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了藤脆瓜”，就得先说说脆瓜。
　　 脆瓜，没有西瓜那么甜，没有香瓜那么香，更没有哈密瓜那么名闻遐迩，在我们宁波乡下以前它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田作货。家家户户在立夏前后种上那么一二十株，到了夏天就可以采摘，起初是淡淡的绿，成熟以后表皮变白，子囊微红，约二三斤重，摘下用水一冲，双手那么一拍，一分为几，人手一份，吃起来骨落松脆，虽然没什么甜味，但水分极多，很是解渴。乡间的小孩最爱它，因为它不像西瓜，外行人摘下来，万一没成熟，这西瓜就是“白埠瓜”，根本不能吃；而脆瓜一看就知道好吃不好吃，再说就是偷吃一个脆瓜，被主人发现也不会像偷西瓜那样责罚你。几年前人们都青睐西瓜、哈密瓜等等，而最近，不少人说是“返璞归真”，不能多摄入糖分，于是又想起了脆瓜，其身价正悄悄地超过了西瓜。像所有瓜果一样，脆瓜上市时极为稀缺，最是珍贵；入梅后，由于雨水多，脆瓜的含水量也多，吃起来像“淡水荸荠”，而天气不甚热，人们需求不大，因而乏人问津；只有到了三伏天，赤日炎炎，谁都希望吃瓜解渴，故而身价大涨；可是秋风一起，落叶遍地，天气转冷，脆瓜开出的最后一批花，也结不出几个瓜，就是结了，也不过是那么几个又小又僵的瓜，农人称之为“了藤脆瓜”，那真是”弃之不舍，食之无味！”可那些牧童还会抢着捡了吃，说是“脆棒棒，水汪汪。”好吃极了！
　　 我要说的“了藤脆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瓜，而是指我的邻家小弟。明明是人，为什么要叫他“了藤脆瓜”呢？而且还是被晒死了的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一
　　 邻家小弟大名家琪，虽然与我同村，其实他家离我家很远，他比我年轻十岁左右，我这个人自幼好静少动，不善交际，朋友不多，因而早年与他几乎没有交往。只是听说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及二哥交情甚笃（其实就是解放以前年糕班子里的老搭档），故而在我被发配绣地球的那几年才对他有点注意，留下了一些特殊的印象。
　　 他共有五个姐姐和两个哥哥，兄弟姐妹八人和父母再加上他的老祖母一家十一口，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但一家人却根本没有生活在一起，而是住在相距甚远的两套房子里：她的爸爸、大姐根娣、二哥家旺和他的祖母住在河边的两间楼房里，这房子座北朝南，围墙之内前有小院，后有埠头，独门独院确似殷实人家：而他和玲娣、得娣、友娣、翠娣几个姐姐以及七哥家平就随同他母亲住在一间东倒西歪的平房里，四穿凉棚，除了一张大床和桌椅板凳，别无他物，活脱脱一个赤贫之家。
　　 他爸爸一日三餐在大院里和大儿子、大女儿以及老太太一起用膳，全不顾他们母子缺吃少穿，可一到晚上就会钻进那猪窝似的小屋和妻子同床共眠，所以才有了那么多孩子。一起出工的生产队社员们常常会打趣地问起这件事：“那么多孩子你们怎么睡啊？”他爸爸总是淡淡地一笑说：“是啊，是啊！那么多孩子就像地里的脆瓜，横七竖八地满地滚着……没办法啊。”
　　 由于家琪排行最小，且长得又矮又僵，故而有了“了藤脆瓜”的绰号。
　　 家琪的母亲长得又矮又瘦又黑，那张脸实在不敢恭维。我认识她时她已经四十多岁，因为在同一个生产队，多少有点了解。她平时说话口无遮拦，张口就来，很多时候往往会无意中出口伤人，可大家知根知底谁也不会计较；明知她有点愚钝，但不少社员还是喜欢让她算算帐，不管对错，人们总会假装啧啧称赞，说她算得真对，她也会沾沾自喜……我暗地注意到每每在这种时候她的大儿子和大女儿总会显得十分难堪。
　　 既然是一家人，况且有儿有女，为什么不在一起生活呢？
　　 出于好奇，我多次询问我的母亲。母亲总是摇摇头，无奈地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只能怪她自己命苦。”后来从一些道听途说中慢慢知道了其中的原由。
　　 原来她十一、二岁就做了童养媳，情窦初开之时懵懵懂懂就做了母亲，因为少不更事，第一个儿子竟被她活活闷死在襁褓之中，第二个孩子虽然是个女的，她婆婆怕又被她闷死，孩子一落地就抱去跟着自己睡，取名根弟，就是指望能跟一个弟弟来。果然天遂人愿，她接着很快又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家旺，意思是盼望家中能人丁兴旺。但是孩子一出生，她婆婆却得了一场重病……算命瞎子说她和婆婆命中相克，必须分而居之方可相安无事！于是，她就被赶出了大院，丈夫是个大孝子，为了侍奉母亲，自然还要和母亲住在一起。于是乎就产生了这个畸形家庭。
　　 他母亲的大名我不清楚，大家都叫她阿花。被逐出家门后，她一个人住在离大院很远的一间小屋里，看似能遮风挡雨，实则东倒西歪。
　　 解放了，妇女翻了身。（当时有人戏言：妇女翻身，屁股竖蜻蜓。就是说妇女可以下田插秧）她就在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里靠自己的劳动挣点工分勉强糊口。据说为了多挣工分，年轻时她吃苦耐劳，不但秧插得很快、很好，而且还会耙地、耘田……是一位干农活的行家；吃的苦多，人也就老得快，体质就一年不如一年，后来只能在晒谷场上晒晒谷，打打杂。家中孩子那么多，工分却挣得越来越少，生活当然也就十分艰难。
　　 他父亲一直和老母亲、大女儿、大儿子吃在一起，直到老人去世后还是没有回到妻子饭桌上。奇怪的是晚上照样风雨无阻地和阿花一起睡。他父亲还常说：“好瓜不结籽，烂冬瓜一肚籽。”不是吗？下面又生了四个女儿和两个儿子。这可怜的七个人就一直挤在那间风雨飘摇的小屋里。口粮倒是他们的父亲供给的，日常开销可得自己想办法咯！当生产队分粮食的时候他父亲和大儿子两眼总是死死地盯着小队会计手里那杆称，唯恐多给她们一斤半两，似乎这一大帮孩子都是她这个母亲的罪孽，与他们毫不相干。
　　 受老祖母的影响，大儿子和大女儿从来没有叫过母亲。可怜啊！直到临终阿花还听不到那两个儿女叫一声母亲。
　　 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的风暴也刮到了这原本平静的小乡村，死了母亲的“了藤脆瓜”还是没有得到父亲的照顾，而和他最亲近的几个姐姐也先后远嫁他乡，相依为命的哥哥家平却是个木纳的人，虽然和他朝夕相处，但哥哥自己顾自己都十分困难，哪里还有能力再管他的事，于是他就和那些“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一样，参加了造反队。他也在那群人的鼓动和“帮助”下史无前例地挥毫泼墨写大字报批判“封资修”，戴着红袖章浩浩荡荡地前去扫除角角落落的“污泥浊水”，批斗“牛鬼蛇神”。俨然成了“扫四旧，立四新”的先锋。运动早期，了藤脆瓜首先向他的大哥、大姐开炮，批判他们是封建余孽，跟着奶奶欺压身为劳动人民的母亲，害得她早早离开了人世，接着就炮轰自己的父亲，说他厚颜无耻，白天不怜悯母亲生活的艰辛，晚上尽想着做那些龌龊的事……再后来造反的矛头就对准了大队和上一级的领导。所谓“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他们的造反行动简直是所向无敌。这时的了藤脆瓜简直成了三伏天的抢手货。
　　 造反派头头是个好色懒做的无赖，没想到，他竟看中了了藤脆瓜的大姐。这大姐在当时的农村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高中毕业，可惜没考上大学，在队办厂里上班，她虽然貌不惊人，可毕竟念过几年书，低不就高不来，这时还没有对象，可她从心底里看不起那个无赖，不论他用什么手段都没有取得她的芳心。
　　 那头头恼羞成怒，就迁恨与“了藤脆瓜”，勾结一些人制造了一起冤案，将了藤脆瓜送进了“群众专政”的人民监狱。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时住在了藤脆瓜隔壁的是一个孤寡老人，名叫阿丁，年过七旬，膝下无儿，女儿早就结婚生子，平时很少回来看望老人。老人为了生活只得给生产队看牛，没什么家底。最大的爱好就是喜欢在人前炫耀自己，说身边藏有多少积蓄；了藤脆瓜口风很亲（宁波老话：很会叫人的意思），空闲时间还为老人做一些比较重的体力活，老人十分喜欢他，常在外面跟人说想把了藤脆瓜收作干儿子。
　　 那一天老人在门口吃完晚饭后，突然上吐下泻，隔壁的了藤脆瓜一看，马上将他扶进屋里上床睡下，同时把他吐在地上的污物收拾起来倒进附近的粪缸里，还把老人吃剩的一点点菜全部倒到了河里。随后他去到大队卫生室请来了赤脚医生，给老人诊断、吃药，忙了好长时间。
　　 没想到，第二天收工后，厄运降临了！
　　 几个平时一起造反的哥们突然凶神恶煞般地将他拉到了造反司令部，那头头劈头劈脑就问他：“你昨天晚上做过什么坏事？”，他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连忙回答：“没有啊。”“老实点！你是不是在阿丁的菜里放了毒？”这真是晴天霹雳！了藤脆瓜顿时懵了，他张口结舌，面如土色……“哈哈！你怕了吧。我就知道是你小子做的坏事，你想毒死他，然后独吞他的钱。”那无赖继续洋洋自得地说，“你还想破坏现场，把他的呕吐物和剩菜都倒进了粪缸、倒到了河里。别以为这样我们就没有证据了。”“我真的没有放毒，赤脚医生还是我去叫的啊！”了藤脆瓜喃喃地说，“这是你贼喊捉贼，赤脚医生就告诉我阿丁是农药中毒。你，晚上就在这儿好好想想吧！”说完那小子就扬长而去，门口站着的几个兄弟，“嘭”的一声，就将门锁上了。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隔离审查”，“革命小将”一夜之间变成了杀人未遂的嫌疑犯，一间小小的房子里，空空荡荡，除了家平给他送来的一床破破烂烂的被褥就是一条凳子和一张桌子，一日三餐吃的就是由家平送来的青菜淡饭，门口站着的是以前的“战友”，如今却已反目成仇，虽然不怎么训斥他，可那眼神不是鄙视就是仇恨。他们白天晚上轮流值班，从来不给他一点好颜色看。进出房间的唯一机会就是在他们的押解下清洁自己的便桶。
　　 起先几天是接二连三的审问，后来就像被遗忘了一样，将他一个人关在小屋里不理不睬，只是偶尔催着他写“认罪书”，这是多么难熬的折磨。
　　 这无中生有的罪名，而且是人命关天的大罪，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地承认呢？了藤脆瓜真的到了生死关头，他望着窗外那一块小小的天空，看着自由飞翔的小鸟，欲哭无泪！自己反正无牵无挂，几次想到一死了之；可真的摸到电源插头，勒紧缠在头颈上的裤腰带时……心里就又害怕起来：万一死不成，弄个半死不活怎么办！晚上辗转反侧想着各种死法，一睁开眼睛就又束手无策啦！！
　　 几天以后，新一轮的审讯开始了，造反派的大大小小头头轮番上阵，了藤脆瓜除了匆匆吞下的三餐饭，其余时间都得面对不同的面孔，他们威胁、利诱，恐吓无所不用其极，就是要他在认罪书上签字画押，几个白天黑夜连轴转，还被拉到大会上批斗，小会场抽打。了藤脆瓜简直成了行尸走肉，整天迷迷糊糊，大脑一片空白。
　　 公社批斗大会时，他站在石戏台上，听到揭发人说在他的家里搜到了“乐果、甲胺磷”等农药，这就是他作案的铁证。老天啊，这些农药哪家家里会找不到呢？！居然成了下毒的物证。
　　 就在这次批斗会后，他被五花大绑押上了公社开往县群众专政指挥部的消防船。
　　 县的群众专政指挥部就像是一座集中营，了藤脆瓜平时很少进城，根本不知道如今身处何处。在这儿关着从各公社押解来的“牛鬼蛇神”，像学校的教室那样大的地方，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人，门口有解放军荷枪实弹的守卫着。不时有人被叫出去受审，有的出去了又回来了；也有的一去不返。大家猜测不是被关到拘留所就是放回家了。反正被关在这儿就得任人宰割。
　　 九月初的一天，了藤脆瓜被提了出去，来人还通知他带上他那简单的被褥和生活用品。他还为可以回家而高兴时，一副铮亮的手铐“卡擦”一声铐住了他的双手。从此，他被送进了拘留所。
　　 拘留所的坏境比“群专”好多了，长方形的一间房子，朝南的地方高高地开着一扇窗，既有阳光又明亮通风，墙角有一只加盖的便桶。里边已经有十几个人，他是刚到的就只能将铺盖放在便桶旁边。白天大家将铺盖卷起，规规矩矩地干坐着，不走动也不说话，做的最多的就是擦拭自己那一小块领土（怪不得地板那么亮），晚上一声睡觉的命令之后各人打开铺盖静静地睡觉。
　　 看似一潭死水的监狱生活，日子一多也慢慢看出点门道。别看都是犯人，在里边也有三六九等，先来后到。新来的睡在便桶旁，慢慢地置换到好一点的铺位，一日三餐的罐头饭和菜肴，拿进来后在中间一字排开，然后抽签决定顺序，依次领走，坐得腿酸了，大家站起来绕着中间的空地一圈圈地散步，有的监室甚至还会大声地高唱“语录歌”。
　　 一天到晚坐在那儿，除了几个知识分子摸样的人天天看红宝书之外，其余人的眼睛基本上都成了摆设，有用。与此相反，鼻子和耳朵却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了。只要厨房开火烧菜，那空气中的一丝丝气味，总有人能准确地判断出今天吃的是什么菜。只要楼梯口拉动枪栓和值班员的脚步声响起，大家就知道这是换岗了，基本上能判断出这是谁在值班。
　　 值班的是解放军，怎么能知道他们是谁呢？
　　 隔着一道厚厚的砖墙和那扇沉重的铁门，外边的值班者可以通过小小的猫眼清楚地看到里边人的一举一动，而里边的人根本无法看清外边的人。那么他们是怎样给值班者取绰号的呢？凭的就是灵敏的听觉和细微的感觉。比如：一上岗就大吼一声：“都给我静点儿，不然我就不客气。”然后直到下班，再也没有声音的就叫他“张飞”；那个经常不声不响地靠近铁门，悄悄地从猫眼里看着里边，突然大喊一声：“XX号，站起来，给我好好地站着不许动，不然……叫他“楼勾丝”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