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中有亚圣，阿Q也有后裔，这是确定无疑的了。
　　 当地球运转到1998年的阳春，我在鹊桥边遇到小Q，他仍然是那么消瘦，那么酒气熏天，只是没穿象征着读书人的那段长袍子。
　　 “局长——大人，回来——你了，远迎一—有——有失——”
　　 小Q口里支唔、词语颠倒错乱，抱着个酒瓶子不像个人物，倒像个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在秋风中抖抖筛糠，然后顺着水泥桥栏杆整个地坍塌了下去。
　　 我结识小Q决非一日。
　　 当年，我们曾在同一战壕站过队。他是领班的：人头嘴脸，风度翩翩，有点岸然的道貌。可是后来听说他考试及格，录取通知书已寄发到镇上，却被那一级地方政府“拒付”了。原因很简单：状元及第，大不了出来是个中专生，给一碗皇粮吃罢了。如今是要提拔当副镇长——那可是当时红极一时的肥缺。可惜他还不是团员，那么就火线入党吧。
　　 说白了，那时候西北边疆缺乏人才，要报考中专，三门课只有60分的分数线。在文革末期那个年代，已是见怪不怪了。可入党当官，那也有叫人眼热心跳的时候。
　　 传闻归传闻，事实是事实。小Q仕途顺利，能考60分。二年级算术课是提前请人备好的。副镇长是镇长的预备役，况且镇长已在苟延残喘，小Q飞黄腾达，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然而，小Q肚子里的确倒不了几滴墨水子。小Q写的字像蚂蚁爬过，而且拐来扭去，总是多撇多点，比如队字要加三撇，民字要多一点，而他说的话也像河边的扯扯蔓，阴腔阳调、不伦不类的。他做事也常拖泥带水反复无常。尤其是对漂亮女人一句殷勤的话，他不挪位置可以反复背诵八遍，而且面不改色心不跳，叫人啼笑皆非，模棱两可。
　　 小Q一生做得最令人称道的一件事，也是他的辉煌之处，也是他的倒霉之处：那是他上手的第一件民事调解案——一位如花似玉的川妹子被人从大老远拐骗来新疆，关在一个地窑里。这家人出了钱，就要强迫她做他傻儿子的媳妇。强硬手段虽然花样繁多，但都是一对一，不能使姑娘屈服。即使皮开肉绽，姑娘呼天抢地，总是用气力护住了自已的贞操与面皮。那年月，不缺乏通风报信的。小Q当时已年界而立，插手其间首先是因为姑娘的娇媚：那个秀色，那个水灵，那个文雅清纯，小伙子看上一眼就不思茶饭，不会走路；老年人看了真怀疑他自已的内人也曾经年轻过。
　　 小Q确有艳福。他是公家人，如探囊取物问清道明之后，就要放“虎”归山了。可是那姑娘已衣不遮体、疮痍满身，老泪纵横，含羞的清泪中早已缺乏了那种坚韧与底气。小Q是儒雅之人，儒雅的羊也少不了吃草。小Q灵机一动，就把姑娘让他二姨给“保护”了起来。就在小Q与玉娃接触的第二天，他们一切从简，喜结良缘，成了鹊桥镇第“n双”天作之美。
　　 玉娃文凭不高，水平也有点叫得响的。比如某个临国的语言，她的会话水平还来得入辙，字正腔圆，说得像山涧的流水，连小学校里的同行们也津津乐道。借着副镇长的牌子和玉娃的口才，玉娃成了小学校的候补教师，暂带一年级。
　　 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玉娃考上大学了，像小Q当年考上中专一样容易：五门总分也只有80多点分数，还是一个公费生（多亏了他教育厅的亲戚帮忙）。
　　 为了赢得吃公家饭的闲适与体面，玉娃时来运转，中年得志不是没有道理的。可是她深知丈夫小Q的粘乎与无主心骨，一纸通知书就可能是他（她）们人生栈道分道扬镳的判决书。果不其然，玉娃毕业进城了。小Q却败落成一个不谙人事的酒疯子：见了人就傻笑、就递烟、就献殷勤，两只脚像辫蒜似的打抖，抽搐的手直把烟屁股往人脸上腮帮上乱戳。
　　 “我玉娃大学生了，进了阳安市，做了官太太了，要带——带我进城了！镇长算个求。玉娃美酒，还不够我喝上一壶壶子”。说着就从怀里摸出一个枪药罐似的塑料酒葫芦，孩子吮奶似的抿着，咂着，舔着，且吱吱有声。
　　 一次在城里，我们偶然遇见他们。
　　 玉娃刚想与我搭话，小Q从一边猛然窜上来朝玉娃细嫩白皮的脸颊上就是一个巴掌。玉娃嗫嚅了半天，羞赦的脸色像个受尽委屈的小孩子。看着她的窘态，我们就讪讪地走开了。
　　 当我出差再次走进鹊桥镇的时候，已经是第五个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日子了。见到小Q，与当年的副镇长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似的。
　　 鹊桥头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富庶非比往日。高楼柱天，店铺林立，全国各地的客商都菌集在此做生意。其中不少当年的逃荒者曾受到过小Q副镇长的荫庇与爱护，而今已成为大款或者大腕，可是小Q却在昏沉中丧失了理性：一只蜕掉毛的大黄狗与他围成一个“丁”字形。另一只大黑狗津津有味地舔着他紫灰色零乱的髭须。一群流着鼻涕的小孩子围在一边跑着叫着，口中唱着“小扣扣，酒钟钟，玉娃喝了一升升”在瞎起哄瞧热闹。镇上过往的行人迈着细碎的步子、昂着首挺着胸向前自顾自地走路，好像没一个人曾认识他。
　　 只有在玉娃搀着他悻悻晚归、艰难地向前走路的当儿，知道内情的人、在心里才会为他（她）们掬一捧悲叹惋惜的清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