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四类分子
　　 转眼到了收苞米的季节，那几天人们特别辛苦，每天天不亮就要出工。妈妈为了出工，总是一听见鸡叫就起床做饭，一家人要赶在出工前吃完饭，然后一起出工。我虽然小，因为家里人全都出工了，我不能一个人呆在家里，只能跟上妈妈一起出工。于是，每天早上，我总是迷迷糊糊地被妈妈从被窝里拉起来，揉着惺忪的睡眼，穿衣吃饭后，再跟上他们一起去庄稼地。
　　 那时候还没有现代化的农用机械，主要靠人力，我亲眼目睹了他们劳动的辛苦，直到现在也记忆犹新。他们每天早上到了地里，由生产队长按人分派任务，然后大家就急急忙忙赶着做活，一般白天妇女负责掰苞米，男劳力用背篓往地头背，然后再由一些有架子车的人用车子把苞米棒拉回村里的场上，晚上大家一起集中在场上剥苞米衣。大家是各尽其力，人人都很忙碌，吃饭也是匆匆忙忙的做些最简便的饭食，饭后又都会急匆匆地赶往工地。人人都知道，庄稼收获的这几天很重要，如果收获不及时，遇到天雨，庄稼淋湿了会发酵，那可就损失大了，弄不好要吃一年的坏粮食，所以大家都很卖力，没人偷懒。为了赶时间，人们甚至晚上也不休息，白天黑夜地连轴转。
　　 我最喜欢晚上人们集中起来在场上剥苞米的场景。那样的场面很壮观也很热闹，常常是全村的男女劳力在一起比赛谁剥苞米衣最快，谁把子拧得好，谁搭架子搭得又快又结实，大家干得热火朝天，忙一个通宵那是很平常的事，第二天照样进地干活。唉！朴实的农家人在这个时候一心想到的是庄稼的收获，没有人计较自己的劳累辛苦。我相信每一个走过那个年代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和体会。
　　 我虽然还不到五岁，但是因为是农忙时节，妈妈要出工，我不得不每天跟在妈妈后面早出晚归地跑，有时困了就睡在地头上，尽管这样，我喜欢这样的季节，在地里，妈妈会凭借经验给我找到最甜、水分最大的苞米杆折给我，当做甜甘蔗给我吃，我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甜苞米杆，一边按母亲的吩咐满地里找一些高大的野菜，拿回家里就饭吃。苞米杆虽然很甜，但也不是好东西，吃多了口腔就发炎，有一年就因为吃得过多，引发了口腔炎，我嘴疼得几天吃不了饭，为此妈妈自责了好长时间。这个季节里最吸引我的美味就是嫩苞米，那是我怎么吃都不会厌烦的。记得那时生产队每天收工后，会捡出一些晚熟的嫩苞米按人头分给大家，妈妈就用这些嫩苞米设法做出美味可口的甜苞米粥，或者用清油炒粒吃，还可以在锅里蒸着吃、煮着吃，放在锅底的柴禾里埋起来烧熟吃，每一种做法都是那样的美味，咬一口满嘴香甜，现在想起来依然会流口水。而今生活好了，每年新鲜的苞米下来，我也曾尝试用同样的方法做熟吃，可是咋吃都吃不出那时候那味道，不知道是因为现在吃得美味太多，标准提高了呢还是因为现在的苞米多施了化肥而变了味道。
　　 在这样繁忙的季节，农家的孩子们也都不会闲着，都会被大人指使着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比如摘毛豆、打猪草、剥苞米衣、剥苞米粒，甚至于帮大人推架子车，搭苞米架时递送剥好的苞米或者拧好的苞米把等等。但如果是生产队集体劳动，我们就不用做了，因为生产队是不给小孩记工分的。每当大人们集体劳动的时候，我们就在周围玩自己喜欢的游戏。有时候我们就会用苞米缨子和苞米衣扎小人玩，方法是找一片洁白的苞米衣，对折后，往里塞些苞米缨子，留出长长的小辫，把头扎起来，再找些黑墨画上眼睛、鼻子、嘴，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就诞生了，要不，就拿一大把苞米衣扎起来，撕成细条，在下边缀上螺帽或者铜钱之类的重物，做成一个简单的毽子，大家一起踢着玩。男孩子们会折些苞米杆当枪使，互相集合起来模仿电影里的战斗场面。这些并不新颖的玩具和玩法，却满浸着农家孩子的欢乐。
　　 地里的苞米掰完之后，人们又开始挖苞米杆，然后是耕地播种，等到地里的庄稼收获完了，麦子也种上了，并且渐渐地长出嫩绿来，天气也一天比一天寒冷，冬天来了。
　　 冬季是农村相对比较清闲的日子，因为这期间除了给麦田追肥之外，地里没有太多的活计，人们也利用这样的季节平整土地，打土坯盖房或者进山打柴，扛木头等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中国的农民一直都过着这样艰辛的苦日子。他们一年四季都没有休息的时间，虽然收入微薄，却从来也没人抱怨，他们已经习惯于这样清贫简单辛苦的过日子。但是，1973年的冬季，阶级斗争之风满世界刮着，谁稍微有点牢骚，说话一不留神，就会被冠上反动分子的帽子，在村大会小会上挨批斗。
　　 我当时还不能理解一些新鲜的名词，根本不知道阶级斗争是什么，曾经问过母亲，母亲说阶级斗争就是斗坏人、斗地主。我就问她：“谁是坏人，地主是做什么的？”她就会不由自主地咕哝：“谁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明明是好人，偏说是坏人，地主早都没地了，又没做坏事，有些还经常帮助穷人，不问好坏一起批斗，让人不得安生，真是想不通。”这个时候，我要再问她，她就很不耐烦了。我虽然也听他们说过，却没有见过在哪里批斗过什么样的人。
　　 不久后的一天，公社派的工作组来了，在工作组的安排示意下，村子里把各家大门上已经褪掉色的毛主席画像重新描画了一遍，村子里的一些墙上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标语也重新刷新了，村头还贴了好些红的、黄的大字报，听大人们议论，说是新的阶级斗争又开始了。
　　 人们三三两两地站在村头看那些大字报，然后又叹息摇头地走开，看着人们严肃的面孔，回到家里我就好奇地问母亲：“村头大字报批判谁呀？”
　　 “批判反动分子吧。”母亲正在炕上缝棉衣，头也不抬地说。
　　 “哦？谁是反动分子？他们为什么要当反动分子呢？”我不解地问。
　　 “谁知道呢，解放这些年了，哪来那么多反革命呢？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我也弄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一夜之间，好人也就变成坏人了，真是无法想象。”母亲说着，一脸的严肃，好像很不高兴的样子，对我也没有好声气，“小孩子又不懂，问那么多干啥？”我本来还有好多疑问，但看她的样子就没敢再问。
　　 一天早上，我正在睡懒觉，就听见外面锣鼓喧天的，还夹杂着一些人呐喊的声音。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赶快穿好衣服，脸都没来得及洗就往外跑。可我还是出去迟了，一大群人已经走过去了，我只看到他们的背影，一些带红袖章的人拥着一个头上戴一顶高高地尖尖帽的人，在一个领头人的带领下边走边挥舞着手臂高呼：“打倒臭老九！打倒四类分子刘俊发。”后边跟着一群孩子，也边跑边喊，并且还捡拾一些土块朝戴高帽子的人扔过去。我好奇地撵过去，想要看看刘俊发的狼狈样子，突然，母亲不知从哪里出来了，一把拽住我的胳膊，拖着我就往家里走：“回去！人家心里难过得跟啥一样，你还看热闹。”母亲的劲很大，我几乎是被她拎着进了家门，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我看看她，她严厉的眼神让我害怕，我乖乖地跟着回了家，听着远去的铜锣声，却不敢提出要去看看。
　　 母亲一边往回走一边自语：“真是的，非要搞得人心惶惶才好吗？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的?生产队里活那么多，每天却忙着搞阶级斗争，路线走好了，就不用吃饭了？那么好的人还要挨批斗，还有好人吗？”回到家里，我问母亲为什么批斗俊发叔，母亲一脸的怨气，“谁知道为什么？今天工联斗工总，明天工总打工联，听说都出人命了，还在打，社会咋成这样了？”
　　 “工联是好人还是工总是好人，谁是我们自己人？”我更加好奇。
　　 母亲一脸的怒气：“不知道，都是自己人，一样的人，偏要分出工联工总来，还说什么夺权夺权的，谁知道咋回事？地里那么多的活不好好做，整天一个整一个的，真不知道这些人咋了？”
　　 母亲越说越生气，我不敢再问了。
　　 那天晚上我已经睡了，听到母亲仍然在和父亲讨论刘俊发的事，母亲追问父亲到底咋样，父亲说是自己队里没有人说什么，都是外队上有人要整他，说他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说完又深深地叹息了一声，说是刘少奇也危险了，姓刘的都跟着倒霉，说完就吧嗒吧嗒地抽旱烟，母亲深深地叹口气，无奈而忧郁，似乎国家正发生什么重大的变故，我也莫名地跟着担忧起来，过了好久才进入梦乡。（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