；有时候天已经很冷了，老人仍然赤脚穿一双破旧的黄球鞋或皮鞋。有一段时间看不到老人了，我的心里总是七上八下，忐忑不安。若干天后，老人又忽然出现在那里，我的心又亮起来，默默地为老人祈祷祝福……
　　 一年多以前，我搬家到很远的地方，上下班不再经过那里，因而很少看到老人了。但心里依然常常挂念着。节假日常跑到那里去看看，看到老人依然在那里拉琴，我便怀着一颗舒坦的心放心离去。
　　 一个冬天过去了。我似乎也有一个冬天没有见到那位老人了。今天“五·一”节，我和爱人漫步到那里，远远地就听到了那熟悉的琴声。我拨开那拥挤不堪的人群，顺着琴声走去，果然还是那老人。老人还是那样，破旧的衣服，破旧的毡帽，破旧的手风琴，破旧的椅子。只是老人瘦了许多，那一把托尔斯泰式的胡须更长更浓密了，眼窝也更深了，拉琴的气力远不如以前了。我鼻翼一酸，掏出几元钱放到那箱子里，并给老人照了几张相。老人的琴声仍在响着。这回，老人拉得是《伏尔加船夫曲》：哎哟嗬，哎哟嗬，齐心协力把纤拉啊！哎哟嗬，哎哟嗬，拉完一把又一把……
　　
　　 【巷子里的俄罗斯人】
　　 五六十年代的伊犁，高大墩实的俄式建筑比比皆是。我家最初居住的房屋就是俄式的，它有高高的台阶，厚厚的墙壁，有阴阴凉凉的地下室，有宽敞明亮的窗棂，而且门把扶手都是铜制的，光滑油亮，特别是那冬日里取暖用的高大粗壮的羊皮铁桶，放上两块木材或煤炭进去，便呼呼地响，一会儿整个铁皮桶就开始发热，随之整个房间也暖洋洋地热起来了。
　　 妈妈说：“这是苏联人盖的房子。”
　　 “苏联人？”这是我在那个年龄第一次听说另外一个国家的名字。那么这个国家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居住的是怎样的一种人呢？他们为什么盖好了房子却不住了呢？去了哪里呢？我的种种疑问朦朦胧胧地在我童年的脑海中滋生蔓延着……
　　 在新房里住久了，自然喜欢到处跑，尤其是和小伙伴们一起在巷子里转游：或是去巷子背阴处踩拔青草来喂养兔子，或是挖来蚯蚓去院外河坝钓鱼，或是在夏日里苹果熟了的时候，用硬一点的粗铁丝编制成一个小网袋，把它捆绑在一根长长的木棍子上，乘大人们午睡的时候，去偷摘那些探出墙外惹人眼馋的红苹果。记得那时，伊宁市家家户户的庭院里都种满了绿意浓浓的各类果树，结下的果实煞是诱人，但都被高高的土墙遮挡着，于是我们就想办法偷取。也就在这样的活动中，我发现了苏联人——
　　 他们院落的墙壁更高更厚，院内的树木葱笼茂密，绿油油的叶子在温煦的阳光沐浴下，给人一种幽美、恬静的感觉。他们长得也确实与我们不一样：头发是金黄色的，又是浅亚麻色的；肤色白里透红，高高的鼻梁，深深的眼窝里碧波荡漾着一双蓝灰色的眼睛，仿佛有一种深不可测的东西在闪烁着。他们行事极为谨慎，从不主动接触我们。听他们说话，就像是听唱一首抒情歌曲，那声调是抛物线形的，细而圆润，极少有沙哑之音。每每途经他们的庭院，我都要驻足良久，从敞开的门扇朝里张望……
　　 他们的房屋地基很高，在正门上有一像鸟嘴似突出的廊檐，使人感到整座房屋像是一只蜷曲的大鸟。檐下左右有木制的栏杆，可以坐，可以凭栏远眺，可以细细观察院内的风景。那缀满累累果实的葡萄架蓊蓊郁郁地搭在房檐上，特别是那苹果树和桃树的顶端上，端端地架着几个精致的小木箱，木箱开一圆洞，洞边有一支架，常有全身皆黑我们称之为“黑巴”的鸟儿飞来，衔着虫儿，往那支架上一站，即有稚嫩的小喙儿从洞里伸出来，“呀呀”地叫着。那鸟儿即刻喂养起来，好一会儿，站定了，四下里看一看，把喙儿在支架上来回蹭两下，振振羽翅，叫两声，又呼噜噜地飞走了。这种情景令我心旷神怡，感觉着这个民族似乎是从大森林里走出来的，和树与鸟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和谐关系。
　　 有一天，我在家里的杂货箱里翻出一本没头没尾的小人书，讲的是保尔·柯察金的故事，画上的人物画的黑糊糊的，都是一脸的大胡子，怎么也与我所见到的苏联人对不上号，倒是一位叫丽达的姑娘与我所见过的那个院里的姑娘极为相象：高挑的身材，精致而挺拔的鼻子，穿一件印有荷花和绿叶的连衣裙，有一种难以寻觅的高雅气质。但画中的丽达出卖过保尔，我于是对所见过的那位姑娘也没有了好感，觉得她也是个不坚定的分子。她见了我们这些孩子，也从不开口说话，脸上没有笑容，一双蓝灰色的眼睛大而明亮，好像清晨时分大森林里的一泓湖水，只是湖的上空仿佛漂游着一丝浮云，使她眼睛透露着一种迷茫而忧郁的神色……
　　 “文革”开始的时候，巷子里的苏联人一家一户地陆续迁走了。那时，每逢星期天，总有几个苏联人搬来一些桌椅板凳子在我们大杂院里溅卖。那个时候的人经济都很拮据，谁买得起那些精致的的浅蓝色的欧式家俱啊！因而许多家具他们大多都送人了。
　　 再后来，“文革”越闹越汹，中苏边境也不时燃起战火，巷子里常有一群一群的红卫兵学生涌来，站在那仅有的几家苏联人门口，高呼“打倒新沙皇”之类的口号。有一天，在原伊犁日报社旁边的俄罗斯东正教大教堂前，聚集了成百上千的人，在围看一群红卫兵拆摘那顶铜制的大钟，说是要“破四旧立四新”，我挤在人群里，看到几名苏联人无奈地站在那里，浓密的睫毛底下流出眼泪，停留在面颊上，闪闪发光……。
　　 现在，苏联这个国家已在十几年前解体，我记忆中的苏联人恢复了他们真正的称谓——俄罗斯人，并且我在相关资料中了解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伊犁河谷有近20万俄罗斯人，他们大多从事商业、修理、磨面、手工业和理发、洗澡等服务行业。他们能歌善舞，常常在饭后茶余，成群结队地边走边唱边舞，即使夜幕降临了，他们也喜欢聚集在树林中或伊犁河边，点燃一堆堆篝火，拉着手风琴，唱他们心中想唱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