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有才者很多，有能者很多，兼有才能者也很多。有能者必有才，有才者未必有能，有能也未必有用。很多读书人不能说无才，也不能说无能，但相当一部分就是无用，这恐怕就是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意思吧。
　　 历史上有大才者，先秦时屈原当是典范，两汉时贾谊、司马迁当是典范，唐代李白、宋代苏轼也是响当当的典范。谁敢说这些人有才无能？但他们就是无用，当然是相对统治者的需要而言。
　　 屈原在战国末期，是名噪一时的政治家、外交家、文学家、文化形象大使、皇族后裔，是典型的根正苗红有才有能者。但就是这样的大人物竟至于两次被流放，郁郁寡欢，怀才不遇，终成为沧海遗珠，落得个投河了断的结局。其披发行吟于泽畔，峨冠博带，吟哦不绝，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美艳形象成了历史绝品。为什么有才有能就是没用？因为他的政治理想和诸侯争霸的现实、与时代进步潮流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相吻合，他的尧舜政治和战争残酷的现实相去甚远。君主要的是或扩边封疆，或保全封地，或残喘苟安的实际手段，而屈原提供出来的却是不着边际的宏伟蓝图；楚王愔愔于抵御强秦守土固疆的眼前窘境，屈原却孜孜于口口声声先王德政、弭谤止谏的数落。再加上奸佞宠宦的旁敲侧击，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帽子就实实在在地扣在了这位时代精英的头上。西汉“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贾谊与“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的司马迁是彪炳千秋万代的人物。他们所学经世致用的东西始终与皇帝内安诸侯、外御侵凌的根本需求不合，他们以一介书生的见识，意图改变执掌大汉未稳江山的皇帝的想法，他们只看到民心相背、人伦公理的将来时，却不知皇帝心中缺的是安内攘外求得平衡的现在时。贾谊英年早逝留给后人的只有慨叹，而司马迁心中的愤恨蒙蔽了双眼，至死也未必清楚皇上惜才爱才之心和恨铁不成钢的隐情。他可曾知道，汉武大帝是一位胸襟博大，思贯百代的帝王，心中想的是汉匈间这个威胁汉朝大统的主要矛盾。谁影响了消灭匈奴这项伟业谁就是万恶不赦的罪人；谁成就了这项伟业，谁就是汉朝的功臣。你以一介书生的身份竟为败将开脱罪责。且不说你的所陈是否客观，就凭你作为历史学家却看不出这个问题就足以除你废你，实在是爱惜你的博学多闻，还可修史，才饶你不死。你有怨恨，只能怪你自己。其他方面本想得到你的鼎力帮助，谁料史学家竟至无用到家！
　　 历史上有大能者，其才名未能光彩夺目，其用却奠基匡鼎者，不乏其例。张良留给后人的并无经典宏论，但定鼎大汉却功不可没；萧何论武不及韩信，论智不及张良，而丞相一职却是不二人选。即使在选择接班人时也能恰到好处推上无为而治的曹参。曾国藩生逢末世，正值清朝气运衰微之时，此时，作为一方封疆大吏的他，论武可以镇压天国运动，论文有卷帙浩繁的家书传世，论策有洋务开河盛举，论财可以保一方平安之外上堵国银巨额亏空。这应该算作其中的少之又少的特例。有人甚至列数清代大员，以位高权重而能寿终正寝者唯曾公无二。有人就纳闷，曾国藩何以做到八面玲珑，游刃有余？这与他懂得时时效忠之外还不忘示弱，示诚有着极大关系。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曾国藩权倾江南，辖制多省，有人提议把他的财权分一块出来，慈禧允诺后，曾国藩马上意识到太后对他已有防范之心，他不仅没扩充兵马以图举事，而是主动呈请皇帝派员监察他的兵、政、财各项工作，既打消疑虑，又深得信任。比较一下，他的才不是最高的，他的能也不无右出，但他的用却是独特的，这样深得太后意旨，又能实现朝廷意愿的大臣得到重用便在情理之中了。
　　 为什么得到重用的人常常不是最有才最有能的人呢？主要是，有才有能者好显露主张，想问题的立足点是自己的见解得到赏识和采用，不去充分考虑主子的想法和意图。而那些得到重用的，首先考虑的是主子想干什么，想让我怎么干，决不去显才摆能。足见历代得用者绝不是处处、时时、事事为自己所想的人。而那些替自己想的或替他人想的多于替主子想的的人，恐怕很难得到长久的重用。
　　 田家英作为主席器重的秘书，被派往基层了解民情。回来时，首先把得到的真实情况向少奇汇报，并在得到少奇的授意后把主张向主席申明。此后失宠乃至自杀，说到底是自己站不对位置的结果。他以书生意气追求实事求是，岂不知却犯了大忌------没有按主子的意旨行事。同样作为秘书的陈布雷，苦于撰写自己不情愿写的政治文章，起初犯难的以头撞墙，后来干脆自行了断为快，也是摆不对自己的附庸身份所致。相反，张道藩以留洋画家（曾与徐悲鸿为同学好友）的身份从政，很快丢掉书生的臭架子，不折不扣为老蒋效力，最后随寓台湾，得以晚年无虞，终其一生。一次随蒋总统出访印度，一下飞机，印度总统以盛礼相迎，全身伏地致礼。老蒋无招以应时，张道藩迅疾就地滚身，还以重礼，替老蒋解围。倘若张道藩注重自己的清高，当时无动于衷，给老蒋留下遗恨，之后却大显所能，到处张扬自己博识，笑话老蒋极其智囊都是孤陋寡闻的酒囊饭袋。他在老蒋的身边能得到什么，就不言而喻了。对老蒋而言，张虽没有攻城掠地，经天纬地，御寇平共的业绩，但礼用周旋之为也不失大略之体用，所以重用张就成为天经地义，不容置喙的决定。
　　 当然，以上所说都有一个前提------用与被用者是主人与附庸的关系。倘若关系改变了，这种规律就会被打破。尤其是在尊重科学，推行民主的环境中，更不至于像奴才一般唯唯诺诺，曲意逢迎。所以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思想和民主理念深得人心之时，书生就会真正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粪土当年万户侯，最终成为一时豪杰，风流人物。这样的话，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谬论还会有人提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