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是一种良好的品质与行为，恶则反之。“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易经上的这句话真谛在于，积善抑或积恶万万不可小觑，因为它关乎人的荣枯存亡。然则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未必人人都能事事洞明。谁能说，“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就是善举？而“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挑灯引蛾自取灭亡”，就是恶行？孰善孰恶，涉其堂奥，尚有许多未知值得探究。
　　
　　 培根把善的意义定为“旨在利人者”。他认为，善“在一切德性及精神的品格中是最伟大的”，人如果没有这种善的德性，就会“成为一种忙碌的，为害的，卑贱不堪的东西，比一种虫豸好不了许多”。培根对善的看法与我国佛家的观点不谋而合。
　　
　　 明朝的一个叫中峰的和尚与几个读书人的对话，对善与恶的解读可谓穿肤入骨，直击要理。
　　
　　 读书人问中峰和尚：“佛家讲善恶报应，像影子跟随身体，人到哪里，影子也到哪里，永远不分离。说行善定有好报，造恶定有苦报，决不会不报的。可是现在某一个人是行善的，而子孙反而不兴旺？有一个人是作恶的，他的家反倒发达得很？这样看来，佛家所说的报应就是无稽之谈了。”
　　
　　 中峰和尚回答说：“平常人被世俗的见解所蒙蔽，心灵没洗干净，法眼未开，所以把真的善行反认为是恶的，真的恶行反认为是善的。这是常有的事情。”
　　
　　 众人不以为然，说：“善就是善，恶就是恶，善恶哪里会弄相反呢？”
　　
　　 中峰和尚就让他们把所认为是善的、恶的事情都说出来。一个人说：“骂人、打人是恶；恭敬人、对人有礼是善。”中峰和尚说：“你说的不一定对啊！”一个人又说：“贪财、乱要钱是恶；不贪财、清清白白守正道，就是善。”中峰和尚说：“你说的也不一定是对啊！”接着，众人把平时所看到的种种善恶的行为都说了出来，但中峰和尚仍然说：“你们所说的不一定全对呀！”那几个读书人困惑不解，就请问和尚，究竟怎样才是善，怎样才是恶呢？
　　
　　 中峰和尚告诉他们：“有益于人，是善；有益于己，是恶。”就是说，如果你所做的事情，可以使别人得到益处，哪怕是骂人、打人，也都是善；而有益于自己的事情，那么就是恭敬人、礼貌待人，也都是恶。
　　
　　 这个故事撇开报应不说，中峰和尚所言“有益于人，是善；有益于己，是恶”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判别善恶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存心利益于社会、造福于大众，是为善；假借行善之名，事事为一己着想、谋利，则为恶。
　　
　　 这个标准看似简易，但要真正践行起来并不简单，其中至为重要的是要考究扬善弃恶的道理。恶劣的事情，通常都会看得明白，并且远避之、拒为之；而对于善行良举，人们囿于主观愿望，往往为善的表面所惑，仁厚慈怀，见义施爱，因为不明就里，每每栽的是“善“花，可最后结出的却可能是”恶“果。譬如，一个贫困的孤儿考上大学，众多好心人伸出援手，以至最终的资助远远超出他的个人所需，安知这个学子渐渐地耽于享乐，荒废学业，毕业考试通不过，只混了个肄业。再如，某地流行放生的习俗，放生本是良善之举，可是放生却衍生了一个谋利的市场，为了满足放生的需求，无数的人做起了捕鸟逮兽捉鱼的勾当，因而无数的飞禽走兽游鱼便在痛苦的折磨中丧失了鲜活的生命。这两件事，恐怕是“善者”在行善之先未曾预想到的。孔夫子不愧为圣人，他能从小处看到大处，从近处看到远处。子路救起溺水者，一点不客气，接受了主人答谢的牛，孔子评论说：“鲁国一定会形成助人为乐的好风气的。”子贡用钱财赎救出奴隶但却不接受官府的赏金，孔子评论说：“子贡做错了，以后鲁国再也不会有用自己的钱财赎救人的事了。”在常人眼里，大约都会赞扬子贡、否定子路。可孔夫子的看法却反之，为什么？因为子路接受谢礼却能使人民喜欢修养善德，子贡推辞赏钱却把人们行善的行为阻止了。由此看来，要知道一个人做善事，不能只看眼前的效果，而要讲究是否会产生流传下去的弊端；不能只论一时的影响，而要讲究长远的是非；不能只论个人的得失，而是要讲究它关系天下大众的影响。
　　
　　 所以行善避恶，不仅仅只在于取舍，还得揆度其理，讲求方式方法，把握其分寸和斤两。
　　
　　 无疑，行善首先须得有一颗善心。而善心是天生的吗？这个命题涉及到人的本性。孔子说：“（人）性相近。”孟子说：“人之性善。”荀子说：“人之性恶。”扬雄说：“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英国哲学家培根也承认，“向善的倾向是在人性中印得很深的。”笔者是认同扬雄的观点的。尽管如卡耐基所说，我们人类的人性存在许许多多的弱点，但人格心理学和实践告诉我们，人是可以教化的，是可以转变的，也是可以自我完善的。而要实现这种自我完善，唯一的途径便是修身。修身，本质上也就是修养道德，扬善弃恶，引人从本我走向超我，融入人性的辉光。所以，修身是我们每个人朝夕不可或缺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