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袁枚说：凡作人贵直，而作诗文贵曲。后人根据这个这个意思，概括为“人贵直，文贵曲”。这其实是道出了一个人文合一的境界。近来屡读吴墨先生的杂文，对此颇有体会。
　　 一、吴墨先生为人之直
　　 我与吴墨先生相识相知于网络文学，细细数来，至今已有一年有余，与我可谓忘年之交。吴墨先生其人亦师亦友，刚直不阿，正气浩然，一直为我所敬仰。
　　 体会吴墨先生为人之直，其实是从他所写的杂文开始的。“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很多时候，文字就是承载着作者的个人思想与灵魂，是作者为人的彰显，文字深层所流露出来的实质非文字表面的雕饰可以遮掩的，所谓文如其人便是这样一个道理。而吴墨先生的杂文，字里行间往往体现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彰显出一个文人应有的气节、风骨及良知，这正是他的直所在。记得作家毕淑敏曾说过：“一个作家应该是具有责任感的人，我不认为一个作家可以随心所欲，没有一点责任感。”显然，作为一个痴迷杂文写作三十年的知名写手来说，吴墨先生做到了。
　　 对于痴迷杂文写作三十年的原因，吴墨先生曾私下对我说，自己亦深感为怪。其实，如果用“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来解释的话，笔者倒是能知之。
　　 过去的鲁迅先生之所以被称为“民族之魂”，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以“匕首投枪”为武器，敢于直陈时弊、针砭沉疴，时刻思考着民族的未来。而时代发展至今日，鲁迅先生虽然被请出了课本，但他的精神无疑值得我们去继承与发扬。无须回避，在我们的生存环境，上层建筑一直致力于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昔有亩产万斤，今有和谐盛世。在这些表象的掩盖下，却隐藏着无数的污垢，种种涉及民生民权的不合理现象俨然成了理所当然的社会事实，再加上奴性的声音充斥着主流媒体，如果世人对此如鲁迅先生笔下“麻木的看客”一般认可、接受；或者因为某种畏惧而被逼集体失声，那么，这无疑是时代的悲哀，也是民族的悲哀。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下，正需要有人以犀利的笔锋去揭露丑恶、鞭挞黑暗、唤醒世人，而吴墨先生的杂文写作动机，无疑基于此点，正如他在文集的简介里所说：“非墨似墨，思绪、思考、思索……牵引前行，以杂文的形式解析纷繁的社会，为草民百姓疾呼，说实在话说结实话，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近朱者赤。吴墨先生身边的挚友从来不乏正直人士，这从《宁折不弯的褦襶子和他的杂文》、《敢为匕首投枪后人，甘做无名草根写手——知风时评》等为文友写就的杂文中不难体会。这些杂文既是诠释挚友的为人与为文之道，更是英雄惜英雄之见——正义、正直的惺惺相惜；也可以说，“宁折不弯”“敢为匕首投枪后人，甘做无名草根写手”本就是吴墨先生对自己的要求。
　　 “社会需要批评，不能没有批评”，吴墨先生一直执信此点，这也是他写作杂文的出发点。确实，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尽管时代在发展着，但社会之大总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只有批评，才能让我们取得长足的发展与进步，如若讳疾忌医，实与自取灭亡无疑。曾经，吴墨先生私下说：“杂文是要体现批判功效的，在我做网编的日子里，一直坚持着一条底线——凡歌功颂德的杂文，从来不予良好的评级。”——其正直的执着由此可见一斑。
　　 《杂文的刀敢卷刃么》是吴墨先生一大力作，他在文中结合社会背景，旁征博引，纵横论述，对杂文之刀有卷刃的倾向发出深层次的忧患意识，也是藉此呼唤正义与良知，诚如他在文中写道：“批评性杂文作者更应深刻理解和领会总理讲话精神，更应面对社会丑恶和污泥浊水拿出‘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无畏和果敢，揭露丑恶鞭挞丑陋鞭辟入里绝不手软，弘扬社会正气，为祖国为民族尽一点微薄之力，以不愧对‘杂文’二字！……当务之急是‘刀’不应入鞘，更不能卷刃。针砭丑恶、把正气和公平带给人间是批评性杂文作者的天之与使命！试想一下，一个没有批评一片赞歌的社会将是怎样的景象？莺歌燕舞歌舞升平之下也蕴藏着一种深深地可怕。毒痈不挤浓，后患无穷也。”从中不难想象，若其人不直，又焉能发出如此深沉的感概？
　　 “世世代代，这种小把戏不断花样翻新着，无论说得多么天花乱坠四海翻腾，但万变不离其宗，说到家统治者帝王们就是小百姓的天。今天的独裁统治者们，自吹是救世主、大救星、金太阳们无不如此。那斯大林、齐奥赛斯库、萨达姆、卡扎菲，古巴的卡斯特罗还有东临的金家祖孙三代不皆是这等货色么？剖开光鲜的外皮儿，哪个不是一肚子的肮脏玩意儿？可悲的是，一些善良的小百姓们且将这等愚民丑恶的东西信以为真，真视他们如同天一般，看看朝鲜那些见到金二胖子激动地热泪顿飞泣不成声者，足见帝王们的高超忽悠术达到了何种地步！一些善良的小百姓们正是在统治者不断地愚弄愚民忽悠下把统治者竟然当做了‘天’一般，信徒众众，甘当被奴役的顺民。自己在帝王们眼里狗臭屁不如，还臭美地自称是国家的‘主人翁’。何等的善良、何等的单纯、何等的愚蠢！”这是吴墨先生《老百姓是天还是……》一文中一段相当精辟的论述，其旨在唤醒世人、为草民疾呼之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彰显出勇于担当的凛然正气，透视出不折不弯的气节与风骨，也自然体现出了他为人正直的一面。
　　 实话实说，杂文不好写，尤其是批判形式的杂文，尤其是在舆论尚不自由的环境之下。前有王实味、邓拓为鉴，今有“跨省追捕”、“被精神病”、“被喝茶”……作例。因而，要写好批评批判性的杂文，除了要有直击问题内核的敏锐视角及明察秋毫的洞察力之外，还要有迎难而进的铮铮铁骨。对此，吴墨先生的杂文无疑体现得淋漓尽致，如上述列举之二文，便是明证。
　　 也不得不说，在如今物欲横流、利令智昏的年代，吴墨先生能不为名不为利，坚持杂文写作，“以杂文的形式解析纷繁的社会，为草民百姓疾呼，说实在话说结实话”，其精神实属难能可贵。诚如司药先生在《执刀勇士今还在》一文里所说：“鲁迅杂文，刀入鞘、剑封蜡，过气了？所幸沉浸《吴墨文集》，才止了叹喟——杂文是匕首。任何人类时代，都需要敢于执刀的勇士。”确实，若果真的可以刀枪入库、放马南山了，我想，世人都可以为之欣慰了，然而，不得不说，起码现在还看不到可以欣慰的迹象。——正直的执刀勇士，实为社会之幸，令人肃然起敬。
　　 二、吴墨先生杂文的曲笔艺术
　　 对于写作，古人提出“文以载道”之观点，意思是说“文”像车，“道”像车上所载之货物，通过车的运载，才能达到目的地。在这里面，“道”是指一篇文章的旨意、灵魂，它可以是亮明观点、发表见解、表达思想、弘扬精神等。可以说，“文”是手段，“道”是目的，“文”要服从于“道”，所谓文道合一便是如此。而杂文，作为一种彰显作者见地的文学体裁，无疑更需要体现这一点。
　　 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杂文指现代散文中以议论和批评为主而又具有文学意味的一种文体。它着重于说理，又不失文学性。它具有形象性、时效性、世象观等特点，它的主要功效在于它的批判性，即在表达作者的思想观点过程中，达到鞭挞丑恶、针砭时弊、揭露黑暗、宣扬价值、求索真理、剖析人生等作用。“可以说，杂文是监督社会不良现像的利器，也是推动社会道德、社会文明进步的最好驱动器，它既是社会道德社会秩序的有效维护者，也是不良道德与不良秩序的有效破坏者。”特别是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物欲横流，弊病丛生，杂文写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自是不言而喻的。
　　 需要明确的是，要让杂文发挥鞭挞丑恶、针砭时弊等作用，无疑是要做到有的放矢的，但并非骂街骂娘、怨天尤人等愤青式的情绪发泄，也不是简单的时事新闻跟屁虫，它是需要一定的艺术表现手法的，而杂文的曲笔艺术无疑值得一提。如何将杂文的功效曲笔艺术化，一向为杂文写手所追求。据资料上说，早在先秦时期，“曲笔”就是古代论理杂文中常用的表现技法，并以一贯之至后来的唐宋明清时期；五四之后，随着杂文独立文体地位的确立，经鲁迅等现代作家的继承与创新，“曲笔”论理成为杂文根本的文学特征。杂文最常用的“曲笔”论理方法是反讽、暗示、影射、对比等，具体表现为反话正说、先扬后抑、明砭实褒、先立后破等形式，它们所彰显出来的智慧与“三十六计”里诸如笑里藏刀、暗度陈仓、一箭双雕、指桑骂槐等计谋有着融会贯通之妙。
　　 杂文之所以杂，不仅在于它题材的多样性，还在于写作形式的多元化，不拘一格，所谓嬉笑怒骂皆文章，而曲笔艺术的合理运用，无疑会让文章更能杂得出色。在吴墨先生的杂文里，便很好地体现这一点。他的杂文取材广泛，官场、职场、商场、民生、政治、体育无所不及；而写作形式也是多变的，行文可以是书信，可以是大会发言稿，也可以是启示，亦庄亦谐，花样百出，剑走偏锋却能痛击时弊、鞭挞丑恶，运笔着墨处，深谙各种杂文曲笔手法，每每都能发挥尽致、运用自如。对于一个痴迷杂文写作三十年的人来说，这些手法似乎已成家常便饭了。且看他在《说说被误解的几篇杂文》一文中某一段的论述：“写批评批判性杂文其实就是锤炼和锻造你的‘骂人’能力，文学性杂文不能沦落到大字报、社评、社论的水平，和那些根本就不是一路文章，不能开门就骂街，要骂就要骂的巧骂的妙，要骂的水平上一定档次，要骂的对方明知被骂还找不出理由把你怎样，要把被批对象骂的心里难受且要难受相当一段时间，你的骂人水平就基本过关了；文章如果能让读者咀嚼、回味甚或反刍，那就是好杂文了，不在于获奖与否；文章的表现手法应灵活多样，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对那些能见不能说的事而又非常想说的话题，多采用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的反讽手法，藏锋强于锋芒毕露；文字应力求雅俗中见力量，粗野不等于力量，力量在于文字的内在而不在表面，一只老鼠是投入熊熊烈焰里，还是扔到稀释的镪水池子里那个难受？”窥一斑而知全豹，从中不难发现他对杂文曲笔艺术的熟稔程度了。
　　 对于吴墨先生的杂文曲笔艺术的运用，还须以具体举例说说为好。
　　 1、反讽。简单地说就是反话正说或正话反说，这种手法往往带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言非所指是这一手法的特点，也就是一个陈述的实际内涵与它表面意义相互矛盾。以《还是官员最辛苦》一文为例，表面之意似乎是在体惜官员之苦，为官员主持公道，实则是痛击当今官场种种丑恶现象，其味辛辣而尖锐，讽刺入木三分却又不落把柄，个中的妙处，恰如三十六计里的“笑里藏刀”之计，读罢有人痛快解馋、击节叫好，有人脸红耳赤却又无处发作。这种手法的运用当然要比直露批评、开门叫骂的效果要好。
　　 2、暗示。以《车牌子里的学问》一文为例，表面上是说车牌子所蕴藏的学问，实则是以暗示的手法折射出这学问背后的罪魁祸首——当今的特权制度与思想。这种以小见大、由表及里的方式，无疑起到一叶知秋的功效，达到了针砭时弊的效果。
　　 3、对比。以《说说西方代表》一文为例，说的是西方代表，却以强烈的对比性折射出中国人大代表的现状——他们到底代表了谁？是的，南橘北枳，什么样的土壤，就滋生什么样的果实，就职能来说，西方代表与中国人大代表本应没有什么区别，但因为制度性质的不同，决定了各自的服务对象、代表利益有所不同，也决定了各自行使权力的方式不同，孰优孰劣，在强烈的对比之中便可一目了然。在这种对比手法的运用之下，说说西方代表的良苦用心便可立揭，大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妙。
　　 4、影射。以《大清阉士精英楷模李莲英同志的悼词》一文为例，此文形象突出，讽刺入骨。文章对李莲英的形象刻画可谓入木三分，其意当然不是单单拿李莲英说事，而是由此影射出古今奴才的嘴脸，从而痛击丑恶。诙谐幽默的言辞，指桑骂槐式的影射，讽刺之意力透纸背。这种影射手法的运用，显然比直面叫板的方式要高明得多，拐弯抹角处尽显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境界。
　　 其实，吴墨先生杂文曲笔艺术的运用还有很多，诸如象征、类比等手法，尽可在文中体会，限于篇幅的原因，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的来说，“人贵直，文贵曲”是吴墨先生杂文所表现出来的一大境界，值得杂文爱好者们从中学习、品鉴。
　　 201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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