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参加市委书记的宴请，对梅先生来说可谓是受宠若惊。
　　 市作协上午换届，晚上新一届领导班子就被全市最高首脑接见，梅先生认为这真是喜中有喜啊。
　　 今天，梅先生作为这座小城级的社会名流，能在由几百名热爱文学者的圈子里，头衔尊至市作协秘书长之名，用老百姓的话说，肯定“有两把刷子”。此话不假，梅先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上高中时，就时不时地有散文、诗歌、小说见报诸端。在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下，他也曾得意忘形的夸下海口说，要三年赶上郭沫若，五年赶上鲁迅。可是，刚从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他，还没来得及施展才华，就被一场“始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戴上一顶“小臭知识分子”的帽子，发配到边远县城农机修理厂，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要不是当地一位被管制的富农女儿以同命相连的心理与他结婚，恐怕梅先生这辈子连传宗接代的想法都实现不了了。在修理厂，他那双眼八百度的大近视，也只能干一些保管和搬运零件的粗活。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被厂书记以伯乐的眼光从打杂的岗位上“借”到办公室，开始写大小材料。从而自然而地入党、提干，四十五那年被家乡的所在市作为人才调回，并很快成为既能写公文，又会写文学作品的“两栖文人”。梅先生几十年的人生练历和对生活素材的积累，使作品其文采之绚丽如雨后彩虹，其思维之慎密如水银泻地。
　　 梅先生的资历和创作成果已被小城的人们认可，甚至还有不少“纷丝”。
　　 梅先生第一次有别样的感觉，与市委书记同桌共饮，真不知饮的是酒还是情。新班子依次向书记敬酒，因都是文化人，其奉承之话大有一语说竭，媚顺之态一表展尽的劲头。轮到梅先生也就是梅秘书长敬酒时只听他说，书记您刚才提出的作家必须坚决克服浮燥之心去深入生活，要以十年画一“蛋”一天卖的恒心搞创作的建议，我认为可以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作谈会上的讲话相媲美……梅秘书长的话还没说完，只见市委书记把酒杯往桌子上一顿，少半杯酒溅了出来，脸色勃然突变的他对梅秘书长厉声道，你在创作时也这样胡乱用词吗，我作为堂堂的市委书记，对你们的工作所说的话怎么能说成是建议，我那是提议，建议和提议是有级别区别的你懂吗，建议是下级对上级用的称谓，而提议是上级对下级或平级用的称谓。
　　 此时，梅先生恨不得地上出现一道裂缝，立马钻进去。
　　 第二天，梅先生为这一字之差住进了医院，七在后竟然再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