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监察部2011年1月6日在京召开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工作情况新闻通气会，宣称：2010年1月至12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427186件（次），立案139621件，结案139482件，处分146517人。并提出了2010年受党纪处分人数占党员总数的比例约为1.5‰。
　　 对此，我以普通党员的身份，谈谈自己的看法。
　　 其一，对“2010年受党纪处分人数占党员总数的比例约为1.5‰”的数字，我不知道是如何统计的。因为，按照这个比例计算，中国共产党党员应该是9700多万，这和中组部公布的7000多万党员的数字相去甚远。我不知道中组部的数字准确，还是中纪委统计数字准确。
　　 其二，中纪委统计称“2010年受党纪处分人数占党员总数的比例约为1.5‰”。
　　 我认为这种统计方法并不科学。中纪委在统计贪污、腐化、违纪违规的党员时，不应该把广大普通党员计算在内。当然，某些执法部门的普通党员确实有违纪违规的问题，但就整体来说，普通党员贪污、索贿、违纪违规的几率是极小的。只有那些有权有势的官员才有机会有条件买官卖官，接礼受贿，违法乱纪。所以我认为，在统计受处分的党员时，不应该让广大普通党员和离退休的党员来陪绑。当然，把十三亿中国人都计算在内就更不可取了。这笔帐只能记在有职有权的大小官员身上。
　　 另外，按照中纪委的说法，这1.5‰并不都是贪污腐败的，还有一部分违纪违规的，其中中纪委透露违纪违规的：2008年11月至2010年8月，查办扩大内需政策，处分430人。截至2010年12月，查处抗震救灾的，处分689人。在工程建设领域，给予党纪政纪处分9349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5150人。2009年4月至2010年12月10日，全国共清理“小金库”45593个，涉及资金235亿余元，受到行政处罚的842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1827人。
　　 以上共计13137人，其中6977人移交司法处理，这些人必然涉及到贪占腐败走向犯罪了。扣除这些犯罪的，列入违纪违规的也只有6160人。这就是说，在处分的146517名党员中，起码有14万人属于贪污腐败的范畴。
　　 其三，作为广大普通党员，离退休党员，退居二线的党员（我省一些市、县，副科级以上54岁就离职了），他们没有权力，没有条件，也没有空间贪污索贿腐败和违法乱纪了。具备这个功能的，只能是有权有势的在职大小官员。
　　 在百度查了一下，全国在职的副科级干部约200万，如果这个数字出入不大，那么在这200万大小官员中，有资格贪污腐败和违法乱纪的，恐怕连三分之一都达不到。比如科技干部、各级党政机关有职无权的大小官员，他们也没权力没条件贪占腐败和违法乱纪。姑且把有权力腐败的官员按100万计算，那么，2010年中纪委公布结案（注意，没结案的不计在内）受处分的14万人贪官，绝不是1.5‰了，而是14%了。
　　 其四，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干以胜6日称：“反腐败无效论、无用论”这种说法毫无根据，腐败分子或严重违纪的党员只是极少数，中共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
　　 说中共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没错。但这种提法不科学：用全国数千万党员换算出来1.5‰的腐败分子人数，然后再把1.5‰的数字偷换到200万党政官员身上，是不能让全国人民信服的。另外，一方面2010年查处的案件，还有没结案的。另一方面根据以往查处的贪官材料，绝大多数都有多年的腐败史，有的长达十几年。这就是说，在我们党内，还有许多没暴露出来无法统计在内的，因此，中纪委公布的数字，绝不是真正意义的实际数字。
　　 其五，贪污腐败到底是呈上升趋势，还是呈下降趋势？
　　 中纪委公布受处分的146517党员，只是2010年一年的数字。我们不妨按2010年14万贪官这个数字推算一下。中纪委自1978年恢复以来，开展反腐纠风32年。如果说腐败呈下降趋势，那么以前腐败的人数肯定超过14万。姑且按14万平均数值计算，那么这32年查处的党政干部应该大于430万了。很显然，腐败的官员远没有今天多，起码改革当初那些年没有这么多贪污腐败官员，只是近些年愈演愈烈，呈上升趋势。换句话说：中国的腐败态势，是在与我党从事长期的反腐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成长起来的。
　　 那么，人们不仅要问：为什么反腐32年了，腐败不仅止不住，反而呈上升趋势呢？在我看来，不是中纪委不作为，而是我们过去的反腐政策和反腐措施，基本上是治标不治本的。
　　 在当前的社会状态下，任何人当中纪委书记，哪怕全国有1000个刘丽英式的纪委书记，也无法抑制腐败滋生蔓延。为什么？因为我们干部管理体制，是任命制，不是真正民主的选举制。干部的任免、调动基本是极少数人说了算，没有民主可言，这就决定了买官卖官的现状。试想想，在这种干部管理体制下，有真才实学的优秀人才，焦玉禄式的真心为广大人民群众办实事的干部，有多少能够得到提拔重用呢？而买官卖官导致的吏治腐败，只能出现恶性循环，层层腐败。
　　 郴州市原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曾锦春在教育儿子时说，“工作再努力也没用，重要的是把关系搞好，如果需要钱疏通，尽管开口。”这一语就道破了吏治腐败的严重现状。
　　 结合中纪委三十多年反腐经验教训，很值得我们反思。在我看来，大约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腐败的根源主要是干部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而是任命制造成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一套从上到下公开公平公正的干部选拔机制，也就是说，要建立一套具有真正民主的选举机制，而不是现在极少数人说了算的任命方式。
　　 第二，是对惩治贪官的刑法力度过于宽松，对贪官缺少震慑威力，这在客观上纵容了腐败的发展。如果在刑法上不给伸缩性，比如以10万元判一年刑为尺度，100万就是10年刑，超过一定数额（比如500万就判处死刑），没有回旋的余地，这在刑法上就有了震慑力量。让所有的贪污犯在接受贿赂时，手都发颤，也就是说把刀刃悬在贪官的脖子上，还有多少人敢顶风上呢？
　　 第三，必须提高纪检人员的执法权力。把纪检系统纳入三权在上管理，提升纪委书记的地位，把纪委书记的级别提升到与地方党委同样的级别，同时任命为当地党委的副书记，另一方面纪检的干部调动、任免都由上级主管部门说了算，不给地方党委任何制约和左右的权力。这样一来，才能有效地监督地方的党政干部。否则，哪个纪检干部敢监督管你的上司呢？（多说一句，国税、地税、工商、石油、烟草、移动等来钱的部门都纳入了三权在上，为什么纪委系统就不能呢？）
　　 此外，打击腐败还要从上头抓起。俗话说，水至清无鱼。如果上级党政机关都是一潭清水，就不会出现买官卖官现象的。
　　 否则，中纪委按着现在割韭菜的方式打击和抑制腐败，只能是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是不会取得显著成效的，更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