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坐落在渭北旱塬上的一个沟凹里，门前有一条由南向北流淌的小河。人是背靠土崖住着的，坡上是漫山遍野的刺槐树林。
　　
　　 [春天]
　　 在寒风料峭的时候，崖背上的迎春花开了。嫩黄的花儿，映入眼帘。对于飘落的雪花和刺骨的寒风，没有丝毫的畏惧。
　　 母亲把我揽在怀里，用手抚摸着我的头，看着昏暗朦胧的天空说：下过这一场，春天就要来了。我就成天爬在土炕上，瞪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盼望着雪过天晴。等不及了，就用手拉着母亲的衣角说：娘，天怎么还不放晴。
　　 母亲就笑：傻孩子，急啥？天一定会晴的，春天总会来的。
　　 说来也怪，春天说来就来了。首先是河两岸的柳条冒出了嫩嫩的芽儿。坡上零散的桃花开了，在丫丫叉叉的树枝中间，显得格外惹眼。
　　 大人们下地干活，剩下我们孩子，就满世界地疯跑。被大人骂得紧了，就三五个一起，提上笼子，在绿油油的麦田剜草。
　　 田里的播娘蒿、荠荠菜、麦和苹等，那时候没有除草剂，地里的杂草确实很多。我们在坡上塬下的麦田里溜达，看见草了，就弯腰挖一棵。等到日头西斜的时候，草笼子早都满了。
　　 实在没有事情可做了，就在地上挖一个拳头大的坑，拿一个鸡蛋大的石头，两个人一组，站在十米开外，往小坑里扔石头。如果哪个人扔不进去，就给扔进去的一把草。如果两个人都扔进去了，谁也不给谁给。我们管这种游戏叫丢草窝。有时候会输个笼子底儿朝天。
　　 这时候就撅起嘴，抬头看着太阳像个火红的圆球，在西边的山梁上晃悠了一下，就落下去了。村庄，田野，逐渐地变得模糊起来，夜幕降临了。
　　 回到家，已是掌灯时分。母亲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纺线，父亲坐在土炕吧嗒吧嗒地抽旱烟，浓浓的烟雾顺着窑洞壁弥漫开来。
　　 看见我提着空笼子，没精打采地进得门来。父亲就怒气冲冲地问：你剜的草哩。我吞吞吐吐，找不出合适的言辞来辩解。父亲就在炕沿上磕了磕烟锅，脱鞋准备收拾我。这时候，母亲就赶忙站起身来，把父亲隔到一边。
　　 你做啥呀？动不动就发驴脾气。母亲就把父亲推搡到土炕上。给我端出热腾腾的饭来。我也就吸里呼噜地猛吃一通，对父亲的责骂充耳不闻。
　　 等到风和日丽的时候，走到河滩。折一根柳条，拿在手里一扭，然后折断，把里头芯子抽出来，洁白洁白的。放在嘴里一啧，有一股很甜腻的味道，那时候水果糖很少，特别留恋那一种味道。再把扭出来的皮子用刀子割齐，做成柳笛，拿在手里郑重其事地说：喇叭不响笛子响，咯吱吱响。然后放在嘴里吹，柳笛便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孩子们脸上也便是满意的笑容。
　　 不知不觉，树上已经长满嫩绿的叶子。
　　 杏子花开了，我们便爬上山坡，在杏花里剥杏子吃。等到杏子长到大拇指大的时候，已经吃完了，杏树枝头已经没有了几颗杏子。
　　 大人们说，绿杏子吃多了会感冒发烧，土话方言就叫放牛。可孩子们谁管这个事情，偶尔有个头疼脑热，也就抵抗过去了。
　　 哪像现在的人金贵，动不动就挂吊钟，打液体。
　　 槐树花开的时候，漫山遍野都是，散发出芬芳甜美的味道。我便上到土坡上，摘一笼子槐树花。母亲倒在案板上拣净，放在锅里，撒上点白面，然后烧火闷，做成槐花闷饭。或者烙成槐花馍馍，味道香甜可口。在那个瓜菜代的年代，起码能吃饱肚子，让人觉得比过年还开心。
　　
　　 [夏天]
　　 早晨还光屁股在被窝里趴着，就听见三叔在门前的场子上大声呐喊：
　　 精屁眼，打板板，牛屎窝里晒暖暖。
　　 我就赶忙从被窝里爬出来，往门前的场子上跑。
　　 三叔套着牲口，拉着碌柱光场。人常说：碌柱后面是夏天。
　　 三叔的孩子比我小一岁，小名叫牛牛。一直跟在三叔的碌柱后面晃荡。冷不防被一泡牛屎给滑到了，绊了个四脚朝天，哇哇地大声哭。
　　 三叔就幸灾乐祸地放声大笑：白牛牛，起来早，一泡牛屎来滑到。
　　 场光完以后，气温也一天天高了起来，田野里的麦子也变成了黄灿灿的一片。
　　 孩子怕热，就背过大人，泥鳅一般一个个溜到河滩，跑到水里。
　　 在沙滩上挖一个脸盆大的坑，里边汩汩的渗出水来，水清澈见底。
　　 孩子们就脱光衣服，拿上笼子，扑腾到水里。站在满是水草的河边，把笼子放到水里，逆水在水草里向前一刮，就会捞上活蹦乱跳的小鱼。然后，上得岸来，把小鱼倒在挖好的水坑里。
　　 太阳已经升得老高，毒辣辣地照耀着大地。常言道，立夏遍地生火。热，成了夏天留在记忆中的唯一东西。
　　 我们在河里玩累了，就上岸来，趴在水坑边，看无忧无虑的鱼儿在水坑中游弋。它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和孩子们的恶作剧给他们带来的灭顶之灾。
　　 孩子们热了，就在河水里扑腾一下。如此周而复始地往复了几次，鱼儿便在水里不游动了，白白的肚皮露出了水面，鱼儿都死了，一个没有剩下。
　　 大伙都觉得晦气，失落。好端端的鱼儿，怎么会死呢？真有点不可思议。
　　 现在回想起来，孩子的残忍也是年幼无知，纯属一种天性的恶作剧。
　　 如今你如果跟着我夏天回一趟老家，看一眼家乡的小河，你就会觉得是惨不忍睹：河床里几乎没有生物，水也变得乌黑恶臭，河岸上的柳树也干枯死亡了。上游的工业区都把污水排放在了小河里，明朗的天空，清澈的活水，欢快的鱼儿，已经永远地定格在我们的记忆中。
　　 夏天，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就是五月端午。
　　 现在气候变得飘忽不定，过五月端午的时候，麦子还有黄。
　　 我记着小时候过五月端午，麦子已经黄透了，那时候没有收割机，全凭人割。算黄虫不停地叫唤：算黄算割，算黄算割。
　　 门前的场上，插上了防火，防盗，防事故的牌子，在大缸里盛满了水。
　　 三夏大忙季节，家里是没有闲人的。孩子们跟在地里拾麦穗。队里规定，拾一斤麦穗三分钱。一个收黄天过了，也能挣个三两块钱。
　　 等到割完麦子，第一场雨落下。我家门前土槐树上的铃铛就会响起来，父亲就对我说：去，领你拾麦子的钱吧。父亲是生产队长，说的话当然没错。
　　 我就飞也似的跑出门，来到队委会办公室的门前。熙熙嚷嚷的，大家伙都来了。我排上队以后，就焦急等待。等着会计叫名字，出纳发钱。
　　 领上几块钱，攥在手心，心理面怦怦直跳。拿回家交给母亲，母亲脸上露出舒心的微笑。孩子大了，能挣钱了，真不简单。父亲照旧一锅一锅地抽老旱烟，脸上没有一点表情。
　　 如今的孩子是很少参加地里劳动的，那些陈年旧事他们也不愿意听。现在的孩子是好吃懒做一族，除了伸手要钱，很少考虑钱是怎样来的。
　　 夏天在我的记忆中是很短暂的，地里的活路很多。碾场，种玉米，浇地。那年月很少风调雨顺，浇地是农活里不可缺少的项目。那时候讲天大旱，人大干。铁?头，二斤半，一挖挖到水晶殿，龙王见了直打颤，浇水浇水，我照办。那是一个人定胜天的年代，主席说得好：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
　　
　　 [冬天]
　　 如今，一个冬季都不冷，各种资料介绍说，地球变暖了，这确实是个不争的事实。那漫天飞舞的雪花在渭北旱塬上，乃至八百秦川也都很难见到了。所以在这个咋寒还暖的冬季，我就在脑海中搜寻记忆中的冬天。
　　 冬季好像很漫长，天灰蒙蒙的，西北风吹到人脸上像刀子割一般。三伯家的堂兄是我们兄弟当中的老大，他领我们兄弟几个，背上背篼，每人拿一个八号铁丝做的12个齿的大耙子，在崖顶的荒坡上蒌干枯配了的茅草。坡上洋槐树林的落叶早都被大人利用劳动之余蒌光了，或烧火做饭，或喂土炕。等学校放寒假的时候，坡上已经成了光秃秃的一片，裸露的树枝丫丫叉叉地暴露在天幕之下，遭受寒风的洗礼。我们把大耙子放在茅草上，人骑到上面，拉着在茅草上来回转圈，干枯的茅草就爬上了耙子，蒌满大耙子，我们就掏下来，放到背篼里去，如此反复，背篼就满了。然后就用脚踩，踩到离背篼口大概一尺左右就把背篼放倒，把最后搂来的茅草摆平码好，塞到背篼口，还美其名曰：把背篼旋起来了。这样折腾整整一个下午，我们才浩浩荡荡地抬着柴回家。我记着，背篼很重，压得人肩膀酸疼酸疼，实在撑不住了，就把大耙子的木把从裤裆中间塞过去，把背篼底支起来，人用手抬住耙子，拉在地上，咣当当地往前溜，这样压力就能缓解一点。
　　 一个冬季就这样天天熬着，实在满山遍野的没处弄柴禾了。小孩子们就聚在一起“斗鸡”，就是几个孩子分成两组，用手提住裤管，把一只脚抱起来，一只腿跳着用腿膝盖碰对方，谁先倒地就算失败。这样成天弄得浑身是土，跟个泥母猪一样，也会把裤裆扯烂。害得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每天晚上缝裤裆。母亲有时也会很生气的说：我就该不缝了，烂裤裆穿去。其实，母亲就是嘴硬心软。
　　 这时，父亲就抚摸着我的头，嘴里念叨：你说你这孩子，咋就这么费事呢？说完就装上一锅旱烟，“吧嗒”“吧嗒”地抽，弄得整个房间里烟雾缭绕。
　　 看着父亲悠闲抽烟，我就支楞起脑袋问：爸爸，天怎么就不下雪哩？
　　 父亲“哈哈”大笑说，睡吧，睡一觉，明早起来天就下雪了。
　　 说来也真的奇怪，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地便成了银装素裹的一片，漫山遍野的雪白得耀眼，让人觉得这个世界都清爽了好多。
　　 下雪了农业社不上工。大人们扫雪，娃娃伙就在场上滚雪球。先用手把雪拢到一块，踩瓷实，再用脚踢着滚。滚到大得滚不动了，就用铁铲削成个人的摸样，涂上眼睛、嘴巴，戴上个破草帽，看上去还蛮像一个稻草人。
　　 那个年代家穷，穿的也很单薄，好象也不觉得冷。不象如今，暖气、空调、电褥子，炮弹火炉烧的贼旺贼旺，虽然不下雪，人出门还是缩着脖子。
　　 其实嘴上说着，没有人真正关心气候变暖，温室效应。对地球资源掠夺性的开采，谁还管子孙后代的事情。
　　 我之所以经常在记忆中搜寻冬天，也许是我真的很担心，终归有一天雪花会成为我们记忆中的东西。