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似乎无所不在，无时无刻不在。有一句格言好像是这么说的，没有争论就不能彰显真理，道理是越争越明白。我喜欢当争论的旁观者，一是为了消磨无聊的时光，二是能学到东西。
　　 争论有各种各样的，当事人因为某种原因，比如面子问题，不管有理无理，必须争论不休，但就旁观者而言，观看鸡毛蒜皮事儿的争论无疑是浪费时间。政治的争论，基本上纯粹是可以当闹剧来欣赏，政治家们在表演的时候，不管他们是如何信誓旦旦，你万万不可当真，只能观而不语。科学和学术上的争论就不同了，不管争论的双方哪个有理，不管最后谁对谁错，你都能从争论的过程和内容获得很多知识，不过这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兴趣的背景。还有就是有关宗教的争论，不同宗教之间，谁的更管用之类的争论是非常无聊的事情，所以在古代，宗教间的争论更多的是靠武力、战争来解决的。宗教与非宗教之间的争论，广义的来说，是主义信仰之间的争论，毫无乐趣。哲学派别之间的争论，一般可以归到学术的范畴，让人受益匪浅。但在唯物主义信仰者看来，情况就两样了，因为信仰，再加上“主义”，争论的火药味就大大增加，历史已经演绎够了主义信仰的恶果了，想当旁观者，恐怕也不容易；狭义的来说，是无神论与有神论之间的争论，在中世纪以前，争论是很多，古今中外都有，古人留下来了的大量资料，够我们琢磨学习的了。相反，进入现代，在科技越是发达的今天，这方面的争论却越来越少了，起码在哲学，学术界是看不到了。人们终于发现，这样的争论其实也是很无聊的。人的精神层面的需要之差异是那么大，就宗教信仰而言，根本不可能问出个“为什么”来的。信了，就有了。
　　 有一种争论，不属于上面所提及的任何一种，有十足的学术味道，却也带有抹不去的宗教色彩，它能让你带着极其谦卑的态度去学习，探讨争论双方的渊阔学识，宗教和学术观点。当你真正弄清楚了双方争论的内容，弄明白了双方的真正意图后，你就会拍案哈哈大笑起来，然后还会在走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甚至扫地、炒菜等做杂事的时候，一想起来就忍不住边摇头边暗自发笑。
　　 这事要从我国近代两个大人物说起，一个是大哲学家胡适，一个是新儒学三祖之一的熊十力先生，也是哲学家。胡适先生是彻底的无神论者，而熊子似乎也不信什么教，但这两位大师都和佛教有着不解之缘。胡子是将佛教，尤其是禅宗骂了个狗血喷头，却在佛教界有着许多朋友，比如有名的太虚和尚；熊子呢，是将佛教某些理论拿来自己构建哲学系统，却被和尚们诘难，引起一场颇为壮观的“口水仗”。稍微探究一下这两位大师和佛教之间的“芥蒂”根源和“争论”的话语，那就真的会“捧腹”、“喷饭”，因为细究起来，恐怕跟这两位大师的“天真”有关。
　　 先从胡子说起。胡适先生是个彻底无神论者，年轻时就反对宗教，尤其是佛教。在十七岁的时候就发表过有名的质问佛教的文章，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只记得里面有这么一问，信徒只知道对着泥胎，木雕佛像顶礼膜拜，那么泥瓦匠和木匠岂不是比佛陀更有灵性？其实稍微有点佛教知识的就会知道，佛陀是最反对偶像崇拜的。后世这些个泥胎木像的出现，一是因为修禅的需要，观佛念佛，是收神定心的需要，也是进入禅定的一个重要“道具”；二是感恩，感谢佛陀教化。偶像被不明佛理的人误解，当做神灵来崇拜，实在是与佛教教义相悖的。估计那个时候胡子对佛教的教义还不甚了了，故而义愤填胸，振臂高呼。胡子认为，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实在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大不幸”、“佛教禅宗里百分之九十甚至是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一团胡说，伪道，诈骗，矫饰和装腔作势”，哈哈，老先生此时激动的有点语无伦次了。胡子经过缜密的思考和细致的考据，认为禅宗历史基本上是胡说八道，景德传灯录等完全是宗密编造的，禅宗里面那些名僧大都是行迹不定或隐居深山苦行的头陀，这些和尚的故事想怎么编就怎么编，根本无法考证的，这就为宗教骗子提供了造假，行骗的方便之门。认为高级骗子神会和尚编造了南宗禅的历史，甚至连《六组坛经》也基本上是神会的作品（胡子的考据结论无可争议的正确）。但是，胡适先生将哲学，考据学，和“科学”与宗教等同起来加以考虑，把风马牛硬拉在一起用搅拌机搅了个稀里糊涂。还是用近代史大家唐德刚先生的话和例子来更说明问题，“……研究佛教，他过分侧重了学术上的‘事实’，而忘记了那批搞禅宗佛学的人都很少研究‘思想史’或‘训诂’、‘校勘’的人。他们所追求的往往是侧重于生命意义和情感上的满足。‘禅’这个东西，在这方面是确实有其魅力的”。
　　 其实，胡子考据如何正确无误，佛教却有自己的判断之路，只要僧团认可，“五灯会元”里的故事，“坛经”和六祖慧能的故事，甚至整个禅宗历史，那就是真实存在的。比如大乘佛教出现后，那么多的大乘经典一下子涌现出来，遭到了很多非议，认为佛陀不可能说了那么多的经典，而且经典的内容跟原始佛陀之说相差太远，特别是小乘派，只承认“阿含经”是佛说，认为“大乘非佛说”，有趣的是，“大乘非佛说”这句话是大乘空总的创始人之一，被天台宗尊为天台印度初祖的龙树菩萨说的，当时龙树是小乘派的信徒，后来改信大乘，成为空宗的鼻祖。并且后来历代大乘僧团完全认可大乘经典是佛陀的教诲，小乘再有“意见”，跟胡适骂佛一样：没用。不过怪就怪在，胡适先生有的时候对禅宗佛教的理解和言语又很近乎情理的，比如他有名的一句话：“禅完全超越了人类理解的限域之外。因此，我们对于禅能说明的只是，它独一无二在于它的非理性或非人类逻辑理解所到之处”。本来嘛，不仅是禅，凡是宗教，既不属于哲学也不可能是科学，科学基本上是用怀疑来思考问题，用逻辑来推理问题；哲学则是用反思来思考问题和提出问题加以解答的，而宗教使用象征性语言，更多的是引导思维语言，引导你走向信仰。作为一个研究哲学的大师，胡适先生应该很清楚这一点，把理性等词语套在佛教上面是硬给驴头套上马嘴。唉！老先生诋毁佛教，禅宗，估计是他的无神论情结过于左右他的哲学逻辑思考能力了。
　　 说句老实话像胡子这样的大师还真是不少，唐德刚先生还举过一个例子：夏威夷大学的哲学教授张钟之告诉唐先生，曾遇见了一位来自台湾的相当有名的佛教法师，两人盘桓之余，得知这位法师居然不知道《景德传灯录》是个什么东西，这可把张教授吓得脸色发青。其实这位法师修行起来可能要比那些熟读《传灯录》的所谓学问僧要早成正果。唐先生接下来说道：“宗教和学术原本是两回事，做和尚就是做和尚（尤其是禅宗里的和尚），进涅盘就进涅盘。做和尚，进涅盘又不是读博士，考科举，要参加‘口试’，对付‘高考’，管他什么‘传灯录’、‘点灯录’呢。胡适先生要是明白这点，就不会对我们的大和尚和法师们那样恶言恶语了”。哈哈！胡适是清楚这一点的，他之所以要这样，我想，还是应了那句老话：有话不说，犹如骨鲠在喉。难受啊！
　　 不过讲句良心话，胡适先生比后来的那些“胡适们”要可爱，值得尊敬的多，“胡适们”是根本对宗教懵里懵懂的，尤其是对深奥的佛教教义一点兴趣也没有，基本上没有读过一本佛经，却常被他们自己也是半懂不懂的哲学名词弄的兴奋异常，人云亦云，捡来几句哲学话头，跟在胡适后面乱起哄。殊不知胡适先生虽然呵佛骂祖，却是地地道道的禅学研究大师，是脚踏实地的认真读经，考据研究，而且在佛教界人缘相当的好。自己在研究禅，骂禅的同时恐怕难免也在悟禅。罗素来华访问期间，一次演讲过后，几位中国学生问他：什么是真理？罗素对胡适说道，这样的问题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只能胡乱敷衍几句。胡适回答，可惜你没有听我讲禅宗的故事，不然，你就可以当面赏他们几个大嘴巴。胡适在这里显然是在说马祖道一禅师开创的，和临济宗提倡的峻烈的打骂结合的那种禅风，悟道的那“道”和“终极真理”一样，语言是难以表达的。两个巴掌挨了后，年轻人很可能会像那些苦行头陀一样恍然大悟。胡适先生是一位勤勉的学者，而且刚正不阿，拜他所赐，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历史和有趣的内幕。老先生的哲学研究其他方面当然也是硕果累累，就不是本文的讨论范围了。
　　 熊十力先生是研究哲学的大师，也是大儒，并被尊为新儒学的三祖之一。熊子引起争论的是他那个“新唯识论”。
　　 唯识论本来是佛教大乘有宗的立宗之本，起于印度大乘佛教的瑜伽行派，创始人是世亲和提婆，据说是从兜率天弥勒菩萨（未来之弥勒佛）那里听到了这个学说，并记录下来传世。唯识论构建了一个非常细致，完整的佛教宇宙生命观系统，认为一切由“识”决定，所谓第八识阿梨耶识的业报累积，决定了生命的轮回果报；认为一切皆由心生，心识的生起决定了“境”（物质世界）的有无（所谓“境由心生”）等等。同时也给出了如何才能修炼得到去掉污染的“识”，显露干净的“识”，从而成为罗汉，或佛的路径、方法（转识成智)。从唯识论的经典论述可以看出，虽然唯识论相较佛教其他宗派的哲学味道更浓厚，逻辑思辨性也更强（唯识宗继承了印度的古因明学说，在玄奘那里发挥到了无人能及的高度），但是它毕竟是佛教的经典，必须先有宗，才可能有教（教义），也就是说有了信仰，根据信仰，建立一套与信仰相符的理论，也就是教义。
　　 熊子是一位饱读儒道经典的大师，哲学修养亦非常高，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他自己的兴趣所在，导致他积极的思考宇宙生命的真谛，在众多的哲学派别、学说中，他必须找到一套能为自己所接受的理论来充实自己的思考，建立自己的思想，或者说是哲学体系。佛学是他多年所好，瑜伽行派的唯识观点和体系被他认可，觉得很符合自己构想中的那个宇宙生命系统，于是他创建了“新唯识论”。简单的说，熊子的这个“论”与印度唯识论确实有很多的差别，他在“论”的开头明宗篇就直截了当的说“宇宙本体非是离自心外在境界及非知识所引境界，唯是反求实证相应故”。也就是说，宇宙的本体不是自心的感受与由经验（知识）所看到决定的，而是与求证所看到的这么回事联系在一起的。理解起来有点绕人，一句话，物质世界与我们的感觉实际上是一回事，体用不二。他认为自己的对外境（物质世界）的体系与印度的唯识论有根本的不同，唯识论认为所谓“境不离识”是外境不离识的变现，而熊子自己的体系是，境与识是不可分割之真体。他用翕辟不二或变化来详尽的论述了这一条。另外，他认为旧唯识论以及佛教的根本“缘起说”只着眼于事物的相关联系，却忽视了事物本身的自动力。在这个层次，熊子进一步把自己的理论和旧唯识论加以区别和糅合，用翕辟的交相转变为动，即“翕以显群，辟以运翕”。翕辟来是易传里用得多的两个词，翕是开，辟是关闭，熊子借用了这两个词，赋予了新的意思。新唯识论的核心思想说到底就是熊子归纳的“体用不二”，也就是宇宙生命的物质世界与人的认识和能动性是一体的，是“相应”的，与旧唯识论的区别就是一个是分开，一个决定另一个。
　　 读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可以发现，其中绝大部分篇幅是在谈论“易”（大易），亦不是在论“易”，而是在大谈特谈由玄易得到的体会，甚至将不少卦象罗列在其中，用以证明自己的构建的体系。读完之后，你绝对不会感到自己是在读一篇新的佛教论述，而是进入了一个不同于儒释道，也不同于西洋哲学的理论体系中。可惜熊子再也没有将它进一步的细化，加以充实，仅停留在将“易”，“佛”，“儒”简单的糅合起来，在里面，你既可以看到儒家的心性说，又可以见到大量的研究玄易体会，而佛家的唯识只是像个“引子”一样，摆在前面而已，读来感觉是这个体系还相当粗糙。十力先生的这个“论”在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还是哲学界并没有引起重视，对此似乎感兴趣的学者并不多。但是问题却出在它的这个题目上：“新唯识论”，佛教大乘本来就有过唯识宗，作为宗派的唯识宗虽然不存在了，可是佛教界研究，推崇唯识学的还大有人在，熊子把本来是佛教的“专利产品”拿过来，经过一番内容改造，与原来的“佛说”大相径庭，并将唯识论中主要的部分：如何修炼，转识成智，跳出轮回，或成罗汉或成佛的理论完全剔除，加了一“新”字，成了一个四不像。和尚们不能答应了，于是诘难开始。争论主要是一个叫印顺（名字可能有误，我记不清了）的有名大和尚，写了一篇破新唯识论的文章，共有“六破”，指出了熊子理论中的六个谬误，熊子于是跟着写了“破破……”，你破我，我在你的破字前面加一个破字，来破你。争论大概内容是：一，熊的“三性”歪曲了旧唯识论中的三性说，熊破道：“佛家所言三性之性与吾上言本性之性字原不同义”，之后，熊子又引用了一大段孟子的话，看到没有，两人说的是两回事呢！皈依的和尚依据佛说来破，不是佛教徒而是儒家的熊子用亚圣孟子的来破破，每读到这里就要忍不住掩鼻“嗤嗤”；二，和尚认为佛教的“四智”说，是佛陀证得后的说法，熊子又来破之……一个是信佛的和尚在引经据典，一个是不信佛的大儒用哲学理论来反对这个“佛说”，这是又引起“嗤嗤”的地方；三，和尚说：“业报不虚，乃佛所建立”，熊破破道：“业力不随形尽……我的书不是专为业报论”，唉，真是要命！和尚在破“论”中说的业报歪曲，这是佛教的根本理论，而熊子的“新唯识论”不是佛教的“经纶”啊，关公出来战秦琼了，“嗤嗤”；四，关于“佛说集积名心”的问题，和尚举例《深密经》有明文论述，熊子破道，佛在当年是随机说法我们现在已经是佛灭后几千年了不必在文字上拘泥于经文，并比喻道，这好比“痴童观指不观月”，按理说这样的破破，如果是僧团内部的争论，可以认可，但是作为不是僧人的熊子这么说，就明显的是在强词夺理了；五，关于缘起说里面的转变说，聚集说，熊认为“观物以其理焉可也”，也就是说，他认为有点道理的可以留存，这明显的是熊子的“创作”，后面就是一大篇两人关于实证的辩论，哈哈，实证是只有僧人悟修炼悟道后得到，不知道不是僧人的熊子哪来这么大兴趣，还是要“嗤嗤”；六，和尚破道，熊居然在唯识论中“杂引‘易’、‘老’”和“儒语”……熊子不屑一顾的破破：破者“全无一点哲学常识，故迷谬至此”，哈哈，每读到这里，鄙人总要捧腹一番，熊子真是天真（跟胡子一样），来破你的是和尚啊，干吗要具备哲学常识呢？你讲的不合佛理，贫僧当然只能用佛说来破你，跟你的哲学一点关系也没有啊！而熊子呢，义愤填膺的对着虔诚的和尚高举‘易’、‘老’、‘儒’，反破破过去，这两家的争论好比两人怒目相对，摆开架势准备给对方一猛击，但是一个在往东挥拳，一个在朝西击掌，你来我往，究竟是老庄、孔孟学说正统呢，还是佛陀之说有用？有趣！
　　 王元化说他晚年自称“由佛入儒”，其实根据他流传于世的文章看出，他虽然于佛学造诣相当高，但从未从佛。说他“……自居儒家……泛滥于佛老，”是比较中肯的，最后“反求于六经”是必然的。
　　 熊子虽然固执，天真，却也和胡子一样是个刚正不阿的性情中人，据说文革期间，他胆大包天的在家门上贴一小纸条，上写：打倒唯物主义。不过他和陈寅恪等名家一样是受到特殊保护的，故而没有受到劫难。
　　 民国时期的一个谤佛、一个争佛的事情，动静大，因为牵涉的两个人物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人物，基本上却没有掀起波澜，是因为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东被两个天真的大人物戏弄了一番，读来虽然难免喷饭，却也从中窥到大师们的丰富学识和率真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