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须”三谈
　　 何须“重拳出击”
　　 媒体载，某县在整顿占道经营时，赫然地用了“重拳出击”手段，我的眼前忽然地就浮现出与当下“和谐”的社会生态极不协调的画面来：驱赶、强赶、追赶，而那些一时云集在街道档口的摊贩们则是一脸的惊惧和恐慌。究竟是不是发生了这些不愉快的行为，我不敢妄言。然而，“重拳出击”这个词无论如何让人听起来总有些沁得慌。
　　 老实说，我也不赞成那些摊贩们无视市场管理秩序，随意在大路上摆摊设点，熙熙攘攘，纷纷乱乱，车行无道，人走无路。通过健全制度，加以规范，无可厚非。然而，若是要“重拳出击”，则不免多了许多的横气、霸气、凌气。在我看来，首先从经营主体看，无非是些为生计奔波的老百姓，其中因下岗而生活无着落者有之，因户口迁徙到城市而失去生活来源者有之，郊区的农民进城谋些小利者有之。他们的举止行为违反了城市管理制度，影响了市容形象，在性质上充其量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教育者可之，批评者可之，取缔者亦可之。用得上“重拳出击”，大打出手么？其次，从执法主体而言，依法行政是执法者最基本的要求，文明执法更是起码的道德底线。即使出现了秩序混乱的现象，根子似乎还应从管理部门去寻找。再次，从政府与百姓的关系说，我们每一个政府工作人员最热衷的大概就是把自己打扮成“公仆”的角色，最喜欢说的话，大概不外乎“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那么，这些占道经营者包括不包括在“民”的行列呢？如果包括，那么，他们也就是社会主人的一份子了，也许是“主人”中的落后成分，现在“公仆”们忽然地对“主人”要“重拳出击”，见诸媒体，岂非有些滑稽？
　　 人类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文明、民主早已成为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连监狱都在不断探索人性化管理，我们执法人员是不是也要改一改自己的思维方式了呢？如果还像“文革”年代，动辄“重拳”、“铁腕”，也太有点不合时宜了吧！
　　 话又说回来，有时候，执法人员也未必就那样的凶神恶煞，倒是那些刀笔秀才，信手写来，什么话“带劲”，就写什么；什么话吓人，就写什么。结果是好好的一件事情，被描得五马六道，面目全非。岂不知如此一来，却是南辕北辙，事与愿违，受伤害的不仅仅是执法人员一方，也玷污了政府形象。
　　 何须“恣肆张扬”
　　 生来愚钝，与“敏而慧”相去甚远，却又喜欢上舞文弄墨的行当。虽说是夜半灯花，茶罢饭后的业余寻趣，却也伴我从青春年少走到了夕阳晚景。虽不能说著作等身，书是出了几本，却总也学不会人家铺排张扬的习惯。
　　 衣襟上滴了几滴墨汁，便常常摆不脱与写作有关的话题。街头邂逅，总会被问起“近来有什么大作发表？”或者“最近又写了些什么”，而我的回答却总是一句话：“没写啥。”下面就没话了。前些日子，街头与一朋友遇面，许久没有见，人家也是这样问我，我仍旧老调重弹。接着又问，你最近在日报上连载的长篇，没听读者有啥反应？我回答说，不知道。接着他又说，你那个《秦始皇》写的不错。我于是愕然。因为我的作品分明写的是汉武帝呀。
　　 其实，任何一个作者，怎么会不关心读者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呢？事实上，我的长篇连载以来，就听到过不少的评价。赞扬者有之，善意批评者亦有之，但在我看来，这是我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必要夸夸其谈地公之于众。而对于不在圈子的朋友来说，你说这些，显然不在人家的关注范围之内；对于圈内的朋友而言，不用你说，他自然也会从各种渠道去打听作品的社会反响。不惟是出于关心，也是获取信息的需要，由自己去告诉别人读者对“我”的作品怎样云云，我总觉得有些塞口。
　　 这不是我故作谦虚。毛泽东早就说过，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不愿意张扬，当然一方面是秉性使然，但更多的还是出自于我的处事方式。首先，在我看来，写作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一种“有话要说”的精神需求。离开这个根本的需求，那么，写作就成为一种纯功利行为。文章十年事，得失寸心知。就像鞋子一样，穿到脚上，舒服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你告诉别人多么夹脚，能有什么结果呢？你就是把自己的作品说成一朵花，别人不买账还是不买账。再说了，你只说“过五关”，不言“走麦城”，也缺少了些辩证思维。其次，如我这样，早已过了激情燃烧，汹涌澎湃的年月，从不惑而知命，从知命而耳顺，什么风雨没有经过？终其一生，也没有闹出个什么名堂。与许多同龄人相比，常常惭愧得无地自容，有什么资格或者有什么必要拿了那些“虾爪蟹尾”的文字在人前炫之耀之呢？别人当面不说，是看你这张“老脸”，背地里少不了骂“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老烧料。”
　　 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我自己不事张扬，并不意味着不尊重别人的生活选择。而且，我在同朋友的叙谈中，几乎不说“你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的话。到我身边来的朋友，年轻的都过了而立之年，年纪大的可以被我称为先贤，人家有的是头脑，何须我去“点拨”，这不是没有自知之明么？还有，就是你要别人做的，你自己都不敢保证做得到，这岂非以自欺而及他人，有点己所不欲，强人所难的味道。
　　 何须“耿耿于怀”
　　 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大鱼池，因了水的多层次，鳞潜水族的命运便迥然相异，有的浮在水面，尽情地享受阳光、空气，有的沉在水底，永远与阳光无缘；有的甚至经常要受到“水霸”的欺凌。从佛学说，这叫做“机缘”或者“宿命”，从社会学说，又叫做个人的遭遇，大同而小异。通俗地说，就是打砖要饭的不要“眼红”穿蟒戴冠的。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心安身安的。因了“文革”中遭受了冲击，以致几十年后，仍然怨气冲天，提起伟人，便大骂不休；因了被提前退出官场，常常忘记自己曾经也是坐在最易出问题的“前三排”事中人，回过身大骂时任的掌权者“腐败”来。这几乎成了当下文化的一种怪现象，似乎“洪洞县里从来就没有好人”，只是不知道这“坏人”中是否也包括了自己。
　　 近读《百岁00后》一文，深为著名经济学家杨敬年老人的胸襟和气度、豁朗与达观、宁静与淡泊而有了一种“高山仰止”的钦敬。论学识，这位与世纪同行的老人早在建国前就已驰名经济论坛；论著作，他一生著述数百万言，而且均是振聋发聩之作；论遭遇，从50岁被打成“右派”，到文革中住“牛棚”，人生的黄金岁月都消磨在了“运动”中，待到昭雪平反，已是“古稀”之年了。带着研究生，却因年龄过了而始终没有获取“博导”的聘任。然而，杨老就是杨老，他不但在人生风雨中意志坚如铁，更在个人毁誉面前度量大如海，从未怨天尤人，甚至对于一次次运动中写假证明陷害他的人都给予宽谅，竟然把七十岁当作人生的起点，撰写了150万字的文稿。这是何等的高风亮节，何等的博大胸襟，何等的人生境界，何等的纯洁心灵，让我等后来人为自己斤斤计较的行为而自愧。
　　 早在南北朝时期，著名文艺评论家刘昼就曾经说：“梗枬郁蹙而为木石之瘿，蚌蛤结疴而为明月之珠。”这是说，斤斤计较，心存块垒，耿耿于怀，都是一种病态的心理。
　　 由此可知，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仁者而寿，难怪杨敬年先生活到104岁，仍然精神矍铄。以人为镜，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放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