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生于1936年那个动乱的年代。作为家里的长女，在十几岁懵懂的年龄里，坚忍和责任就开始萌芽。家境的贫寒，时局的动乱不堪，母亲的求学之路也是断断续续。在亲友的救助下，母亲好歹念到高小，就被重男轻女的姥姥叫回家，操持家务。
　　 听母亲讲，那年她11岁，正在家里看着弟弟妹妹，忽然院子里刮起一股旋风，旋风在不大的院子里打转，透着诡异。姥姥敲着门槛，口里念念有词。少顷，旋风没了。不大会儿，姨姥从门外跑进来，拽着母亲掉头就跑。是姥爷出事了。身材魁梧、一只胳膊能夹起一百多斤麻袋的姥爷，被马车轧死了。母亲赶到出事现场，姥爷已经没气了。一句话也没留下。
　　 一年后，姥姥就把母亲许配了人家。父亲家里哥们六个，有足够的劳动力来帮助姥姥家。不久，父亲当兵去了前线。母亲和父亲的婚事一拖再拖。
　　 九年后，父亲从朝鲜战场上负伤下来，母亲和父亲完婚。开始和父亲颠沛流离。
　　 六零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经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爱讲评书的父亲，被戴上几顶大帽子，蹲小号，劳改。母亲也在那个年代，接二连三地生下了我的哥哥姐姐们。那时的月子，连一个鸡蛋都吃不到嘴，更别提小米粥红糖水老母鸡这些养身子的奢靡了。到1973年，母亲最后生下小妹。我们八个孩子，掏空了母亲身上所有的精髓，榨干了母亲身上最后的一滴奶血。
　　 母亲做了一身的病，可是她却用勤劳的双手，操持了一大家人的吃吃喝喝。
　　 年轻时候，看着炕头上黑压压的一溜小脑瓜，油灯下纳鞋底纳的踏实。熬一大锅稀饭，母亲喝完碗里的汤水，把碗底倒给嗷嗷待哺的孩子。灌一肚子汤汤水水，几泡尿，就没了力气。
　　 岁数大了，日子逐渐好点了，可是母亲却老了。刚刚四十出头，却已是满头白发。
　　 1978年，又一场灾难袭来。19岁的二哥死在车轮下。那一年，母亲的脚步蹒跚，神情呆滞。我经常看到母亲半夜哭醒或者黄昏从二哥的坟墓归来。家里失去了往日的欢欣。父亲开始无节制的酗酒。每日里醉生梦死。母亲的脸上锁住了冰霜。
　　 三年后，父亲脑溢血住院，一个月后，也去和二哥作伴。南山脚下，两座孤坟。
　　 家里7个儿女，三个上班，一个当兵，三个上学。大哥，是家里的长子，刚刚处了对象，两人如胶似漆。可女方父母嫌哥哥家庭负担重，不肯应允婚事。几次把哥哥送去的糕点弃之门外。看着大哥像霜打的茄子，母亲毅然带着我们三个小的，改嫁年长自己十五岁的异族人家。那一年，大哥喜结连理。
　　 母亲紧锁的眉头，有了舒展，但是，被掏空的身体却愈发多事。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头疼，咳嗽，而那廉价的速效感冒胶囊和去疼片就成了母亲解除病痛的不二法宝。开始时候，是一片、二片，到后来就升级为四片、五片。看着母亲成把地往嘴里塞药片，年幼无知的我却从来没有问过。母亲患有风湿，一双老寒腿就是在炎热的夏季，也得穿着厚厚的棉裤。母亲从来没有抱怨过，也没有因为自己一身的病痛而借机在炕上拽个被褥小憩片刻。她总是把自己拾掇的利利索索，从来不让炕上有些微的零杂而影响屋子的整洁。在身子非常虚弱的时候，也只是拽个枕头，靠边躺一会儿。坚毅的脸上，即使汗涔涔，但依然露出让我们放心的神情。
　　 1995年，继父脑血栓住院，母亲在医院陪床。主任医生说：不对呀，你母亲的病要比你父亲的病重呀！那一刻，我开始恐慌。母亲念叨的“经常病歪歪的人都没什么大问题，而那些不常得病的人一旦有病，就是大病”的说法是错的！拿着母亲的CT片，主任嘱咐我去另外一家医院找到那位专业审片子的院长，那是他的好友。
　　 院长沉重地语气让我窒息。沉重语气讲述的病情，更让我窒息----肺癌晚期。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到母亲身边的，和哥姐们通过电话后，我嘴里对母亲描述的病情是另外一种。
　　 “我就知道没什么大问题，你们呀！小题大做。”母亲笑着说。我转身走出病房，满脸泪水。
　　 一个星期后，我陪着母亲去省城肿瘤医院复查。医生告诉我：癌细胞已经转移到淋巴位置，挨着大动脉，手术会很危险，恐怕病人很难下来手术台。如果做化疗，你母亲年岁大，心脏的问题也很严重，况且其它器官多处衰竭，很难承受化疗的副作用。建议家属带着老人回去吧！也许，老人还会多享时日。
　　 母亲是刚毅的，也是乐观的。在后来的日子里，每天面对窒息的折磨，母亲从来没有大声叫过。母亲骨瘦如柴的前胸，在多次的抢救中被按紫了，母亲从来没有呻吟过。只要过了病痛的折腾，即使有一分钟的喘息，母亲就会舒展眉头露出笑脸。
　　 看着母亲在生死边缘苦苦挣扎，看着母亲一次次的大汗淋淋气喘吁吁，看着母亲使劲吞咽着苦苦的汤汁，在吐尽胆汁的折腾中抬起泪光盈盈的笑脸，那一刻儿，我更知道母亲的伟大。
　　 半年后的凌晨，母亲走了。她是带着希望走的。因为，她相信，明年的春天，她的身体就会好，她就可以出去溜达了。
　　 母亲的病情，我一直没有告诉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