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站在我面前放肆地笑着，眼光扫射着我周身上下甚至于每个角落。我只是讪讪地笑笑，拢拢衣角，抿抿头发。她不知怎么就安静下来，趴在我的耳根悄悄地说：“我那时和你现在一样。”
　　 我惊异地打量她，她才42岁，可是已经明显发胖了，眼角布满了细碎的皱纹，一双大眼睛热情得神采飞扬，一看就知道年轻时是一个活泼、热情而又漂亮的姑娘。
　　 “地震那时你已经结婚了？”
　　 “可不是。我们春节前结的婚，那时我21岁。”
　　 “地震的事我记得清清楚楚，像昨天一样。你打听这干什么？写书？写书是好事。唐山大地震可以写挺多的书。”
　　 “是吗？”我得对这位普通女工刮目相看了。
　　 下面是她告诉我的故事。
　　 她和爱人结婚是1975年。他们俩都在瓷厂上班。那时，他家有妈妈，有个哥哥，有个妹妹。他妈妈是纺织厂病退职工，小姑刚上初中。他哥有小儿麻痹后遗症，走路右腿一甩一甩的，工厂不要他，就自己摆摊修鞋。他手挺巧，也爱帮助人，听说他修鞋活挺多，每天早出晚归。他们结婚时，他哥还没有对象，他妈妈说打算从农村给他找一个。
　　 他们住的地方按她说叫“窄憋死了”。婆婆和小姑在两间正房里，她和爱人在西厢房，才一间多一点，挨着他们住的房子南边，有间“小厦子”，是他哥的住处。那时候唐山像他们这么窄憋的可多了。
　　 婆婆小姑对她都挺好，就是他哥，开始也不错。他话挺少，她见他就不知怎么的总有点害羞。
　　 其实也算自然。在我们冀东这块土儿上流行着一句民谣：“宁在叔公公怀中坐，不在大伯（bai）子眼前过”，意思是说，在丈夫的叔叔跟前好像还不用那么拘礼，在丈夫的哥哥面前就必须毕恭毕敬。我曾看到我的母亲和伯父的一个镜头：伯父刚进院，就先咳嗽一声，我们的土话叫“使声儿”，那意思是再明白不过。没进堂屋，也要招呼一声：“家里有人么？”屋里，母亲一边不迭地应声，一边慌慌张张下炕，掸衣服、抿头发，然后站在旁边，头还微微一低：“哥来了，炕上坐吧。”而伯父到这时，架子就端起来了，只是从鼻子里哼出一声。等伯父走了，母亲才好像遇了大赦一样的囚犯。我觉得有趣儿，就问母亲。母亲说：“这就叫礼儿。”
　　 “那你怎么对伯父更有‘礼儿’？”
　　 “就因为见了伯父就得有这个礼儿。”
　　 这个“礼”好你解放后不怎么时兴了，但那已经融入我们的血液里了。连我见到我爱人的哥哥，亲是亲，总有一点犯窘。可能这“礼”的里边有着双重的尴尬：伦理和性。然而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这个“礼”变得那么苍白，那么缺乏说服力。一代又一代纺织、塑造仿佛融入血液的感觉只是一个误解。事实上，这个“礼”就像人类的所有文明一样，只是一个面具。当观众和演员在欣赏表演的秩序中时，它是一种美丽的必须，一旦幕布落下，面具就必然摘下，变成被人们忽略的废弃物，然后按着上帝的规则演义生命。
　　 他哥这个勤快，家里的活像买煤买粮买油脱煤坯修炉子等等等等，好像天生就该他一个人管似的。她爱人连手也不帮一把，连她都看不过，他妈妈也总数落他。唯独他哥什么也不说，大家说多了，他哥还给他打圆场。一家子过得挺和美的。
　　 自那事出了以后，她对他哥就改变看法了。
　　 就地震头几天，她上前夜班，她爱人上后夜班，她来时他已经走了。她们一上夜班他哥就遭罪：要给他们小两口留门，他哥就成了打更的了。只有他们走的走了，躺下的躺下了，他才能睡下。
　　 那天也挺热，回来一推开屋门，屋里就像蒸笼一样。她打了一盆水，在屋里擦洗身子，可一着急忘了关灯，她也没在意。正洗着呢，就觉得有点别扭，一回头，窗帘的缝隙间有一双眼睛。吓得她叫了一声：
　　 “谁！”
　　 没有人答应。就听见叭嗒叭嗒不规则的脚步声向南边走了。当时把她气坏了，真想大闹一场。可想了想，还是忍了吧，就没吱声，躺在床上也睡不着，一个人掉眼泪。第二天，她没有见到他哥。她爱人回来后，她就跟他商量到外边找房子搬出到头住的事。他说到哪找去？出什么事了？她没告诉他他哥的事儿。
　　 打那以后，她就不理他哥了。那么窄的地方，经常磕头碰脑的，可她就是不理他，处处提防他。可也真难。她跟我说：“你也是结了婚的女人，不怕你笑话：我们两口子办那事，我就生怕出一点声响，他一呼哧呼哧的，我就捅他。有好几次就是不欢而散，你说这叫什么事！”
　　 我没笑。我笑不出来。
　　 地震头一天，恰巧他们俩都上白班，晚上都住家了，也都砸在家了。她爱人下了床想从门那儿往外跑，她想从窗口跳出去，这时房盖儿就下来了。她被一根房檩卡住了，身体被埋在砖石焦块中间，只有头露在废墟外面。她清醒了就叫她爱人的名字，听她爱人闷声闷气地说：“我的腿砸住了，不能动，快叫哥。”
　　 没等她喊，他哥已经站在她面前，动手扒她身边的房檩和砖块。她胸部露出来后，呼吸立刻就顺畅多了，就晃动着把两只胳膊抽出来。不一会儿，腰也露出来了。他绕到她身后，双手从腋下抄过来，两手扣住，一用力就把她从废墟中拔了出来。其实，他的手紧箍在她的乳房上，她唯一的感觉是倒憋了一口气。
　　 “你没穿什么？”我下意识地问了一句，问完了就后悔不已：那是什么时候，穿不穿衣服有什么意义？
　　 “我当时也不知道我穿没穿什么。”她平静地看了我一眼。
　　 直到天亮大之后，人都救完了，她才发现自己几乎什么也没穿：上身的小背心已经被撕扯得一条一条的，乳房裸露着。下身的短裤也不知在什么时候退却了，也许是他把她从废墟里拔出来时撸下去的。
　　 把她救出来后，他哥就扒她爱人，她也跟着一块扒。她爱人是被一根落下来的檩子把腿砸断了，可是另一根檩子却横搭在床铺上，他正在床铺下，有那么一点空间，只是不能动，那条檩子还在他的断腿上压着呢。
　　 她和他哥一起搬檩子，抬焦块，扔砖头，天就渐渐地亮了。她爱人的腿露出来了，但那根可恶的檩子还压在上面，檩子上面还有苇子、泥块，上边是焦块，足有半间房顶大小。
　　 “帮我一把。”他哥第一次说话。他两手卡住檩子头儿，一边说着，一边蹶着屁股把檩子抬到胸口一样高，她赶紧插进去，用肩膀一扛。就在这时，她发现他哥竟一丝不挂，那个玩艺儿也在那里耷拉着一晃一晃地。这个“发现”在瞬间就消失了，就像一个幻觉，还没有在心灵上产生一丝回响就被另一种真实的画面取代了：她丈夫半个身子露出来了。
　　 我这个记者的职业习惯还是本能地让我问了一些发傻的问题：“那你们俩都没穿什么，就是说，你们俩赤裸裸地贴在一起扛那个檩条，会有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也没有，好像那时脑子里这根筋断了，看见了没印象，蹭着了没感觉。”
　　 是的是的！他哥肯定也看见了她的裸体，可是他也和她一样，没有印象和感觉。她和他的大脑里都在想着同一个人：她的丈夫，他的弟弟。
　　 见我沉思的样子，她大约以为我不相信，又说：“我跟你这么说吧：当时，他那玩艺儿就是碰到我那儿，我同样也不会有什么感觉，就像胳膊碰了一下胳膊，肩膀碰了一下肩膀没什么两样。”
　　 我深以为然。当思维里，躯体里充斥了生与死的意识，也就没有了性意识的空间。性、性器官也只是躯体的一个附庸或者干脆说它是一种多余。如果说，日常的我们认为它最具生命张力，那么，在这种特殊状态下，它只是生命的赘疣！这也许是性的另一种悖异。
　　 他哥缓过手来，赶紧用双手使劲地往上一举，檩子翘起来，上边的焦块等等杂物都滑到一端去了。他们把她爱人拽出来，放平稳了，就又奔婆婆和小姑住的地方去了。
　　 她们住的正房是老房子，也高一些，但全铺平了。等扒出她们娘俩时，发现两人早就断气了。
　　 她回到爱人身边，他哥还在那里扒。后来，抱来一团衣物，而他自己却裹着一个床单。她胡乱套上小姑的衣服，给爱人盖了一个床单，发现床单上的血鲜红鲜红的，心想：哪儿来的血呀？婆婆是闷死的，小姑的头给砸扁了，没有血呀？她看了看他哥，正艰难地移动着小儿麻痹后遗症的腿，想去邻居救人，血就是从他腿上流下来的。她上前一把拽住他：
　　 “哥，哪儿伤着了？”
　　 “大腿让钉子划了一下。”说着就走。
　　 “站下！”她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那样严厉。“来，我看年看！”
　　 “没事儿的。”看她走过来，“还是我自己来吧。”说着笨拙地用床单使劲地缠裹大腿。
　　 “给我吧！”她一把就把他身上的床单给扯了下来，且牙和手撕成一条。再一看，他哥的右大腿根儿上有一个两寸长的口子，像娃娃嘴一样翻着。她倒吸了一口气，就给他捆起来。
　　 “你没见到他的那玩艺儿？”我知道我问得有点可恶，但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地震中人们对性的认知。
　　 “哈，还能看不见吗？说实话，在给他包扎时，我觉得每缠一圈儿就碰它一回。但是究竟碰没碰到，我也没有印象了。只知道他的脸一直看着别处，直到我给他绑扎完，又给他围上床单说‘行了’时，他才低头看了一下，就艰难地拐到西边去了。”
　　 “后来呢？”
　　 “后来？后来不都一样么？你想知道什么呢？哈哈哈哈……”
　　 我觉得她笑得突然而又毫没来由，不禁抬眼看了看她，只见她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我低下头，摆弄着我的采访笔记本，很久，我们谁也没说话。我总感到我亵渎了什么，心里有着一种没来由的内疚。
　　
　　 多余的话：
　　 想用女人采访女人的方式写一写地震中的裸和性。但把握不好，于是放弃，只写了裸。
　　 我记得在我老家的西边的一个村子，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地震发生后，她钻出来就开始救人，自己还有和别人一起救出十多个人，她一边嚷嚷着一边干，直到大天亮。这时跟他一起救人的小伙子指着她说：“婶子，你看你……”她低头一看，原来她处于全裸状态。她骂了他一句：“妈拉个X的你咋不早说呀！”于是从容不迫地回家找衣服穿去了。这时的裸，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忘我状态。可是等人们缓过神来，裸就成为问题了。
　　 其实，我以为，衣服的最初功能恐怕只在于避寒，“文明”了，才又增加了“遮羞”，后来再“文明”就有了“美丽”之类其它的附庸。于是我总是想，人在“自然人”状态时，可能更能反映人的本质，也最趋于简单。
　　
　　 2005年12月10整理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