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7日晚，在位于河北馆陶第一中学的教师办公室内，一个标有敌敌畏字样的空瓶子，一个伏案“沉睡”的中青年男子和一份寥寥数语，却无比沉重的遗书，这一切便构成了赵鹏的悲剧。
　　 河北馆陶县第一中学未满30岁的高三年级班主任赵鹏服毒自杀。他留下遗书称，活着太累，每天无休止的上班让人窒息，工资只能月光，决定自杀离世。据悉,赵鹏3月份的工资为1950元,包括1450元基本工资和500元补助。(5月28日《新京报》)
　　 与官员因压力而“抑郁自杀”相比较，赵鹏的自戕则多了几分悲凉。“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或许在莎士比亚的这句旷世名言中能找到答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其“灵魂”却率先出窍，肉身与灵魂的瞬间切割，均在这封遗书中飞灰湮灭。对这封遗书进行解读，我们窥见的是“新三座大山”的巨大负重，应试教育二元结构下的制度沉疴和同“以人为本”背道而驰的苍白呐喊。
　　 物质与精神的孪生属性，使它们成为人类的永恒话题。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物质是基础，精神乃归属。二者相互转化，互为补充。纵观赵鹏流星般的一生，他所迈过的每一步都足以构成他自杀的缘由：家境贫寒；高昂学费；买房还贷；入不敷出......这一切对于从出生那一刻便输在起跑线上，没有任何背景和各种裙带关系的人们来说，注定将成为“赵鹏式”的标本悲剧。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并不能成为赵鹏自杀的卑微借口。社会竞争是按公平、公正、公开的法则进行？是以“按劳分配，能者居之”的原则进行吗？是在没有权力盘剥，暗箱操作，人人平等的准则上进行吗？......种种疑问背后，却逃不出意识形态的牢笼。当“月光”、“压力”、“累”、“窒息”等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时，我们或许理解为某种抱怨和牢骚，但当其出现在遗书中时，我们才猛然发现这些词语背后的精神沉珂。周而复始的格式化生活，逐渐磨灭了生活的激情、熄灭了理想的圣火，并最终回归于柴米油盐酱醋的暗淡生活。
　　 应试教育体制意味着升学率主宰一切，学生没有自由之思想，教师没有思想之自由，二者被牢牢控制在应试机器的囚笼内。培育出来的学生不伦不类，培养出的教师中规中矩。老师与学生，在这台高速运转的考试机床前，成了被打磨，抑或即将被打磨的器件，最终成为千篇一律的教育商品。赵鹏之死，对于处于“社会金字塔”底端的人来说，死亡或许正是他们表达重生的特殊方式。所不同的是他们付出的是生命，付出的是一生！
　　 言过之后，作为同龄人，对于赵鹏的自杀行为，并不完全苟同。或许有人认为其懦弱不堪，丢下妻儿于不顾，不配以男人自居；有人认为其迫于压力，唯有以死声讨教育体制的腐臭。赵鹏的生存危机，从侧面反映了当下的人们的生活态度。但面对重重藩篱，赵鹏最终选择了这种悄无声息的自杀方式。与其曰平静，不如说惨烈，因为惨烈背后隐藏着难以言表的卑微控诉。
　　 浮躁、绝望、杀戮和死亡，不一而足，这些都是转型时期的中国所必须经历的炼狱。赵鹏出入红尘这三十载来，中国的每一丝病变，都构成了他自杀的死亡背景；中国的每一次染疾，都组成了他绝望的死亡代价。“逝者长已矣，生者如斯夫。”无论你是位高权重，还是贫贱卑微；亦无论你是居庙堂高远，还是偏安于陋室。
　　 在伤过，痛过之后，我们依然要前行，依旧要前进。用希望战胜绝望，用纯洁战胜肮脏，用光明战胜黑暗。赵鹏的悲剧，正是这个国家的喜剧；同样，赵鹏的喜剧，却是这个国家的悲剧。他留下的遗书，不单是留给家人的，更是留给这个国家的。
　　 （2012.06.03于贵州兴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