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已走了多年，却从未走出过我的记忆。
　　 曾经看过许多描述父亲的文章，父亲或是坚强的、是亲切的、或是深沉的，抑或是勤劳朴实的……可是我却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自己的父亲，也许只能用“复杂”二字吧。
　　 偶尔在梦中，依然会见到那条氤氲着雾气的小河，河边依然有青草与野花，父亲依然背着我，匆匆地行走在河畔，那是童年记忆中最温暖的画面。
　　 走过那座小桥，就是幼儿园了。每一次，我都会站在门口，哀求着父亲：“爸爸，早些来接我啊！”而父亲则草草地应着，迅疾转身离去。他拎着那只人造革黑提包，脚步急促而轻快，一副重任在肩的样子，很快地就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那是父亲的黄金时代。他根本无暇顾及儿女情长，也许他认为有更重要的事需要担当吧。
　　 用今天的话说，父亲应该是属于典型的凤凰男。出生于乡村，家境贫寒，奶奶早逝，弟妹一群，靠爷爷打短工以及变卖家中薄田，才艰难完成了在省城的学业。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少时的父亲，就时常饿着肚子，翻山越岭去上学。为了贴补家用，还经常需要担着上百斤的柴禾，去集市上卖。没娘的孩子，更是少了一份疼爱，多了一份艰辛。种地、放牛、照顾弟妹，几乎是没有喘息的时间。最大的爱好，就是练字。买不起纸笔，就用树枝蘸着河水，在砖上练习，几年下来，倒也练出了一手刚劲有力的好字。
　　 不过少时的这些艰难，却没有给父亲带来多少阴影。除了想起奶奶时的伤感外，故乡留给他的，却是更多的怀念。那青山绿水，白云悠悠的纯净，那在田间地头自由嬉戏的闲适，成为了他一生中最魂牵梦萦的思念。
　　 [二]
　　 一个人的童年生活，会在他的一生之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比如，父亲和母亲上街时，就不愿并排行走，非要前后相跟着，不然，父亲就会不自在。因为在他们村，就没有两口子并肩走的，否则是要遭村人耻笑的。再比如，母亲给父亲买了新皮鞋，父亲不好意思穿，就非要去找同单位的老陈，看看老陈穿的皮鞋是啥样，如果老陈说这皮鞋太时髦，那是打死他都不会穿的。最有趣的是，我们家买了辆自行车，父母同时学着骑，结果父亲摔了两回后，就说啥也不学了。一则是觉得一个大男人摔跤，有些失体面；二则是因为心疼这买车钱，深怕把这车摔坏了。最后还是母亲学会了，于是父亲心安理得地成了后座上的风景……说起这些趣事，母亲总会笑，似乎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昨天。
　　 父亲是背着爷爷的期望和全村人的目光走出大山的，也许就在那一刻，他就已经不仅仅是属于他自己了。
　　 这个农家孩子非常的上进，命运似乎也对他有所眷顾。十八岁入党，能写一手好字，既受过私塾的严格教育，又读过现代的学堂，文字功底扎实，再加上家庭成分好，人又本分勤快，于是，父亲进入了政府部门担任党委秘书，算是真正在省城扎下了根。而我们家，后来似乎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那个小山村的驻省城办事处。
　　 父亲虽然忙碌，却是快乐的。无论是大炼钢铁，还是挖防空洞，他都冲在前列。反正小伙子有的是使不完的劲儿，就觉着社会主义的日子有奔头，心里面还装着崇高的理想呢。虽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过肚子，但是党中央说了，困难是暂时的，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美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必将被消灭。
　　 肚子饿得睡不着，刚好起来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又是划重点，又是写心得。理论水平高了，文字水平也在上涨，各种稿件一蹴而就，领导满意，小伙子就更是觉得“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了。”
　　 如果日子就这般流逝，那么就无所谓“命运无常”这一说了。
　　 [三]
　　 文革来了，一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很快，在父亲所在的单位系统内有了路线斗争。所谓的省联总和红暴派，都认为自己代表着正确的路线，闹得是不可开交。好在这是个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精神倒是贯彻得不错，就是大字报满天飞，今天你“炮打”、明天我“反击……”也许这些在今日看来都已荒唐得有些可笑的往事，当年的人们可是无比的投入，甚至可以说是虔诚。
　　 起初，父亲也觉得有些晕头转向，不知哪方代表着正义，于是，就躲到食堂，向阿根师傅学做菜，倒也清静自在。可是，忽然有一天，父亲发现他的大名出现在了大字报上，人们抨击他是“骑墙的逍遥派”，两派领导也分别找他谈话，要他及时表态，要在关键时刻，站稳立场，要用手中的笔，化为利器，狠狠打击敌方的嚣张气焰。
　　 父亲左右为难，苦思冥想，看了《人民日报》社论，又收听了高八度的电台广播，似乎都在说，造反有理。毛主席他老人家还上了天安门城楼，亲切接见了红卫兵，“那就省联总吧！”父亲匆忙间的决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父亲还是有些文才的。很多年后，父亲的老同事说，你父亲也算是奇人一个了。那么大单位，那么多的知识分子里，竟然找不到一个文笔可以和你父亲相当的。你父亲之后，单位专门招来四个文科大学生，来从事你父亲一个人的工作，但无论是行文的速度或是质量，还是比不过你的父亲……的确，儿时的印象里，父亲常常熬夜，一杯小酒下肚后，即开始奋笔疾书，天色微明时，厚厚的一本材料已经完成。而交上去的材料，基本已无需修改。父亲的人造革黑包里，常年装的就是稿纸和钢笔。
　　 也时常有人央求着父亲相帮着写材料。父亲总是沉吟片刻，让对方做好记录准备，随后开始口述，滔滔不绝间，一篇思路缜密、层次清晰的文稿已经完成。
　　 自从父亲加入省联总后，他的文字功力，更是得到了充分的施展。他写的稿子，言简意赅，没有一句废话，却又一针见血，很有杀伤力。他写的大字报，更是得到人们的追捧。记得那时，在会议室里，总有一大群人簇拥着他，长条会议桌上，已铺好了纸张，一大碗墨汁，一支大号的毛笔，都已到位。随后，父亲就会抓起笔，饱蘸墨汁，悬腕挥毫，很快地又是完成了一份大作，人们赶紧把大字报张贴出去，紧接着就会有很多人聚拢来看，父亲的眉眼间就免不了带上了几丝得意。
　　 他被吸收到革委会中，也开始拥有了一定的权力。
　　 那时的夜晚，常常会有他的革命同事来访。那些叔叔，和我父亲就着一小碟花生米，一边喝酒，一边讨论革命大事，忧国忧民之情真是溢于言表。而我的父亲，在酒精的作用下，则更是慷慨陈词。这一幕幕场景，至今想来，仿佛还在眼前。
　　 父亲的本性是耿直而天真的。现在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就时常忍不住要对看不惯的事情，提提意见了。也好为别人打抱不平，因为口才好，也会让领导下不来台。父亲很为自己的直爽而自豪:“哼！最看不惯那些私心重的人。为了点私利，就整天打小算盘，还要去算计别人，磨磨唧唧的，实在是看不上眼。”也许是看多了包青天的故事，我想如果有机会，他大概也是很想去试上一试的。
　　 危机，却总是潜藏在表面的繁华后。
　　 一九七六年，中国的多事之秋。
　　 周总理、朱老总相继离世。唐山大地震，让人们都生活在惶恐之中。九月的一个午后，父亲正在家里午休，忽然墙上的有线广播里传出了哀乐声，紧接着播音员用沉痛的语调，宣读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父亲腾地一下从床上跃起，怔怔地喃喃自语：“毛主席怎么可能逝世呢？怎么可能呢？”
　　 紧接着，十月来临。空气中开始有了一丝不寻常的味道。大人们的脸上都有几分耐人寻味。那几个叔叔，还是来找父亲，只是他们聚在一起说话，声音小了许多，很神秘的样子，据说是小道消息不好给别人听见。
　　 很快，谜底揭开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父亲的单位，也是张灯结彩，锣鼓喧天。父亲和那些叔叔们，都是由衷地高兴。因为他们认为，把藏在中央的那些奸臣抓起来，结束国家的混乱局面，一定是件好事。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由北京这个政治权力中心所掀起的风暴，所泛起的涟漪最终会波及到他们。
　　 [四]
　　 该来的终究还是要来。大约是在一九七七年左右，舆论导向开始转向对文革的反思，以及对两个“凡是”的质疑。当时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理论，一场自上而下的清理工作由此展开。
　　 父亲和那些参加省联总的人，都受到了审查。父亲当时的罪名是造反派的“狗头军师”。但是组织经过调查后，又发现这个军师有点名不符实，除了有点好出风头，写过不少大字报外，倒也找不出其出谋划策的证据。于是降格为“黑笔杆”。父亲被勒令深刻反省，向党、向革命群众做出检查，听候处理。
　　 那时候，我刚上小学，却也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惧。而父亲则更是失魂落魄，每日里，枯坐不语，整宿无眠，不停地喝着闷酒，随后就是反反复复地修改检查。天亮后，就去单位宣读检讨，接受批判。父亲的检查总是不过关，总被斥为不够深刻。于是，这样的思想折磨，就成为一种无休止的残忍游戏。他的精神，都快处于崩溃的边缘。母亲怕他出意外，就特意请假，每天去父亲单位接他回家。
　　 父亲说，他思前想后，就觉得自己只是一颗可悲的棋子儿。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书生轻狂，头脑发热。以为只要跟着中央、跟着毛主席就不会有错，又怎能真正领悟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呢？好在自己只是在意识形态、思想观点上和别人有争论，却从未想过要去整人（这种做法，不符合父亲的道德观），也确实未整过别人。如果真要心有所愧，也就是有些愧对老魏了。
　　 老魏是父亲单位的一个技术员。年轻时长得一表人才，不仅技术好，而且心灵手巧，会干很多活儿，很受女孩子们欢迎。后来老魏娶了一个漂亮的杭州姑娘，还有了两个孩子，日子过得挺安逸。文革来了以后，老魏在乡下的娘受到了冲击，因为他家被划为地主，他娘就是地主婆了，要挨批斗。老太太吓坏了，就苦求亲戚，将她送到杭州，来投靠儿子。可是，随之当地的一份协查公函就发了过来，老魏还嘴硬，说自己的娘没来过。但最终还是被查实了。这下问题就复杂了，老魏的娘被押回家乡，老魏也被开除公职，遣送回乡。
　　 父亲的心里是暗暗地同情老魏。他说，哪个孩子不护着自己的娘？再说，老魏家也算不上罪大恶极，就是多了几亩地而已。父亲在党委会上为老魏据理力争，希望保留老魏的公职。但是无用。领导还语重心长地说，希望父亲明白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一个党性问题，更是一个敌我矛盾问题。父亲说，在当时的形势下，自己人微言轻，而且也有一份懦弱，最终妥协了。
　　 老魏为了不牵连妻子，离了婚。走的那天，父亲代表组织出面，将老魏送到车站。老魏将大孩子给了妻子，而带着那个小的、还不到一岁的孩子回乡。他的妻子还是来送了他，小的那个孩子在他怀里“哇哇”大哭，朝自己的母亲不断伸出小手，妻子却只是无语地抹泪。父亲看得心酸，却又苦于身份，不能流露那份同情，只是轻轻地拍着老魏的肩，叮嘱他“保重！”父亲说，列车远去的那一刻，他偷偷地落泪了。
　　 老魏成了父亲心头的牵挂，他曾两次利用出差的机会，悄悄去过老魏的家乡，可惜都没见到老魏。据说老魏是挑着担子，一头装着缝纫机，一头装着孩子，到别处去讨生活了。而老魏的娘，也早已去世了。
　　 每一次说起老魏，父亲总是掩不住的叹息。
　　 [五]
　　 风暴还在继续，组织上终于抛出重磅炸弹。之所以认为父亲的检查不深刻，是缘于一个小本子。那些常来我家，找我父亲喝酒的叔叔中，有一个老胡。父亲说，他常看到老胡在小本子上写写画画，却不以为意。后来才知道，老胡把他们说的话都记了上去。现在为了自保，老胡主动把本子交给了组织。
　　 父亲说，那一瞬间，后脊梁骨都发凉了。那些喝着酒，豪情万丈的夜晚，心里面只有热情和豪气，那些被酒精所催热的话语，自己都已遗忘。因为信任，才会口无遮拦，可是，这一切，却化为了击向自己的重拳……
　　 父亲病倒了，面容枯黄、骨瘦如柴。医院诊断是急性肝炎（甲肝）。家里，第一次飘起了中草药的味道。因为害怕传染给革命群众，父亲在家隔离，倒也暂时获得了平静。那段时间，父亲不再喝酒，只是静静地看书，安静地思考。很快，父亲就恢复了健康。医生说，那是因为父亲的身体底子好，但是以后尽量别喝酒，以免伤肝。
　　 父亲又去上班了，而那一场风暴突然就平息了。父亲被撤去一切职务，被打发到一间小小的，终日不见阳光的小办公室里。那间屋子，原来是单位冲洗相片的暗房，因此总是会有一股氨水的味道。父亲倒也平静，也许对他来说，也是早已做好了思想准备。
　　 单位只是安排他做一些杂事，闲暇时光，他就是看书。那段时间，父亲看了大量的书籍，而我也在那时跟着父亲看了不少书，尽管很多书，我是看得半懂不懂的。
　　 后来，父亲找来一个小炉子，既为了取暖，也可以烧开水。第一壶水烧好后，他兴冲冲地拎出去，挨着办公室问：“要水吗？”而回答他的，是客气而疏离的拒绝。那些昔日的同事，却仿佛已和他隔在千山万水外了。最终，他一滴水都没送出去。父亲那天似乎是受了打击，怅然若失间，只是低语：“我烧的水，送上门，都没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