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是什么？
　　 痛苦就像是灰尘，无处不在而又微不足道。不过也得区分对象，在有洁癖的人看来，它就像是心中的芒刺，水火不容，非得除之而后快；但在我这种人眼里，它毕竟只是一粒灰尘，灰尘嘛！当它不存在，也就真的可以忽略不计。
　　 我为自己的这个比喻自鸣得意。
　　
　　 “魔鬼连”还是当年的样子。三年来，最大的变化是“龙虎榜”上再也看不到我的名字和照片。在第一名的位置上，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年轻而又陌生的脸庞。
　　 这让我略有些失落。
　　 我站在连队三班宿舍里，望着窗外训练场上熟悉的一切。
　　 干净、整洁的篮球场上，八十多名战士正在站军姿。在清晨的阳光的照射下，他们年轻的脸庞上刻满了庄严和神圣；一个个标枪般硬朗的躯体下，一团团影子规则地排列着；从斜面看过去，整个队列也是一条条直线。
　　 在队列的正前方，一个同样年轻的中尉笔直地站立着。这是魔鬼连的传统：指挥员必须身先士卒、模范带头。
　　 雷子和小康站在我身后，他们是我从新兵连一手带过来的战士，现在都当上了班长。
　　 他们站在我身后，态度很恭敬，我没有坐下，他们绝对不会坐下，就像是多年前的我和云子文。
　　 多年以前，我和云子文诚惶诚恐地坐在小凳上，身躯挺得笔直。当时正是春天，杨高也像我现在这样站着，看着窗外的绵绵春雨，语气竟颇为伤感：又是一个春天，又老了一岁。
　　 我能看到窗外细雨下红色的瓦片，这颜色让我想起了陆艳，因为她最爱穿红颜色的衣服。此刻，她在干什么呢？在另一个部队的她，应该过的比我幸福吧？
　　 杨高说，从现在起，你们要开始站岗。有时候你们会喜欢站岗，比如体能训练的时候。
　　 我茫然地望着窗外，大脑一片空白。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三十来个新兵，背着背包，提着迷彩包，拖着箱子，在一个排长的带领下走进了魔鬼连。
　　 三十个新兵中，老乡竟有十来个。其中，我与云子文、皮皮三个人有幸分到一个班。云子文大我两岁，皮皮小我一岁多。在下连之前我们也认识，但不是很熟。
　　 此外，我们班还有一个北京籍新兵，我们叫他“老北京”。此人体力超强，但是长相野蛮，就像是原始社会时的“北京人”。一想到他，我的脑海中就浮现出这样的画面：老北京捋开袖子，解开衬衣，用毛乎乎的小臂挠着茂盛的胸毛，自我评价道：男人。
　　 当时杨高坐在床头上，我们四个新兵和班里三个上等兵在他对面一列摆开坐下。
　　 杨高笑了，他的笑容给我冷森森的感觉，还不如不笑时看起来亲切。他说：“分在我的一班，是你们的幸福，也是你们的不幸。”说完这句话，他身体往后仰了仰。
　　 一个上等兵用冷冰冰的声音接道：“杨班长是我连素质最好的班长，你们只要能学到他的皮毛，就受用不尽。另外，杨班长也是我连管理最严格的班长，你们的日子肯定不好过。”这个上等兵叫张勇方，是我们副班长，河北人。
　　 班里另外两个上等兵，一个叫牛杰一个叫张冬。
　　 杨高说：“我们一班这个‘一’字，很简单，是最简单的一个字。我的管理方法也就是这样：简简单单，我不喜欢教育，那太复杂。”后来，我们发现魔鬼连很流行“简单得像‘一’一样”这句话。
　　 谈心活动很快结束。接着我们班去弹药库抬手榴弹，运往营门口。
　　 连队后面就是弹药库——实际上我们连最大的任务就是守卫这个极其重要的弹药库——这里有两个哨楼，弹药库门口那个称为一号哨楼，背面那个当然是二号哨楼了。经过一号哨楼的时候，那个穿大衣，背枪的哨兵开心地与杨高打着招呼。进去后，我们感觉比电影里面的军火库差多了，就没见什么“大马力”武器。牛杰说：“这些只是训练用的，真正的好货在地下室，你们都看不见。”
　　 一共抬出三箱手榴弹，我和张勇方一组，一人用一只手抬住箱子的一边，走在最后面。
　　 从弹药库出来，到营门口有好几百米。开始我还没什么感觉，后来手指逐渐麻木，小臂也开始发胀，感觉快要抓不住了。前面的两对已经停下换了几次手，然而张勇方还是没有换手的意思。不换就不换，我就不信你是铁打的！你就不难受，你能坚持我就能坚持。
　　 在营门口，一个军官站在那里说：“抬到前面那个卡车上。”我们看了看，有一百多米。由于设了路障，大车进不来。
　　 张勇方冷冷地说：“换一个边。”
　　 在下连的第一个晚上，我失眠了。我感觉那个夜晚特别漫长，醒了又睡、睡了又醒，反复十来次。我不知道自己在具体想什么事，反正就是睡不好，脑子里乱纷纷的。
　　 其实，那是我作为列兵、在魔鬼连呆得最舒服的一个晚上。因为第二个晚上，我们就要站岗，还要在睡前练体能。
　　 第二天，是一个阴雨天。上午我们在教室，听指导员上了一课“梅花香自苦寒来”(后来我才发现每年新兵下连后都是这一课)。
　　 我好奇地坐在座位上，看着指导员在上面慷概激昂地发表他的一些论点。一边感概：刚从高中学校走出来半年多，原以为从此与课桌无缘，想不到现在又坐在这里。
　　 正听得投入，只听指导员指着下面说：“你，站起来！”
　　 顺他手指方向，我们一齐看见老北京正趴在桌上，睡得呼嗤呼嗤的。
　　 毫无悬念地，这位来自首都的战友遭到了无情的“鞭策”。我第一次见识到了杨高的勇武：他很随意地一个正蹬，老北京精准地从宿舍敞开的门口飞了出去，经过楼道的墙壁碰撞才停住。我和云子文扶起他软绵绵的身体，过了好一会，他才慢慢地开始咳嗽。
　　 自始至终，杨高没有说一句话，他说过，他不喜欢教育。
　　 然而我们再也没有在课堂上打过瞌睡。
　　
　　 随后，我们开展了极为严酷的训练。每天的体能训练时间在六个小时以上。
　　 早操，五千米。上午在各项训练中穿插进行体能，课间20分钟休息，老兵们坐下抽烟，说让我们也活动活动。于是我们开始蛙跳、400米跑、单腿深蹲起立、“推小车”等等等等。下午是雷打不动的五公里武装越野，有时候是十公里，甚至更远。路线也不确定，有时候从“十里坡”到营区，有时候跑靶场，有时候去烈士陵园。
　　 当时最让我畏惧的莫过于冲上靶场的那个大坡，每到那个地方，我总有扔下所有负担，躺在地上死了算了的念头。后来，经过杨高的提议，连长集合所有列兵，在一个艳阳高照的大中午，从那个又长又陡的坡上，来回冲了十趟。在坡上坡下，都是老兵，他们驱赶着我们不让停歇。我和云子文跑在一起，他痛苦的表情，是我最大的安慰。只一个中午，我们的皮肤就被彻底染得焦黑。此后的五年中，我经常光着上身，站在镜子旁，看着自己身上那明显的穿过背心的痕迹。恶心得恨不得找一把铲子刮掉那层黑皮。
　　 最痛苦的还要算晚上看完新闻到点名的那一段时间。这是魔鬼连的体能训练时间，这项制度坚持得非常好。这也是最为残酷的训练，我无法描述其痛苦的程度。但如果谁想体会一下“生不如死”这个词的概念，我推荐他参加魔鬼连的夜训。
　　 其实不管连队统一组织的任何训练，我都能坚持，我唯一不能接受的是杨高和张勇方对我的“照顾”。
　　 点名后，老兵算是解放了，可以洗澡，睡觉。而对于我们，这才刚刚开始。
　　 训练场上的训练，可以说是公开透明。在宿舍里的训练，才最为恐怖。
　　 我不记得在多少个漆黑的夜晚，我趴在宿舍冰冷的地板上，拼命地重复着一些机械动作。杨高习惯性地坐在床头，点上一支烟，打开录音机。他喜欢听beyond的歌，什么“长城”、“大地”“冷雨夜”，绝对可以说是百听不厌。这导致后来我一听到beyond的歌，就有趴在地上做俯卧撑的冲动。
　　 杨高坐在床沿，在我背上跺了一脚，我颓然倒下。他用一只脚踩在我身上，冷冷地说：“是男人，就要撑得起一切，撑起来！”
　　 我想到了陆艳，想到了我和她的未来，要靠我来撑起。现在的痛苦，只是在积聚将来的幸福，我和她以后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
　　 我咬紧牙关，缓缓地撑了起来。
　　 很多时候，我们的体能训练由上等兵组织。他们有一个习惯，检验体能训练不看运动量，只看汗出得多不多。云子文和皮皮捡了一个很大的便宜，他们最怕热，一动就出汗，连站一个军姿都是汗如雨下。而我正好相反，累死都很难出汗，就是出汗也比他们来的慢。
　　 杨高经常表扬云子文卖力而批评我偷奸耍滑，所以每次体能训练都特别“关照”我。一起训练，一样的运动量，他们老是说我没有尽力，还有潜力，所以每次训练我都在挑战自己的极限，在超负荷中挣扎。
　　 后来我成了高手，也许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关照。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们连队被外界戏称为“魔鬼连”。
　　 有时候我们也练杠铃。这是魔鬼连的体能训练中的必修科目。我记得第一次“举重”是在一个晚上。云子文刚拿起杠铃就放了下来，说：我太脆弱了。一边给我们展示手上磨破的部位。
　　 张勇方纠正说：我们连没有脆弱的人。
　　 老北京不愧是吃馒头长大的，能举起70公斤，他自以为已经很厉害了。
　　 杨高没有说话，脱下秋衣，他的肌肉很发达，这让我一度很羡慕甚至嫉妒。他拿起杠铃往前推了起来，轻松而又愉快。在杠铃片清脆的响声中，我的自信一点点消失。
　　 健身完后的杨高坐在床头，接过牛杰递过来的香烟，说：“老了，不适合干这种体力活了。”
　　 那时候我觉得杨高的实力高不可攀，我永远无法达到他那个水平。
　　 魔鬼连的训练科目还是比较传统的，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绝对很累人。
　　 有一项很传统但实战意义不大的科目：器械体操。包括单杠、双杠。此前还有木马，后来因为事故频发而取消。
　　 我的体质应该算是很不错的，从小就几乎没生过什么病。但下连后，在春暖花开之际，我的手却冻了。在单杠训练中，我们新兵毫无疑问地练习引体向上。而那些高练习动作，我们暂时还没有资格去做。
　　 挂在冰凉的单杠上，我看见浓黑的血液顺着冻裂的部位往下蔓延，直到冬常服袖口和绵衣全被染红。我奋力上拉，已经达到了优秀的标准。张冬却不放过我，在队列里说：“这小子还在保存实力呢！”
　　 张勇方也认为我在偷懒。但我实在是做不动了，并且手指也逐渐乏力，快要抓不住杠了。张勇方说：“你小子没经我同意敢下来我弄死你！”他命令牛杰抱住我双腿，这样我要下来除非是上身先着地。
　　 杨高乐呵呵地走过来，在我肚子上练起了勾拳，不算很重，但也难受得很。
　　 后来，他们看我实在是不行了，才放过我，但是罚做俯卧撑。
　　 我比较喜欢战术训练。那感觉很酷，让我有回到童年看战争片的感觉。
　　 但是酷归酷，端着枪冲山头确实累。每当这个时候，我就特别佩服那些电影演员，满山遍野到处跑，那要消耗多少体力啊！
　　 杨高自夸道：当兵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谁的战术动作有我好。
　　 他这话并不是吹牛，在我后来的军旅生涯中，确实没有见过谁的战术动作能和他比拼。
　　 杨高一个人趴在高地上，端着枪向我们瞄准。我们利用地形地物的遮蔽，运用各种匍匐姿势向高地进发，躲躲闪闪尽量不让他发现。等我们都上去后，他讲评道：你们都死了，没一个能活着爬上来。
　　 有时候我们也会练一些散打基本功。我们全连集合，面向五个沙袋，成五路纵队，然后每人一分钟，一个接一个。
　　 别看小小的一分钟，全力打下来累得我上气不接下气。杨高刺激道：“就这个体力还想去杀敌，敌人站那不动让你打，你都打不下去。”
　　 打完几轮后，连长说：“所有新兵集合，每人最后100拳，开始。”
　　 我用杨高教我的直拳、勾拳、平勾、摆拳——那时候我还不会组合拳——一拳拳地打下去，还没到30拳，就听见皮皮的报告声：报告完毕！
　　 “打完了？”别人也很诧异。连长说：“你打几拳我看看！”
　　 老兵们围了过来，饶有兴致地看着皮皮，只见他站到沙袋旁，双拳并出，就像是小女孩撒娇似的在大人身上捶着拳头。连长乐呵呵地说：“停，停！”
　　 在大家的笑声中，皮皮挠着头皮，有些羞涩地笑着，一副憨厚的模样。
　　 那些日子，对濒临麻木的我来说，皮皮的可爱仍会带来一点点生气。哪怕只是一点点，也聊胜于无。
　　
　　 其实我最怕的还是整内务。当兵前夕，我曾请教那些退伍的前辈，他们热情地向我介绍军营生活。而向往军营生活的我，最难接受的就是这个。试想在家懒散得从来没好好叠过被子，每天起床后直接一卷的我，如何能耐住性子慢条斯理地在被子上掐、捏、抠。
　　 那时候，对我最构成威胁的仿佛就是整理内务，而现在依旧如此。首先，它剥夺了我们列兵的大量睡眠时间。为了保持整洁的内务，水平偏低的我们，只有笨鸟先飞，提前一个小时起床，因为张勇方规定过，必须在正常起床前看到我们的内务卫生全部到位。此外，为了尽快提高内务水平，我们中午得加班练习，所以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午睡或午休。
　　 我们要接受一项考验：小竞赛。
　　 “班副班副，卫生内务”，我们这里有副班长主管内务的传统，所以一般是张勇方带着我们整内务，而杨高，已经不屑于教我们这个了。我们班四个新兵在限定的时间内，叠完被子后集合站好。张勇方让我们自己评价谁的被子最差，这是很难受的事情，因为谁也不好意思说别人的被子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